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香港开埠以来仅见的百万大游行，惊涛裂岸；十四年后，香江风云再起，七一大游行人数按龙头龙尾计算为五十万，但大量中途加入游行队伍的市民未计算在内，实际人数当在六十余万之谱。换言之，十分之一的香港人都走上了街头。七一之后，连日风驰云走，民情政情，一波三折，如同一套情节跌岩的港产剧。不消说，特区政府在此役败得丢盔弃甲。董建华对23条立法作出三项修正，仍未挽回颓势，面对民意汹汹，立法会里的保皇联盟分崩离析；恶形恶状的保安局长叶刘淑仪被迫辞职；被廉政公署立案调查的财政司长梁锦松辞职…当日在陈方安生去后曾弹冠相庆的董家班，眼见是树未倒而猢狲先散矣。紧接着，中国外交部驻港专员也被撤换，香港这轮七月风暴迄今仍然风球高悬，何时平息，尚未见分晓。
香港这场磅礴的盛夏风暴，契机起于23条，而远因早种，无庸赘言，只因港府六年来均深得中央恩宠而顾盼自雄，不知自己已成了“政治负资产”而已。七一 石破天惊，众官相顾惶然，非民选政府与民意之隔膜，此为深刻教训。直至七 一 大游行前一刻，港府和北京中央政府都以为反对者只是“一 小撮”人，结果令他们大跌眼镜，恍然之际，局势已非。按说香港之言路、民间社会、自由媒体等就算六年来一 再“自律”，仍远比大陆开放，如此密集而明确的信息，董家班与中联办为何严重误判？说到底，这是心智问题。集权机制一 贯拒绝不利于自己的“杂音”，他们的视网膜和耳膜被一 大群“御前行走”精心护卫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些黄马褂家臣勤勉于事，“内参”源源不绝地上达天庭，于是，董建华和廖晖都得出结论：“反中乱港”的民主派，经六年“唱衰”之余，已耗尽了自己的道德资源！香港现状固然欠佳，但民主派把一 切都政治化，香港市民是反感的……诸如此类。有此假想的前提，董建华早在两个月前，就在立法会与民主派撕破脸，直斥李柱铭等无所不用其极地咒骂了他六年，“你继续骂吧”。他又指民主派不能“与时并进”，“早晚会被时代抛弃”。董建华此番舌战群儒之后，就断然勾销了和民主派议员的定期沟通，正式分道扬镳。
董家班与中联办出于同样的形势误判，认定刀条立法乃轻骑坦道，民主派的鼓噪实为螳臂挡车。直到“七一”前夕，媒体的民意调查表明受访者的18％都将上街抗议，如果它真实地反映所有香港人的意愿，那么将会是又一轮百万大游行！但无论如何，它比黄马褂们提供的数据更接近事实。须知董建华被告知，顶多三万余人啸聚街头，疥癣之疾而已。中联办亦然，他们的情报渠道判定董建华的民望尚未低到如此程度，况且温家宝总理来港，亲口承诺中港经贸更上层楼！这是一封丰厚的“大利是”，港人应该喜出望外，感恩戴德。
六载民怨如江河决堤
殊不知七 一 当日，六载民怨如江河决堤，狮子山下，人海沸腾，令观看电视直播的温家宝（在深圳）及董建华殊感震惊。一众京官港官均看错了棋，自然满盘落索。其后，政情急转直下，保皇联盟的田北俊暨自由党临阵倒戈；连亲共政党民建联的曾铉成也看风使舵，先是道歉，后又放言考虑辞职（后又改口）；而先走一步的则是叶刘淑仪和梁锦松；之后是谁？
或闻人言：自由党的反水对运程急挫的董建华有“落井下石”之嫌，倒也不无道理。其实香港政坛面临的重组之局，田北俊的确是个“摘桃子”的角色。他星夜上京奏本，带回来一句话：北京对刀条立法“没有期限”，此言一出，董公遂坠落深渊，成了政治帐簿上的“负资产”特首。尽管英文《中国日报》香港版推出文章，酷似一九八九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但该文尚未划上御笔朱批以表明是中央立息旨。毕竟香港政局已风云变色，23条暂时通不过了，连董的气数也日薄西山，北京唯有隐忍不发，以观其变。
田北俊是否力挽狂澜的“英雄”或至少是识时务的“俊杰”？其实真正挽狂澜于既倒的是香港人民，包括一切在体制内和体制外联合抗争的社会力量，民主派、天主教会、大律师公会、自由媒体…当然，自由党最后也站在这行列当中。
笔者素来钦佩坐言吉起行，言必信，行必果的民主派，他们是鲁迅笔下的用肩膀扛住黑暗的闸门的一群仁人志士。董建华之所谓“不能与时并进”和“早晚会被时代抛弃”的话，留给他自己倒是最合适不过了。
自由要靠民主制度保证
又闻论者立言：民主派在七一 大游行之后，未能见好就收，有“赶狗人穷巷”之嫌，过于激进的诉求恐于广大市民脱节。问题是民主派的诉求哪一条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和基本法？他们在七月九日晚发起五万人的烛光静坐，要求还政于民，落实普选。须知特区首长和立法会由普选产生，是写入基本法的原则，港府独厚刀条，而弃普选条款，确实令人齿冷。加之非民选的港府施政六年来乏善可陈，更凸显民主派的诉求理直气壮。
说到底，香港今岁的“七一风暴”，是一 个享有自由的公民社会必然发生的事件。香港的管治班子固然是委任制（以前是英国委任，现在是中国委任），但香港的运转体制承袭的是英国殖民统治的规矩方圆，香港公民的自由在殖民时期得到充份保障。但英国人没有建立民主机制，在有足够的个人自由的前提下，香港人的民主意识一 贯滞后，并不觉得民主政治有多重要。然而基本法23条恰恰成了一个契机，因为它要收回港人已有的自由，港人在抗争的过程中渐渐觉悟，自由是要靠民主来保证的。当自由受到权力者侵害时，他们必须有自己的方法途径渠道去发出民间的声音，光靠游行、静坐、集会等“街头政治”行为，以求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够的，而且归根到底是不行的。一个社会要安全运转，便要让人民享有公器与公权，民意能影响政府。民主机制才是自由赖以扎根的土壤。有了成熟的民主机制，政府权力得到制衡，自由才能和平地得到制度性的保障。香港要长治久安，舍此别无他途。
香港“七一风暴”的启迪
从香港推及中国大陆，更能证明这一条铁律。一些盲目的“爱国者”抒情入骨地赞颂大陆的进步，赞颂大陆人民“自由度”的日益增加。莫非SARS瘟疫、辽阳工运领袖的“颠覆罪”、不锈钢老鼠刘荻案、孙志刚命案、新青年学会的“颠覆国家”案……：都是“政治文明”的徽记？诚然，当下的大陆和严酷的文革年代相比，确有云泥之别。然而大陆人民享有的有限“自由”，是恩赐的自由，它没有法律和制度保障。即便如此，这种有限而且是恩赐的自由，离香港人已有的、被英国人恩赐的自由还差得甚远。于今连香港人也觉得这种自由受到莫大的威胁，必须争取民主去确保他们的自由，中国人民如何选择自己在二十一 世纪的生存方式？这便是香港七一 风暴给世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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