任不寐：十五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 ──从安田小说《天安门情人》谈起

启事：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举办六四征文活动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对筹委会表示，她很高兴地看到有如此多亲身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与市民公开站出来见证大屠杀。征文活动仍在继续，欢迎各界踊跃投稿，有关详情，可上www.global64.com查询，或电邮至[email protected]。

“六四”及其“份子”对北京来说是甚么呢？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多次谈到聂赫留多夫猎袋里的一只鸟──这是一只受伤而不死的鸟，它不断在猎袋里扑腾，使猎袋的主人一阵阵恼羞成怒，因怒成恨。事实上这是一群候鸟，每年春夏之交，他们会从世界各地在梦中飞向天安门广场，其鸣也哀。今年是第十五个春夏。加拿大温哥华有位作者叫安田，或者说流亡在海外的受伤而不死的鸟中的一只，从这年早春就开始的灵魂的故园之徙。我们是在空中相遇的，每个人怀揣着一堆象形文字，准备撒落在中南海光秃秃的头上。

我不认识安田，但通过他的小说《天安门情人》我们“认识”了。阅读是一次远隔大洋的交谈，因为对天安门十五年的共同牵念，由于这个共同的“情人”，由于作为这位卡吕普女神（荷马《奥德塞》）的共犯，我能为他的故事所感动。故事中的女主人翁在给孩子的信中说：“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妈妈等不到这一天了”；作者在结尾处感慨：“还记得，曾经的岁月悠悠，往事成空；曾经的壮怀激烈，烟消云散！”这些文字印证了一个令人绝望事实：我们已经老了，而我们关于十五年前的记忆却一天天年轻。

我试图寻求哲学上的能力穿透这种生命的荒谬，但悲凉却把我束缚在文学世界痛苦不堪……今年是“六四”十五周年的祭年。

无数流亡者从世界各地抬起花白的头发打算看天安门最后一眼。那里，埋葬了我们的青春和爱情，我们不过是天安门放逐的风筝，有一条线牵扯着我们的灵魂，十五年来夜夜勒痛心弦。

天安门是我们的十字架，是我们的主人，它决定着我们这十五年的所有命运和选择，这十五年的悲欢离合，背井离乡，全部可以在那里找到根源。

天安门是我们的情人，一个不会爱却因此被疯狂爱恋的情人，即使十五年之久，即使有所淡忘和放弃，都深刻表达着一代人苦恋的酸楚和无奈。

天安门是我们的羞耻，是我们的“哭墙”，它把全世界变成“逃城”，把自己民族中的一部份变成“犹太人”，却使这些流亡者面对世界为自己的国家无地自容。

天安门是我们的墓地，是民族的火葬场，是良心的行刑地；一个由刺刀戒严十五年的、不能放上鲜花的墓地，它埋葬着我们的情人、朋友、旗帜和帐篷，埋葬了“司马华”、“赵林”和“安娜”，埋葬着我们关于中国人之尊严的最后梦想。

天安门甚么也不是，它只是一块厚厚的城墙，一些冷冷的石头，它不相信正义，常识和眼泪，它只是焚烧献祭的香炉，假贵族发泄虚荣心的马桶，政治丑角建筑在尸体上的化装舞会……。

天安门是我们的宿命。我能想像得出，包括安田和我本人在内，我们这些天安门的流放者，在十五年旅程的尽头都会长长叹息一声：十五年了！然后却是长久的沉默。力量绝对地战胜了上帝，我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文字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我们真正的逃亡。

不过我打算区分一下“我”和“安田”之间逃亡的不同，或者说区分一下国内流亡和海外流亡的不同。最近我一直想详细回顾一下自己十五年来在大陆的遭遇，我想海外流亡的文字已经很多了，但内在流亡方面也许同样值得有人做见证。

海外流亡者是失去了祖国，而国内流亡者不仅失去了祖国，也成为法律上不受保护的人。海外流亡者的痛苦是异乡的文化隔绝，而国内流亡者的痛苦则主要是警察的骚扰。

但是我却每次动笔之际都停下来了。我缺乏文学记述的能力，也缺乏回首往事的勇气。所以应该感谢安田邀我关于撰写“书评”的盛意，它鼓励我顺着《天安门情人》鼓动起来的情绪返回“风雨仓黄的十五年”。

