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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城市，即使是在世界經濟上有著重要地位的大城市，一樣可以遭到同樣的命運。不必摧毀這個大城市的建築物，不必殺害這個大城市中的任何一個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來，這個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樣，但是只要令這個大城市原來的優點消失，就可以令這個大城市毀滅、死亡。而這樣做，可以只出自幾個人愚蠢的言語和行動。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圖上，但只是一具軀殼，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當你看到、聽到這段話時，你想到的是今日的香港，還是上海，抑或是世界上的其他大城市？
這段話摘自香港作家倪匡，1983年出版的科幻預言小說《追龍》。36年後，也就是2019年，香港發生「反送中」事件，百萬港人走向街頭抗議，警察暴力清場、濫捕抗議民眾，《國安法》通過後，很多港人不得不揮淚離開這座曾讓他們感到自由、安全、溫馨的城市。曾經的「東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購物天堂」，似乎已成了香港人昨夜遙不可及的夢。
這種情況下，倪匡坦承，他筆下的「東方大城市」講的就是香港。倪匡創作這部小説期間，中英正在談判香港的前途問題，許多港人對於香港的未來充滿焦慮。那時的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是全球最安全、富裕、繁榮和生活高水平的城市之一，香港把華人的智慧與西方社會制度的優勢合二為一，以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以及完善的法治聞名於世。
時間來到了2022年，人們發現，倪匡筆下的「東方大城市」，是「清零防疫」政策下被封城的上海。一位外國精英納爾遜的「封城日記」記錄說：「上海這個地方從來都是喧鬧的，任何時候都有自行車、汽車、飛機、人、生活，從不沉默。但現在，一切都安靜了。今晚是滿月，非常安靜，你可以聽到十幾層樓下的『大白們』的腳步聲，和『刷刷』的動作聲。這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地區，和其它富裕地區一樣，很多上海富人都有一個關鍵的身份象徵——擁有一隻甚至幾隻寵物狗。夜晚，我坐在露臺上，寂靜的夜突然被打破，讓我非常吃驚。飢餓的貓和狗發出恐懼之聲，令人毛骨悚然。」
在2022年的人間四月天，「中國夢」顯得太「魔幻」，在上海這座中國首屈一指的大城市裏，無分貧富階級、明星平民，同樣面臨物資匱乏的窘境，盛世餓死人、醫院門外病死人、嬰兒集中隔離的情節，並不來自於倪匡的科幻小説。不過，倪匡在40年前的小説《追龍》中，早已指出禍首：「這樣做，可以只出自幾個人愚蠢的言語和行動。僅僅只是幾個人狂悖無知的決定，就可以令得一個大城市徹底被毀。」
時隔3年，上海人終於對香港人發出了理解之聲：「懂你，香港人，半懂吧，只是說，我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實實在在，第一次能感受到以前香港人為何反抗如此激烈」；「在這個初夏的夜晚，上海的年輕人們短暫地和香港的同齡人們實現了跨時空的共情」。
其實，把上海人和香港人連接起來的，不僅是慘痛的事實，要説現實中跨越時空的見證者，最典型的一位，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用小説「預言」現實的才子作家——倪匡。他生於上海、長於上海、逃往香港，已經87歲高齡的他，是中國大地一個世紀變遷的親歷者，是大陸本土從自由的中華民國，走向中共紅色恐怖專政的見證者。
