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节，山雨欲来风满楼，反“右”前夕，我应约写给广东省湛江市《湛江日报》的鸣放文章《社会拾零》已被诬为大毒草印发全市机关单位，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我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于是，赶紧携两个由我监护的未成年的侄儿杨爱涛(右)和杨漠涛(左)作分别前合影留念。两个侄儿的父母杨锡右和朱素丹(我的亲哥嫂)早已蒙冤被打成“四类分子”，分别在广州郊区农村和故乡化州农村被监督劳动改造，无力抚养他们自己的两个儿子，无奈只好交由我监护。而我现在又自身难保，叔侄两代人都面临前途茫茫、吉凶未卜的厄运，此时为叔这苦衷，年幼无知的侄儿焉知？不久，我便被打成“右派”，年方2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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