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万人，尽管只是香港人口的百分一，但排除了那些出门旅行的，北上消费的，进马场的，早已定有其他计划的，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加上见到游行队伍而拍手支持的路人，在小巴上伸出头来表达支持游行者的意向的乘客，那么有意要站出来表达反对为二十三条立法的人就更多了。
尤其是，参加游行的市民，不是要抗议某桩已经发生的具体的事，比如北京的学运；也不是要抗议某桩将要发生及会影响到本身权益的事，比如公务员抗议减薪。参加游行的，只是要抗议一项“立法”，而这项“立法”的谘询文件就有一大本，内容复杂而枯燥，过去市民中有多少人会关心立法？怎么这次竟会有这么多人关心？这么多人抗议？但，六万多人参加抗议游行了。
参加游行者所抗议的，不是立即、直接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比如影响自己的工作、就业、综援、福利、居留权等等，而是人权、自由这种比较抽象的东西。即使在专权国家，被控以叛国、煽动、颠覆等罪名的人仍是极少数。而从立法，到执行法律，到出现案例，还是相当遥远的事，六万市民为甚么关心这抽象而又遥远的事，但是，他们还是参加了。
二十三条即使立了法，还要看它如何实施。即使实施，也未必实施在自己身上。而目前，在经济低迷之下，每个人最关心、最急的还是负资产和失业的威胁。报上每天报道有人吃别人的剩饭，有人抢别人的手机为了买奶粉哺儿，大家都急、忙、焦虑自己的生活，谁还会去管二十三条立法这么非迫切的事？饭都没得吃，谁理会自由？然而，就是有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把个人的经济困恼摆一边，去关心整个社会的自由与人权。
六万名游行者，足以使香港人引以为傲。因为他们把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凌驾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之上。因为他们向中国大陆以至某些亚洲国家示范：人不是只求温饱、过猪一样的生活就满足的。人需要自由、人权，并由此而得到人的尊严。二十三条立法谘询文件出台时，董建华说“绝对不会减少香港市民现有的自由与人权”。但数以万计的市民清楚表明，他们不是这么理解。因此，董伯要检讨了。在强大的示威声音面前，梁爱诗说，是否要出白纸草案谘询公众，要由保安局决定。叶刘淑仪说，一切由行政会议决定。左推右挡的结果，看来最后要由董伯拍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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