悲剧没有在1989年6月4日结束，也没有终止于国界在线。事实上那仅仅是开端。“六四之后”成为“六四惨案”的内在部份，并将后者延续下来了。

由于既得利益的自私、凶手的提心吊胆以及苏东巨变引发的大恐惧，“稳定”成为中国政治十五年来唯一的意识形态。1989年以后，中国当局为了用“稳定”压倒一切，警察部门被赋予了更大的特权，随着经费和人员的增加是整体素质的下降。

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绝对地进入了警察国家的行列，警察取代红卫兵和戒严部队统治了生活。换句话说，国家从那以后一直处于戒严状态，一场不断收紧的政治运动以法律的名义持续深化。

这是继“十年动乱”之后中国政治史上又一个黑暗时期，也许可以命名为“十五年乱动”：国家通过警察力量而不是群众运动有组织地进行政治迫害。在这十五年中，“六四分子”首先成为迫害的主要对象。大量的活跃人士被关进监狱，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判处重刑，有的死于刑罚。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稍有良心的人被边缘化。“市场化”运动加速了这一边缘化进程，其中一些人则卷入其中而参与了分肥运动。

这是一个权力领导着警察和资本共同统治的时代，因此良心成为国家的敌人和罪犯，同时也成为国家的经济项目：著名人士成为国家人质，而其它人则成为警察部门存在和要求经费的商业理由。

结果却糟透了：最高权力的政治目标是“稳定压倒一切”，结果由于经济学上的逻辑，“一切压倒了稳定”，特别是金钱利益压倒了政治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警察部门需要异议者甚于需要稳定。这一情况似乎直到2003年秋天才略有好转。

我是幸运的，我没有被关进监狱。1990年我到了海南谋生。我第一次和警察打交道是在一次“清除盲流”的运动中。那是一个晚上，海口警察把我和一些没有暂住证的人“收容”起来。交钱使我重获自由，但另一位朋友，他来自武汉大学法律系，由于1989年参与了当地的学生自治会，和女朋友一起被以“卖淫嫖娼”判处15天拘留。

我因政治问题和警察直接打交道是在1997年邓去世那几天。从那以后，我重新成为“重点人口”。1997年2月底，有关部门扣住了我的车子，并把我带到派出所进行盘问。我的手机和证件也被扣押。三天后我取回了自己的东西，但从此生活失去了安定。事实上我受到这一礼遇完全是有愧的，因为我从1990年开始一直与政治无涉。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盘查也许是全国的统一行动，邓去世被视为一个敏感时间，因此需要对敏感人士进行普查和警告。然而这场“重点人口”的普查工作给地方警察部门一个发现新项目的机会，我有理由相信自己因此为有关部门做出了经济贡献。可以想像150万元的经费申请下来了，增加人员、窃听和交通方面需要这些钱，尽管花不完。

大约半个月以后，我的司机被收审了。当地有关部门代表“祖国和人民”交给他一个“光荣任务”：监视任不寐并随时报告。我的司机是一个不满20岁的年轻人，他很害怕。由于他跟我的感情比较好，所以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提出辞职吧，但工资我还可以给你。过两天警察得知这个情况后对他大加训斥，“不同意辞职”，“否则随时让你打包上山（劳教）”。于是他又来找我。我说我开除你吧，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开除他的文件。他那这份文件给警察看，警察将文件撕碎摔在他的脸上，并让他“转告任不寐，我们就不信制服不了他！”

“制服”我的工作真的展开了，大约又一星期之后，我居住地的派出所给我妻子发了一份“拘传”我的通知。于是我如约前往指定地点接受警察的讯问。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讯”方式，警察发现我在注意这些细节后来就把现场转移了。我在那里待了7、8个小时。然后他们办好搜家手续在夜里到我家中进行搜查。他们翻遍了我所有的书籍和通信，包括机票和像片，并津津有味地阅读着我和妻子恋爱时候的通信。结果当然一无所获，因为本来也没有任何“反动材料”。

我在搜查令上签字的时候再次得罪了他们，因为我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搜家行动表示了抗议。然后他们再次把我从家中带走了。我记得我在楼下的时候看见妻子在阳台上哭泣，当时心情非常难过，也非常气愤。他们经请示最后允许我回家，我大约是深夜才返回家中。

那时候我的两个女儿还小，她们问我：爸爸，警察叔叔为甚么找你啊？！我对这个问题感慨万千，只是把她们楼在怀里默默无语。面对孩子的问题我常常有许多无奈，那天幼儿园还举行了“悼念邓爷爷”的活动，孩子问我：“爸爸，邓爷爷能上天堂吗？”

