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科长的冷眼审视下，我来回踱步，思想疾速地飞驰。然而那时头脑并不混乱，反而条理越来越清晰，结论越来越肯定。我清楚地意识到，对目前的状态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必须正视这种可能，我最终也许会抵抗不住。对此需要事先知道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我把可能遭受连累的线索逐一排列，从每条线索一步步往下推，连累可能延伸到多远，会带来多少伤害。一个代价的表格逐渐形成，一边是一系列与我密切相关的人，他们或者受指控，或者被捕入狱，或者是断送前程，而表格的另一边，只有我一个。
怎么来衡量这种代价？
其实不要说一系列，哪怕只有一个亲近者陷入危难，问我是否愿意交换，我也不会说不。记得早年一次和女友在黄土高原行车，卡车在冰雪路面爬坡时突然打滑溜车，我跳下车想找石头挤住车轮，可是遍地只有黄土没有石头。卡车在光滑如镜的路面上载着女友和司机滑向路边几十米的深沟。那时我闪出一个念头－－只有腿可以代替石头，一瞬间我真生出了把腿伸到车轮下的冲动，幸运的是卡车突然改变了下滑的方向，最终撞到了路另一侧的土坡上停住。因此那闪念究竟只是个冲动还是真会成为行动也就没能得到检验。但是现在可能坠下沟去的是一群人，不是因为冰雪路面，是因为我，我的冲动该是什么呢？
我的确产生了冲动－－就是去死。
自杀！
只要我死了，所有的线索就会中断，正在编织的罗网就会失去目标，指控和举证就都无法进行，所有可能被我连累的人就都得到了解脱。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这样的结果，值得不值得？
收支表显示得非常清楚－－值得！
我要这样做，当然并非完全是“献身”，其中很大成分是为我自己。即使是现在，我也不能断定哪一种成分占的份额更大一些。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懦弱，即使不想正视也不可回避。我无法克服失去自由的恐惧，因此就没有战胜对手的勇气和信心。所谓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那时最恐惧的的确就是我的恐惧。我恐惧自己会因为恐惧而成为“叛徒”，而且恐惧地相信自己逃不脱恐惧的结果。如果是那样，即使换来了自由，那种自由也已腐烂变质。即使回到熟悉的世界，目睹朋友受我所累的结果，承受人人指着脊梁的屈辱，那样的自由和生命又有什么价值？
那种生，不如死。
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一些很小的声音在表达另外的意见。有的提醒我，母亲怎么办？她中年承受丈夫自杀，怎么忍心老年又让她承受儿子自杀？但那声音很快被排除。只是为了不让母亲在晚年时光奔波新疆监狱承受“探视”之苦，我的一了百了对她也是一种仁慈。还有一个声音在说，你的逐层递选制呢？个人荣辱对历史算得了什么？如果你的目标是想影响历史，个人即使受胯下之辱也是小事一桩。那声音速度更快地被甩在一旁，一个人如果失去尊严，他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他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改变世界和影响历史呢？！
这时有办案的人从外面回来，他们进了对面房间，把房门关上，也许是开始研究怎么对我进行最后突破。这次可能是认为我就要缴械了，因此对我放松了警惕，没有留人看守我。
这可是一个机会。我突然对执行刚刚的决定变得急不可待，心里认定必须马上就动手！现在回想，那种急迫感也是出于恐惧。从保证自杀成功的角度出发，最佳时机肯定不是当时，而是深夜。只消再挺几个小时，深夜就会来临，那时看守者落入梦乡，从容一些，有足够的时间做完足够的事。然而我太害怕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把握，我怕自己挺不到深夜，万一在深夜来临之前就被“突破”了呢？万一对失去自由的恐惧战胜了对成为叛徒的恐惧呢？那时再死就晚了，死也成了白死！你就连保持尊严的唯一手段都丧失了，而只能成为永恒的屈辱者！所以，要死就得马上死，现在就死，才是死得及时，才能死得有价！
一旦横下心，我感到激动，同时又升出些伤感。我知道一旦死了，我这些想法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对我的死，唯一说法只会是安全机构的解释－－无疑是些最庸俗的故事，或是吓破了胆自杀，或是怕间谍罪行暴露而畏罪自杀。人们开始还会议论一下，很快就会忘掉，这样的人不值得记忆。我把目光看向虚空，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感到一直信奉的唯物主义多么无所依托，也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希望宇宙中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并且主宰。我盼望神无所不在的眼睛此刻正在看着我，神能知道我这样选择是为了什么，而且能把对我的理解溶进他的慈悲，溶入宇宙的永恒。
我本来还有写下一点什么的愿望，实在不甘心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世界。可是转念又觉得顾不上了，必须争分夺秒，否则一旦他们出来，就有完不成死的可能。我先把平时从不允许关的房门关上，把插在门外锁孔里的钥匙拔下，再从里面锁上门，那样即便他们发现，打开门也得多费一些时间。以我的死法，多那点时间可能就够了。
我找出平时不太戴的近视镜，掰下一个镜片，精心地放在脚下，用恰到好处的力量踩破。对比两块玻璃残片，我选出了大小、刃口都更合适的一块。然后用手指压脖子左侧，我知道那里应该有一根动脉，只要把它割断，几分钟内体内的血就可以一喷而光。然而平时对此只有一个概念，真到找的时候却怎么也摸不到应该存在的动脉跳动。不过我很快就放弃了寻找，顶多割的距离长一些，总会割得到动脉。
