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域的三大困惑
首先，在大陆改革的政治领域，至少有三大课题使人困惑。第一是八九民运与中共政权寿命的关系。著名的中外学者在“六四”事件后大都预测中共的末日指日可待，但竟然在此十二年之后，为甚么中共仍然能够安然执政？流行的解释是，邓小平运用了“用金钱和腐败买稳定”的战略，但问题是为甚么“六四”后的中共，还有可能用金钱和腐败买稳定？为甚么“热爱”民主的中国人民，能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赎买”？尤其是，为甚么用金钱买来的稳定，能够持续如此之久？
第二是腐败与动乱的关系。权力腐败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政治危机的导火线，但为甚么遍地腐败的大陆并不见改朝换代？而且学者们大都认同，腐败的根源是政治的专制和媒体的不自由，但问题是民主的菲律宾、印度和南韩，其腐败的程度也是举世震惊。于是，学者们开始探索大陆的腐败是否与政治专制没有必然联系？而且是否东方文化孕育下的腐败，并不一定阻碍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西方标准的搞腐败，在东方也许是搞关系？东西方的腐败定义，是否需要双重标准？
第三是中共领导集团的政治分类问题。西方学界大都习惯运用线性思维，将中共领导集团分为一条直线上的左右两极。例如，在八十年代，人们将中共领导集团分为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与陈云为首的保守派，但是，一旦邓小平与陈云联手镇压八九民运，就将这种线性区分逼到了尴尬的境地。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又将李鹏划为保守派首领，将朱熔基归为改革派大将。但当朱熔基表态支持镇压法轮功之后，又使这种分类变得苍白无力。尤其是面对一大批腐败份子，如陈希同等，八九民运前有人将他评价为改革派，因为他确实为北京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在八九民运中，他尽全力镇压学生运动，所以主流媒体又将他归为保守派。于是，在政治光谱上，如何定位无处不在的腐败集团，就为中国问题的专家们留下了一堆困惑。很显然，严肃的学者开始摒弃保守派改革两极的分类，但又难以提出精确概括大陆领导集团的分类方法。
如何评价中国的权力资本经济
除了政治研究领域，大陆改革的经济研究领域也同样出现许多困惑。其一，如何评价大陆的权力资本经济？多数东西方学者认为，事物的发展必有共同的终点和目标，任何不符合基本常识和共同规范的“奇怪”或“独特”的现象，必然是暂时的和过渡的，而且认定大陆改革与西方社会的发展必定是殊途同归。所以，对于大陆的权力资本经济，多数人断定这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暂时现象，其最终方向必然是市场经济。但是，许多事实已经证明，权力与资本、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形态，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更难断定它的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市场经济，因为它的本质是垅断的和排他的，所以在根本上，它是反市场经济的。
其二，如何评价在大陆出现的有成效、但无规则的经济体制“怪胎”？例如，介于西方股份制与大陆集体所有制之间的股份合作制、介于土地私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土地承包制、以及介于乡村工业和城市工业之间的乡镇企业，尤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典的教科书向来认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就不应有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则不可能在典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存。但这种将车轮做成方形的尝试，却在大陆魔术般地成为现实。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体制“怪胎”是过渡的经济形态，还是独立的经济常态？
中国大陆外逃资金与经济发展
其三，如何评价大陆的外逃资金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众所周知，大陆权力资本家们的资产不是重新投资国内的产业，而是大量转移国外。据统计，一九九七年，中国大陆的外逃资金是三百六十四点七四亿美元，时至二○○○年，外逃资本猛增到四百八十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大陆的投资额才四百零七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国外的资金也不是再行产业投资，而是进行消极储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学、以及购房消费，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来源都是非法和不正当的，由于大陆实行了储蓄名实制，相当程度上堵住了黑钱的流通，于是逼迫大批“灰色资产”外逃。
由于资金持有者无法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只关心短期的消费，不关心长期的投资，所以，大陆的经济正在重蹈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将大量资金挥霍于消费领域，而没有及时地转化为企业资本，其后果就导致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迅速衰落，而当时英国及时将资本原始积累投入产业发展，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是，既然大陆的资金出多于进，为甚么在全世界经济出现萧条的二○○一年，大陆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够高达百分之七以上？这似乎又挑战了外资是推动经济发展重要动力的经济学理论。
社会领域的令人费解现象
最后，不仅大陆的政治、经济领域挑战了流行的西方理论，而且大陆改革的社会领域更是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
一是大陆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问题。按照西方的经典理论，中产阶级向来是一个追求独立、民主的社会阶层，但在大陆的民营资本家却以依附权力为荣，并强烈反对大陆的民主化进程。例如，大陆的所谓中产阶级中的中共党员比例不断上升，一九九三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百分之十三点一，到二○○○年已高达百分之十九点八。可以预见，一旦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付诸实施，中产阶级的中共党员比例有可能超过三分之一。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大多维护现行的政治体制，强烈要求江泽民继续在位，成为政治权力的寄生阶层，因为它们发财的源泉与特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们希望自己血本所投资的政商关系能够最大程度地延续，改朝换代就意味着一切需要从头开始。
二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动荡的关系。根据一般的经济常识，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期望值增加，必然对社会现状不满，加上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的犯罪率也必然上升。所以，根据东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旦超过八百美元，就开始进入了社会动乱频发的动荡期，而大陆在四年前就达到了这一危险指标。另外，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一旦超过零点四三，就超过了全社会大动荡的警戒线，而大陆的基尼系数已高达零点四五八，为甚么就是不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工人暴动和军队兵变？与此相关的是有关大陆三年饥荒的研究，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为甚么中国饿死近四千万人，竟然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当时民众所承受的痛苦指数远远超过当年的陈胜、吴广。
于是，学者们有理由困惑，是经典的教科书错了，还是中国大陆确是一个“异数”，自外于世界潮流和国际规范？或者人们还需要等待，等待大陆未来发展的现实来证明经典教科书的正确？但学者的使命是针对现实，去解释事实，并由此创造新的理论，而不是用事实去迁就现成的理论。
总之，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猜想”不仅困扰西方学术界，也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探索。笔者希望上述困惑能够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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