从那以后我的生意没有办法做了。但生活最大的改变则是我同意了妻子坚决要移民的计划。于是才有接下来我3年多妻离子散的痛苦。从1997年到1999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家人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我和妻子常常半夜起来透过窗帘查看着外边黑暗的世界，总感到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们。

记得有一天妻子说：楼对面正对着我们的那个房间里有人在注意我们。我留心了几天也发现情况异常：那个房间晚上总不开灯，但一直有人在吸烟。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习以为常了。我后来看到苏联人写的《见证──肖斯塔克维奇回忆录》、《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两本书，对这种监视政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但人们不会知道，监视究竟要花多少钱，并且监视到甚么样的程度。赫鲁晓夫说：他们把纳税人的钱浪费在听别人放屁这些卑鄙的事情上了。“稳定”是不计较成本的，何况不是计入自己的经济成本──相反，它是利益最大化或权力最大化的生产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别人知道他们的监视工作，有时候甚至炫耀这种特权，炫耀他们对别人私生活的了如指掌。有一次“负责我”的警察给我妻子打电话，问我的新手机号码是多少。更明显的是此后每次和警察遭遇他们都警告我：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完全掌握！中国人缺乏罪恶感，因为人们以耻为荣。

现在也没有完全想明白，究竟是甚么原因国家毫无根据地把我又变成了流亡者？这是一种“安全悖论”：由于缺乏安全感，国家视所有人为罪犯；由于监管，人们被逼迫重新记忆起六四，甚至成为真正的异议者；而由于被迫害者同时成为监管部门的经济项目，这一返回政治的过程由于迫害持续升级将不断加强。尽管我“无辜受禄”，但我仍然觉得愧对家人。

由于警察的不断骚扰甚至连我妻子也不太相信我了：你真的甚么也没干，那么为甚么警察要找你？我对这种疑问只能是百口莫辩。

我想起1989年下半年“清查”期间的一段往事，一个从里面出来的同学质问我：我们都进去了，你为甚么不进去？最近几年由于创办“不寐之夜”网站，不断有人问我：你怎么会没有事情呢？言外之意是你怎么还没“进去”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坚称我在说谎：“他绝对没有遭遇警察的骚扰，他只是吹牛；警察要是注意他，他太太怎么能移民？”我想在这里统一回答一下这类问题：你们去问警察，我不知道。

1999年是“六四”十周年。我预感到这一年会给有关部门“制服”我提供新的机会。大约四月中旬，有关部门到广州《南风窗》杂志社调查我的情况，起因是4月2日我在北京主持了一次民营经济研讨会，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党内老知识份子，如李锐、李慎之、吴像、吴明瑜、孙长江等。这次会议从哪一角度上说都是合法的，甚至也不是敏感的。调查的唯一结果是我失去了《南风窗》杂志社驻京记者这一工作，当然也失去了为该杂志写稿的自由。

这一年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5-8使馆事件期间，我住在北京大学的招待所里，有一天有人破门而入，随后他们就退出去了。我想这仅仅是一次警告（后来在首都机场警察证实了这一点）。第二件事情是8月份我在内蒙古参加“草原之夏笔会”，我在宾馆的房间再次被警察闯入，值得庆幸的是我不在房间里，我的几个朋友在那里“遇见”了他们。

我到现在也不清楚那次警察行动是针对我的，还是主要针对来参加会议的宋永毅先生的。我和宋先生没有住在一起。他从内蒙回京后被逮捕入狱。

1999年最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六月五日的首都机场。6月4日晚上深夜两点左右（请记住警察在深夜行动这一习惯及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警察猛烈地敲开了我在中国南方某处的住宅，理由是“查户口”。对真实的理由大家是心照不宣的。警察搜遍了我住宅所有的角落，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因为本来仍然一无所有。

看得出，这次他们非常失望，因为本来是有备而来。他们甚至到阳台去查看，到杂货室去查看。然后我再次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再次接受“姓名、年龄、性别”等老一套讯问。我从派出所出来天已经微亮了。我再没有感慨，只是以苦笑来自嘲。我匆忙赶往机场，因为6月5日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商务谈判。结果在当地机场，还不死心的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多时了。我被带到警务室，全身和行李再次被翻个遍，甚至连鞋子都脱下来查看过了。他们很失望。我终于上了飞机。我打算喘口气了。我还是太乐观了。