我留了比较大的余量开始动手，第一下玻璃没有扎进去，力量不够。第二下用的是猛劲，皮肤很轻易就被扎破，玻璃片插进脖子里面。手指碰到了翻开的皮肤，感觉到温热的血涌出。那时没有疼痛的感觉，好像割的不是我自己，是在给别人做手术。好，需要开始横向移动，去割动脉。一方面头脑异常清醒，如同工程师在进行技术操作，同时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似乎看见父亲正在向我召唤。父亲死于文革，被定为自杀，一直有人为他辩护说是被杀，但我完全相信父亲有可能会在那黑暗的年代选择自杀。世上的生物只有人会自杀，因为只有人会追求活的尊严。从这个角度看，自杀不是耻辱，而是人性的光荣！
正在这时，房门轰然洞开。开车的祁师傅瞪大眼睛一步跨进。后来我一直想不明白，当时他为什么没有遇到门锁的障碍？我清清楚楚记得锁上了门，怎么会被他一推就开。只要他再晚进来一秒钟，我的整个操作就会如期完成，因为只要割断了动脉，即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把我送进医院，我身体里的血也会早流得一滴不剩。我想象我那时的模样肯定吓着了祁师傅，他惊悸地问我在做什么，我一边向他微笑，一边用玻璃片的刃口加快去割脖子里面的血脉。他狂叫着扑上来抓我的手，其他人也都随之冲过来扑向我。我马上就被压倒在下面。那时天旋地转，宇宙的能量在一齐爆炸。我喊叫“我不做一摊狗屎活着”！那话是想给世界留下一个声音，也可以算作理智层面的最后一步操作。然而我的内心却是在向黑夜的星空软弱地哀号，上帝啊，请给我勇气吧！
(16)：在医院
据说我只割断了静脉，离动脉还差一点点距离，因此失掉的血可能不是很多。对于我拒绝输血，医生也没有坚持。我被送进医院里急救后，新疆安全厅来了很多人。审讯时一直躲在幕后的那位维吾尔族处长（无意中被我看见一次）这回也走到了前台，对我表现得关怀备至。还有更为神秘的人，带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口罩过来看我，再无声无语地消失。
我亲切地感受着医院那种人间气氛。一位女医生的臂膀让我觉得无限温柔，她托着我的头为我上药。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在德国见过的训鹰姑娘。鹰站在姑娘的手臂上是不是也能感受这种温柔？医院使我彻底放松，感到安全，因为医院里不再会有审讯，我也无需再经受担心成为叛徒的恐惧。听到医生对杨科长说我至少要住一个星期才能出院，我心里甚至浮出了感激的喜悦。
我被安排住进一个所谓的高干病房。便衣警察们四人一班轮换看守我，防止我再次自杀。其实没有必要，只要我不是感到时间那样紧迫，怎么肯付出生命的代价？住院使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缓冲时间。面对接连不断的审讯，被审问者最缺乏的就是时间，因为想出一套能够应对审讯的说法不可能就事论事，必须有全盘斟酌和整体思考。审讯者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总是在开始阶段进行密集轰炸式的审问，让被审者没有时间思考整体性的自圆其说。而针对每个具体问题的隐瞒，一定会在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互印证中显出漏洞和破绽，只要审问者不断对那些漏洞与破绽发起进攻，被审者就会认识到靠编造难以过关，从而失去抵抗意志，最终全盘招供－－那就是审讯者所称的心理防线崩溃。他们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就是因为害怕心理防线可能发生崩溃而决定自杀的。自杀虽然未成，却给了我加固心理防线的时间。住院时，每天从早到晚，我得以从容地疏理思路，看着天花板一点一点地回忆、思考和编织。我要织出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没有任何破绽，经得起任何审问，既能开脱我自己，又能不连累任何人。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获得信心，就能同时对付恐惧失去自由和恐惧成为叛徒的双重恐惧，也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必要。
这是一种斗争，我在头脑中反复模拟可能进行的审问，所有的角度，每一步挑剔和对最小细节的求证都不能忽略。我动用全部智力想象审讯者可能对我施展的各种手段，我必须在那些手段面前能做到左右逢源，经得住考验而不被击破。那是一种非常繁重的智力工作，需要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往往在好不容易编织起一片时，一个细节的无法衔接就导致前功尽弃。这种庞大的工程常常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有时甚至对能不能做成产生怀疑。
自杀使我得到了缓冲时间，不过那也使我在审讯者心目中加深了可疑。如果不是有什么重大隐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因此得到缓冲的同时也增加了我需要面对的压力。我要给他们一个为何自杀的解释解除他们的怀疑。于是我告诉他们那是因为我的心理发生了崩溃。这种解释没有错，如果我的心理坚强，就没有必要用自杀的方式躲避心理崩溃，因此这种惧怕崩溃本身也应该算是一种崩溃。不过我还是要给他们一些“导向”，让他们感觉我有文人的懦弱和神经质，情绪容易失控，这样可以比较容易地解释自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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