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之后，孙小虹的仕途起点并不高。他进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开始做起。由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院长到院长，孙一步步走了上来。
但是，从“默默无闻”的一般干部到领导岗位，孙小虹“用的时间特别短”，云南的一位法官说。一九九一年三月，孙出任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四十一岁就官居副厅级。
虽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不过，在云南法院系统，很少有人对孙的神速提拔提出异议。事实上，他在昆明中院口碑相当不错。
一九九八年二月，孙小虹由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升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副厅级直升副省级，属于典型的“破格提拔”。
此时，四十七岁的孙小虹走到了仕途的最高点，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高级法院院长、二级大法官。
当时，云南有一宗重大案件，即红塔烟草（集团）董事长褚时健的贪污受贿案。褚时健由于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不批烟给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被江泽民“秋后算账”，要判其死刑。另外，他又把包括薄一波在内的权贵们要烟的批条留，因而权贵们要杀人灭口，民间估计褚必死无疑。此案由云南省高级法院审理。
孙小虹走马上任之后，刚刚碰到此案件。由于褚与孙父孙雨亭有交情，而孙父又洞悉其中冤情，故劝阻儿子为虎作伥。所以，在“权贵皆欲杀”的压力下，孙主持下的云南高级法院仍以“证据不充分”，不予确认褚贪污一千一百五十六万美元的指控，将褚判无期徒刑，让其逃过一死。
不过，这样一来，孙小虹却得罪了江泽民和众多权贵，他们把一宗旧账翻了上来。
一九九八年三月，孙小虹带领一班人到滇西四个地州进行考察。在到达考察的最后一站｜德宏州的第二天，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孙小虹从瑞丽口岸出境，到缅甸观光，在缅甸车商黄某经营的汽车市场，孙看中了一辆配有“红牌”的墨绿色丰田三四○○越野吉普车，经亲自试开并与黄某谈价，认为车很好，价钱也不贵，当即决定要买两辆。
所谓“红牌”，是云南省政府为方便外国客商在中国边境贸易和客货运，由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给“外籍商务自用车辆”的一种黑底红字的临时性边境牌照。“红牌”车只能在德宏州境内使用，严禁转让、倒卖，违者以走私论处。
对于这些规定，身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孙小虹应该很清楚，但他并不在意。一方面他请在场的德宏州领导帮忙将“红牌”换成德宏州的普通民用号牌“蓝牌”，一方面用手机联系了他的老部下昆明中院院长，商定由昆明中院出钱，买两部丰田三四○○，省高院一部，市中院一部，并让中院立即派人带钱和司机到德宏具体办理购车事宜。
第二天，昆明中院按孙小虹的指示派人携款九十万元赶到德宏，用中院账外诉讼费用支付了两辆车的车款共计八十四万五千元。随后，到德宏交警支队车管所以德宏中院的名义借出两副“蓝牌”，挂上后将车开回昆明中院挑选了一辆并开回省高院。
一九九八年六月，云南省工商局、省打私办、省交警总队在对进口汽车进行清查的过程中，认定这两辆车属“无合法手续的进口汽车”。九月，省高院和昆明中院分别向有关部门支付了四万六千八百元的罚款后，正式办理了两辆越野车以孙小虹的名义申领了云南省省级领导专用车号牌。
事后，经海关核算，两部车偷逃税款共计六十三万七千元。国家海关总署随后认定：孙小虹从境外购买进口汽车的行为属走私行为。
一九九九年初，刚审完褚时健案没多久，江泽民就派出中纪委调查组到云南调查孙小虹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七日，孙小虹被撤销党内职务，后来，又撤去了云南高级法院院长的职务。
在中共官场，类似孙小虹这种情况的太多了。如果真的要处理，中纪委恐怕再扩充十倍也不够。只要去查一查那些公车，合法买进的根本没有几部。机关的走私车被查到，一般是罚款了事，很少有主管干部赔上仕途的。
孙小虹被罢官后，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几个月，二○○○年，到中国贸易促进会云南分会当会长。
二○○二年十一月，江泽民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孙小虹开始东山再起。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云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厅局级官员的任免名单，孙小虹被任命为外经贸厅厅长。
2004年2月前哨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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