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飞机停稳后，空姐突然通知“各位旅客拿着身份证排队下飞机”。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说，是找我的，我先下。我第一个走下舷梯，看见地面上有一辆警车，如临大敌地站着四五个警察。他们一见到我就围上来，四个人分别抓住我的骼膊，不动声色地对我说：任先生，我们找你谈点事。我被推上警车。我看见飞机上的旅客透过窗口目睹了这一幕。这很像电影里的情节，我一时还不能确认这就是生活，而我自己是主角。看见他们“富有斗争经验”的表情我就想笑，我心里屡次想说的是“至于嘛！”直到他们呵斥我“不许嘻皮笑脸”。

我被带到机场候机楼的一个会议室里，一场穷凶极恶的审判开始了。我的每一件东西都被捏碎一般拆开查看，但折腾半天仍然一无所获。因为本来一无所有。他们同时不断用“很专业”的方式追问我来京的目的，无论我如何说是来开会，他们坚持我在说谎。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跟南方“举报”我的警察部门通电话。

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的态度也开始转变──这是经典的──从“坦白从宽”转到“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最后转到“我们交个朋友”。我的姿势也相应地得到了解放：从勒令蹲在地上到靠墙站着，最后可以在会议桌前“平起平坐”。显然，他们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显然是南方有人谎报军情。这一点我比他们知道得早。但他们意识到抓错了并没有马上让我恢复自由，而是打算在我身上找到某种“回报”以慰辛劳。

他们要求我写悔过书，以便向上面邀功。这时候我天性中的幽默感又起了作用，我背写了“忏悔宣言”（我“六四”十周年准备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段落交给了他们──事实上十年来我对自己面对“六四”悲剧的无所作为和屡次“无功受审”确实一直深感惭愧，确实需要忏悔；而当时我刚刚接触基督教信仰，我想上帝是叫他们来教训我的。之后他们“盛情”挽留我在机场过一个晚上。

和我同睡或监视我的是两个年轻的警察，一位富有“敌人意识”，让我想起红小兵式的警惕综合症和自以为是。我一直觉得他的清秀和暴虐之间存在审美上的冲突，也许是国家教育使这两者取得了和谐。另一位刚刚做爸爸，很善良的样子，对我也很友好。我当时想到自己的女儿不免有所伤感：爸爸和爸爸之间在中国的距离是如此遥远。两个警察聊着买菜和装修的事情，我被放在一边，仿佛我和他们不属于一个人类。

这种感慨我在清查的时候也有过：那天“清查办”里一位漂亮女士和那里的男人们打情骂俏，聊着“今天晚上看电影”等话题，没有人在乎“嫌疑犯”在旁的感受，没有人在乎他即将面临的死活、自由与否以及他的妻子、母亲和孩子的悲苦。索尔任尼琴说，这些人没有血液，他们体内流淌着的只是一种稀薄的液体，没有一点一星的人类同情心。人被消灭，被审查的人被视为异形或家俱，而审查者因为幸存或幸免者，特别是因为成为那些可怜虫命运主宰者而堕落为具有优越感的石头。

第二天我被送上飞机，他们从我的口袋里拿出钱“帮”我买了机票，并警告我三点：第一，不要和南方的警察说首都机场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怕被同行嘲笑吗）；第二、近期不要到北京，“我们会一直监视你”。第三，不要抗议，抗议也无效。

我当时也非常想回家去看看很久不见的女儿，因此我基本上没有“抗议”地上了飞机。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又发生了：我被交给空警“照顾”，由于我过于疲劳（大体上三天没有睡过）心脏病发作，这位空警一边照看我一边责问我：你为甚么要练法轮功呢？显然，这是北京的警察跟他交代的我的“罪状”──这是他们当时能编造出的唯一的“合法理由”。

但这不是我唯一一次被警察诬陷为法轮功分子（读者会明白我在人权上对这些气功人士的同情和尊敬）。2003年秋天我陪同一位老先生到四川考察，同时去了解李思怡案件。在成都和几位朋友见面，整个过程一直有警察陪同。（此前在北京，我和余杰、路昆以及路透社记者的一次会谈，也遭受了同样的“陪同”）但令人难堪的是，有人接下来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是法轮功分子，因此让他们离我远点。

