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很多罪恶都是同胞互相报复、互相残害的杰作。一些留学人员也曾经写文章揭露，在很多情况下，国外害中国人的凶手，不是外国歹徒，也不是外国黑社会组织，而是我们同胞自己，被害者的交往甚密的挚友。国外一女华侨被害，绑架并杀害他的人竟是借给他钱的华侨朋友。前些时间，南方一大公司总裁全家被害。凶手竟然是总裁同村的村民，他儿子的同窗好友。
鲁迅说过：“暴君治下的臣民，其实比暴君还暴。”一个暴君治下的民族，如果暴君不去虐待和摧残他的臣民，那简直就会天下大乱；而暴君治下的臣民不去用暴民的手段对付他的同胞和统治者，更是天理难容。压迫和恐惧，是培养暴民最好的土壤和温床，只要一天存在着压迫和摧残，暴民的恐怖就一天也不会停止，暴民哲学和理论就永远不会销声匿迹。中国传统文化里虽然暴君一再强调明民众明哲保身，希望臣民一天天地堕落着、沉默着。可是，他们那里知道臣民沉默的结果，是一天天地潜移默化着暴君的残暴，并不断地把暴君政治转化为暴民哲学和行为。
柏杨说：“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么做出这种下流的事？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
翻开历史，整中国人最狠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统治阶级欺压、愚弄百姓，百姓反其倒而行之。一部封建史，无疑是自己整自己同胞的历史。中国人得势时热衷于借统治者的力量构陷和残害自己身边的人，失势者往往借外族或外国势力报复和残害自己的同事和领导。有人统计，文革期间同胞被迫害致死的比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杀害的还多。如此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肯定不会有如此悲惨的结果。蒋介石之所以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日本人来了他可以当草头王或汉奸，如果共产党得到天下，他恐怕连当草头王或汉奸的资格也没有了。
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残暴而不知道残暴，所以，外族或外国势力总能借助同胞的力量铲除我们的抵抗力量。满清入关时，满族的大人小孩加起来还不及中国正规军的人多，是我们的军队引满清入关，并充当镇压同胞的先锋军。抗战期间的很多战争，不是我们跟日本人较量，而是我们自己互相围剿。占领以后，日本人跟中国人的战争，很多时间也是在日伪军和中国军队之间进行。前些时间，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其实，中国根本用不着计划生育，只要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用人民群众斗人民群众方式解决人口问题比什么都快。”话虽反动，但却道出了国人的劣根的一面。
战争之后，在中国整人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性被摧残怠尽。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象文化大革命如此巨大的摧残人性的浩劫。旧的文化流毒非但没有动摇，传统的流毒又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一次次整人运动的结果，荼毒生命不说，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浩劫。人的品德一天天堕落着，而一天又一天地发扬光大和无限膨胀着。
人性堕落和膨胀，是中国人的劣根。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奴性的病毒扩散的结果，使得膨胀的人性到时侯非显现出来不可。9月14日南京暴民投毒造成4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9月16日晚上，陕西省西安市暴民有制造了“春天歌舞厅”爆炸，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较重。联想到去年广州、石家庄等多起爆炸声不绝与耳，似乎古代关羽、武松、李逵之类“英雄”，层出不穷。要不是和平年代，谁敢说他们不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英雄”。
柏杨说：“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人可以容忍外国富翁盖摩天大楼，却不能容忍自己的邻居或亲朋住房超过自己；人可以把国家财产增给外国人，却不容忍自己同胞的兼并。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的心态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中国企业私有化进程中，很多企业工人宁肯把企业垮掉，也决不把企业转让或卖给他们的管理者。这种心态，自然跟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有关，但管理者责任更是根本原因。统治者的独裁、残暴是产生暴民文化的总根子，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暴民文化源源流长，不断翻新，并具有了新时代膨胀的特征
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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