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在给记者的信中说：“在来日的大军中，我不算幸运的。我从成田机场直接到了日本农村，这里没有人烟，更不要谈灯红酒绿了。来日本时好友对我说，‘如果不好，就去红灯区’。遗憾的是，我住的地方不要说红灯区，连路灯也没有。像我一样的中国姑娘在日本还有很多，不少人把婚姻的不幸都归结于日本如何不好，其实我觉得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个人文化素质的差异才是重要因素……”
黄玲的信令记者感到了一位中国姑娘的坦诚，而这种坦诚正是出于对同是中国人的信任。于是记者决定去看看她。
家住寂静深山
黄玲的家在茨城县山区的绪川村，我们从东京一路北上，跑了3个多钟头才到达绪川村附近。当时已是傍晚时分，黄玲在一家小店旁迎接我们。黄玲的家是一幢二层小楼，透过院落里的灯光，隐约见到屋前是一片农田，背面是山坡。黄玲家的家具、沙发都是从中国运来的，据说加上运费，比在日本买也便宜不了多少。黄玲说： “每天看到中国家具心里就踏实。”
黄玲的丈夫叫关昭市，为人厚道，对黄玲也很敬重。黄玲说：“他什么都好，就是话少，不会应酬。”
“天堂梦”碎了
黄玲远嫁日本纯属偶然，她与昭市是经人介绍相识的，见了两次面就同意了婚事。谈到初来日本时的心情，黄玲说：“当我乘坐的飞机腾空而起时，我就觉得自己是在向着天堂飞。”在这之前，她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榻榻米、木屐、和服、樱花和富士山，还有丰田汽车和松下家电，听到的也全是日本富人每家都有花园、游泳池之类的话。“所以当有人给我提亲，说对方是日本人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时候对黄玲来说，结婚对象什么样子并不重要，能去日本生活才是最大的心愿。
当飞机在成田机场着陆时，她幻想中的“天堂”实实在在落到了地上。出了机场，黄玲坐上未婚夫驾驶的汽车，向着要开始新生活的绪川村出发。一路上，蓝天绿树、车流如水，但她梦想的高耸入云的大厦却没有出现，车也渐渐驶入山区。更让黄玲失望的是，在家门口迎接她的竟是背弯得几乎贴地、身材瘦小的公婆和身残的兄长。那一刻，黄玲的梦碎了。
与月亮对话
国际婚姻中最难逾越的屏障是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差异。黄玲说，国际婚姻与一般婚姻一样，要维系，必须以心换心。
黄玲来到丈夫家的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丈夫已经上班去了。不知过了多久，黄玲走出屋，看见婆婆神色不安地立在门口，看来她已守候了很久。婆婆边向黄玲打招呼，边深深鞠了一躬。黄玲愣住了。因为在中国，深鞠躬包含着很深的敬意，更没有长辈向晚辈鞠躬的。平生没有受过鞠躬礼的黄玲一阵慌乱，不知如何应对。她回忆说：“那天，婆婆向我做了个‘你想吃什么’的手势，我指了指放在桌上的牛奶，她把牛奶递给我，然后拿起电话，又向奶场订了第二天的奶。就是这个动作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家对我的疼爱，也让我下定决心，今后就在这个家过下去了。”
习俗相异，语言不通，这种情况下，人总会下意识地依靠大自然解闷。刚来日本时，月亮是黄玲的一大寄托。她说她最爱看月亮，因为在日本，只有月亮是和中国一样的。她喜欢每晚和月亮对话，以至成了习惯改都改不掉。
幸福靠自己争取
到日本10多年，黄玲做过许多工作：在巧克力加工厂、高尔夫球场打过工,做过牙科和接骨院护士的助手，还在公民馆教日本太太们做四川菜等等。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见了一个从中国来的朋友，并用久违的中国话把以前无法表达的感情痛痛快快地向那人倒了出来。那人劝她：“这儿是日本，你不能老和中国比。有一句话叫‘住久了就是天堂’，你要学会放松自己。”这番话对黄玲触动很大，她想到自己生于四川，而四川菜早就越过国境，受到日本和世界各国大众的喜爱。于是，她在自己家附近开了个“四川菜教室”。从此，她与日本朋友的交往增多了，从他们那儿也学会了日本的饮食和礼仪，品出了生活的乐趣。后来，黄玲又介绍自己的姐姐和日本人结了婚。姐妹俩共同开了个医疗保健所，很受日本人欢迎。
光阴似箭，一晃黄玲来日本10年了。生育她的民族给了她善良的本性，她也在异国获得了亲情。现在，黄玲在做家务之余，还接待来日本访问的中国团体，生活紧张充实，她也因此受到过日本大臣的接见。黄玲说，她就像一块压缩饼干，在短短几年里，将别人一生要经历的东西接受和消化了。黄玲说：“我很希望我的经历能让在国际婚姻中感到窒息的人得到一点启发，或许换一个思维方式，更容易让自己在异国他乡生活下来，比以前快乐一点。”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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