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费改革就是爲了减轻农民负担
陈桂棣介绍说，他和他的夫人春桃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他是九岁离开的农村，春桃是十一岁离开的农村。他们的亲戚都在农村，所以逢年过节都回农村。因爲有几件事情触动了他们，所以他们决定写以“三农问题”为题材的报告文学。“我们是农民的孩子。写“三农”，也就是写我们自己的事。”
据联合报报道，作者在引言写道，“一次，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家，全家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块钱就过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的那几年”；“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的摊派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还是住在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连屋瓦都买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九四、九五年陈桂棣夫妇拿到了三个涉农案中的其中两个──丁作明案和王营村案的材料，这两个案件让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他们越来越发现农村的穷困和压在农民身上的沈重负担，于是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 “看到的远比写到的严重”
于是陈桂棣夫妇以记录大陆农村税费改革和推行的过程为主，花了三年时间在安徽、河南、河北等农村进行调查采访。
《中国农民调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文章开篇讲了三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一千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
据中国时报报道，书中还透露，虽然中共中央政府对农民的税费负担有明文规范，但是，要钱的地方小干部却巧立名目、苛捐杂税：养一头猪，要交钱；盖房子，要交钱；种粮之外又种花生，要交钱；添了拖拉机，要交钱。除此之外，干部喜事丧事乃至添儿添孙，农民也会被迫出钱。交不了钱，就会有吆三喝四的收粮队上门扒粮、搬柜、牵牲口。此外，书中也列举了若干农村干部如何弄虚作假的实例。
江泽民九八年视察小岗村就爲一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为一九七八年农民首先自行农村改革的著名地方，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后，这个农村仍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但是爲了迎接江泽民，小岗村突然改天换地：新盖一所小学；建造一座自来水塔；县委、县政府为家家户户住房刷上涂料；又为每家每户建造卫生厕所；“大包干”的展览馆也平地而起；村支部的办公室，也装修美化；家家户户还装上了电话，不收费；全村设计出了四十套新房子；一条四公里的水泥路两边光秃秃，县林业局自筹资金从百里之外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趁夜抢运，当天入土，种得整齐漂亮。
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
然而陈桂棣却感叹道：“我们看到的远远比我们写的严重。我觉得文学写到这个程度，就很难让城市人民理解了。现实的复杂原因，有时候不是作品能反映的。”
● 来自对立面的压力
《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吴春桃
新闻周刊报道，春桃告诉记者，她已经戒烟四年了，但是因爲最近压力太大，她又开始抽烟了。这种压力来自与对立面，因爲他们的书所披露的事情很多都是批评，已经招致一些领导的不满，现在临泉县县委书记已经把他们告上法院，说他们侵犯了名誉权。她还表示，这本书曾经三次改稿，担心某一点分寸把握不好，会造成不必要的大麻烦。只要把自己的立场表达出来，书中的很多措辞都尽量婉转。
“公开跳出来的人，我们不怕。可背后隐藏着什么，这让我们担心。我的孩子还很小，现在，我们把他送走了。我舍不得他，但我要保护他。” 春桃向记者表达了她的忧虑，“我们已经得罪不少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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