作为基督徒，我得感谢上帝，这些污蔑仅仅是权宜之计，还没有上升为正式迫害。也许上帝通过这些诬陷在提醒我：那些可怜的人们在遭遇更大的不幸。这个提醒没有结束。

1999年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了学术研究和写作生活。事实上是有关部门帮助我回归于自己的文字事业。从本质上讲，我自己决非一个对政治有热情的人，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出色的作者。1989年来，由于谋生我暂时放弃了写作和阅读，但监视使我无法继续商业工作了。

谁都知道，在中国有“政治问题”的人几乎没有办法从事任何社会工作和经济工作。即使警察不关照你，人们也会疏远你。坦率地说，我现在得感激这一转变。1999年5月北京反美运动给我强烈的震撼。我觉得这十年的教育政策犯下了严重的罪过。因此我“上岸”的第一个文化项目就是策划和编辑一套新的语文课本。这个工作在2002年全部完成了。

接下来我开始创办“不寐之夜”文化网站，此前，有一个叫“思想的境界”网站被关闭，我打算在网络自由上表现出更大的勇气。“不寐之夜”使我重新成为“稳定”要整肃的对象。“不寐之夜”也株连了一些支持它的朋友。

2002年春天，网络警察第一次关闭了“不寐之夜”网站，几天后，他们敲开了我在北京办公室的房门。我和一位朋友被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盘问。离开住所的时候我带了棉衣和必要的生活用品，警察则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不需要待很久”。这次“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是任不寐，“不寐之夜”是我创办的，我负责。于是谈话的效率大为提高，剩下的问题就是：“不寐之夜”是否违法。他们问：不违法吗？我回答：不违法。他们问：你为甚么批评朱熔基总理？我回答：我为甚么不能批评朱熔基总理？他们问：你是否相信我们有权力不让你出去探亲？我回答：我相信。他们问：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处理你？我回答：不知道。

大约六个小时后我们获得了自由，但我的身份证被扣留，同时通知我们不许离开北京要接受调查。然而祸不单行。当天晚上，我去宾馆看一位做生意的的朋友。他原来在天津有一个法律纠纷，已经解决了。但天津警察部门“忘记”了从网上撤销他的材料，结果被北京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擒获”。我也在场，便一同被“专政”到派出所。

当警察证实了事情的真相后我再一次体会了“由蹲到站到坐”这一转变，但他们却不打算立即放我。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当时有一位警察从地上捡起一份法轮功的传单，坚持说是我带来的。可能是由于他们最后跟北京政保大队联系确认我的身份之后（我的身份证在他们那里），才不再继续这种诬陷了。显然，他们是在给误抓找一个理由。我当天晚上就在派出所的一个会议室里度过的。我是这里唯一比较自由、比较受“优待”的人。

那里还有三十多个民工一样的人，这些“孙志刚”们都被手拷拷在座位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误抓”进来的。看守是一位年轻人，他因为能够控制别人上厕所的自由而得意洋洋。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觉到中国社会底层的黑暗。地狱，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像的。那几天正是耶稣蒙难日。我从内心深处感谢神呼召我以这种方式参与他的受难。我在夜里一遍一遍地祷告：为警察的心不再钢硬，为中国早日认罪悔改……。

我第二天中午离开派出所，警察委婉地表示了歉意并警告我不要谈论这次遭遇。接下来几天是网络警察对“不寐之夜”上的所有档案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不寐之夜’上的文章不违法，但你能否不再写了？”警察还表示：“你的文章很多我们也赞成，但你有意见可以给人大、政协写信嘛”。事情似乎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但是过两天房东却赶我搬家（尽管合同没有到期），物业管理处也多次催促。他们说，有人告诉他们，我是来自加拿大的特务，不能让我住在这里。这个新的谎言几乎把我自己都吓倒了。我能理解他们的恐惧，于是我只能尽快离开住所……。

我再一次无家可归了。自从2000年底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国以后，我一直有无家可归之感。我一直四处奔波，形单影只。我在想孩子的时候常常后悔把他们送出去，但每当我遭遇黑暗的时候又庆幸他们到底离开了中国──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不适合孩子居住。

事实上，1997年以来，六一儿童节我从来没有和孩子一起度过，因为我担心“六四”前夕警察在孩子面前骚扰我。我现在仍然无法跟孩子解释我们之间的分离以及我迟迟不能出国的真实原因。三年来，中国有关部门一直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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