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被迫害致死后不久，母亲又被污陷为叛徒，被批斗，遭毒打，可怜当时我只有十岁，看到满街的大字报，还有一些孩子在身后骂狗崽子，心里的悲苦真是难以言表。在深秋的一个晚上，月黑风高，母亲又被揪斗。我自己一人在家里饥饿难忍，望着窗外黑洞洞夜空，吓得心里直发抖。就跑去母亲单位，当时批斗会正在进行，有一个胖胖的妇女在台上发言，好象是忆苦思甜，台人的人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台上一呼台下百应。然后有几个人上前将母亲揪下台来，我眼睁睁看着母亲被那伙人打倒在地，拳打脚踢，我冲上前去，在旁边边哭边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有两个人转过身来就给我两巴掌，边追边打，打得我口鼻流血，跑回家去。深夜母亲挣扎着回到家里我为她擦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头上的血肿块象鸡蛋那些大。背上腰上的血肿都变成黑紫色连成一片。母亲被批斗后，被勒令与一些先前已被清理出来的阶级异已分子一起劳动改造。早上六点钟，天还黑漆漆的时候就出门，晚上十点多点才进家。有时我实在太困了支持不住，就独自睡去，母亲回来后不顾自己的劳累和伤痛，还要给我准备第二天的饭食，怕我饿着。有一天，中午回家，见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嘴唇直哆嗦，手上包着厚厚的绷带，渗出斑斑血迹。原来母亲在打毡机上递毡子的时候，实在太累了，头晕眼花，一不留神，食指和中指被机器连皮带肉刮了一层，直露出了骨头。就是伤成这样，那些人也只准她在家休息了四五天，又逼她去劳动改造，并对医生说这是个反革命家属，还是个叛徒，双料的阶级敌人，不能让她太舒服了。就是这样，每次我放学回家，还是能见到母亲为我做的饭，用一个盆扣在桌子上。想想母爱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后来回想这段时光，母亲说那次在被那伙人毒打的时候，弯着腰，看见地上有一块砧铁，尖头正冲着自己，她当时悲愤交加，血往上涌，正想一头撞上去，正好听见我的哭喊声，就立即冷静下来了，马上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硬硬地挺过了拳头，扫帚和三角带混合在一起的毒打，那以后不管是受到多么残酷地折磨，再也没动过这个念头。我是因为有母亲才能生存下来，母亲也是因为有我才顽强地挺过了这场难以忍受的劫难。到了71年9.13事件之后，父母的问题逐步得到澄清，但还留下了个尾巴，说是属于敌我矛盾，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作为冤假错案得到彻底平反。
但是我在母亲的督促甚至逼迫下考上大学,毕业又成家立业并搬进新家后不久，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母亲看着我吃完饭，又到阳台上浇完花后，躺在沙发上溘然长逝，虽然是心肌哽塞,但脸色十分安祥，象睡过去一样，这天正好是我父亲的忌日9月18日。我知道，母亲的心已经操碎了，这些年是硬挺着过来的，现在她终于放心地走了。
过去我常有一事萦绕心头，百思不得其解。父亲生前为人谦和、谨言慎行，乐于助人，因而人缘很好，又下得一手好棋，交了不少人棋友。我小时候曾坐在他腿上看他与同事下棋，大家相处甚洽。但被揪出来后，平时与他交好的同事唯恐划不清线，纷纷贴出大字报无中生有地进行揭发批判。母亲为人更是善良到有些迂腐的地步，他们平时与任何人都是一团和气、绝无仇隙，为什么那些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同事竞能对他们下如此毒手，那些打人的凶手也不是些青面缭牙的怪物，是些普普通通的干部，我小时还曾经叫过他们叔叔大姨，怎么一夜之间能将反目成仇,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呢。如今终于想明白了，看来也不能全怪那些人，是那个灭绝人性的年代，使人们丧失了人性，激发起了人内心深处潜在的兽性。一但某个人被宣布为阶级敌人，那么，他或她已经不再是人了，人人得而殊之，而不用承担法律和道义上的后果和谴责，而且还显得自己对毛主席忠心耿耿，革命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这是那个年代人们的一种自我表现形式和自我保护的措施啊。文革中毛的两条语录成了人们行使暴力的理论依据。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另一条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象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虽然这几句话不是文革中说的，但确实对文革中人们的行为起了一种导向作用。
这段历史我埋在心里很多年，当年伤痕文学兴起的时候，我还在大学读书，学语言文学专业，但是这块伤痕我实在不愿意去揭，没有写什么。甚至后来对儿子也没有说过，因为我的少年时代如此凄惨，心里的创伤多少年不能平复，我不愿意让今天的孩子心里留下阴影，种下仇恨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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