倪匡是香港知名的作家、編劇、節目主持人，他出版過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作品，包括《衛斯理系列》、《原振俠系列》、《女黑俠木蘭花系列》等。此外，倪匡也創作了超過300多個電影劇本，被譽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1935年，倪匡在上海出生，當時正值中華民國的黃金十年時期，上海是繼紐約、倫敦、巴黎後世界第四大城市，被譽為「東方巴黎」。 上海為甚麼能贏得這樣的讚譽呢？主要是因為上海的城市規劃受了法租界的影響。巴黎良好的城市規劃和美輪美奐的歐式建築，讓她成為世界標誌城市。路易十四時期，在塞納河右岸建成了主要的大型建築和主要街道，如：香榭麗舍大街、盧浮宮、路易大帝廣場、宮廷廣場等。拿破崙時期再建成凱旋門、星形廣場等公共建築。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租界要在上海打造一片齊整的「東方巴黎」，所有新建房屋，在式樣上統一採用歐式建築風格，講究藝術性，磚石結構，每戶要有樓前小花園。悠悠思南路，綽約風姿生，在法蘭西的浪漫情懷下，上海著名的思南路，一到夏天，便成了綠色的走廊，密密的樹葉，清涼的風，不僅是法國人的思鄉夢，也是上海人的故鄉夢。
倪匡從小在上海長大，自從從大陸逃到香港後來，再也沒有回過自己家鄉。為甚麽，因為他對中共早已徹底失望。可是曾經的倪匡，年少時的倪匡，並不是這樣。年輕時的倪匡，嚮往共產黨平等、均富的理想，他坦誠，自己曾被共產黨迷住了，全部中國人都被它迷住了。
「你看共產黨由最初成立至建立全國政權，用了不足30年工夫。如果得不到中國大多數人民擁護，它是不會成功的。當時以為中國從此有希望，但參加工作後，一看才知和想像不一樣。」
「中國有一本書是收集了1945年共產黨的言論集，說明為甚麼要反對一黨專政、一黨專政萬事不成、要怎樣才有民主和言論自由。講的全是毛主席的話和《新華日報》的社論。現在這書卻成了禁書，即是說建國前共產黨領導人說的話全部推翻掉。」
倪匡曾參加人民解放軍，成為基層軍官，但失望地發覺軍中生活階級觀念森嚴、特權處處。「我到最普通的地方工作，它提倡平等，但原來階級分明、上面的話下面的完全不能違反，與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當年參加土地改革、鬥地主，地主被判死刑，由我寫判決書，我問死刑原因怎寫，上面說寫『地主』就可以。我說『地主』不是原因，應該說明地主犯了甚麼不法行為，例如強姦婦女等。上面硬說不用管，我無法接受，後來幾乎要開會來鬥爭我。」
倪匡曾甚在內蒙古大漠參加勞改。一次，倪匡在零下40度的情況下，被迫拆掉小木橋生火取暖，被誣陷為「反革命罪」重判10年，他走投無路下南逃他鄉，一路從大漠往南逃，靠吃老鼠、螞蟻、棉花充飢，走了3個月的路到達廣州，再偷渡到香港，歷盡有家歸不得之苦。也許，這又與如今正從大陸千辛萬苦逃往海外的中國人，有了共情。
品嘗過中共鐵拳的倪匡說：「共產黨最可怕之處是要洗腦，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產黨的制度裏只會變成完全服從的機械。」
中共搞統戰很厲害，很多曾經批評過中共、反對過中共的人，後來都被邀請到大陸，被中共用來宣傳，共產黨變好了。倪匡在香港取得事業上的巨大成功後，也自然是被極力邀請的對象。不過，倪匡說，不願回去一看，亦沒有半句建言。
因為倪匡看到，中共最壞的地方是摧毀了人的道德，倪匡說，大陸「有變化但沒有進步，只有愈來愈壞，所有人失去理想，只追求金錢，完全不顧道德底線，這是文革的後遺症。一些假商品完全衝破了最基本的底線，在報上看到連魚身上都注些水增加重量。你能增加多少呢？底線全沒了！一個官僚貪污、一個環境污染就夠，再過數十年中國連水都沒得喝了。看網上照片，公共汽車上寫著『吐痰請向外吐，提高個人素質』。『向外吐』已經是提高個人素質了。」
對於中共當年許諾的「一國兩制」，倪匡的論述一針見血：「香港被中共統治後，共產黨有自己的統治原則，現在人們討論一國兩制被破壞，我聽了不禁失笑，我說他們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國兩制這回事，有甚麼破壞不破壞？不存在這個問題嘛，共產黨說了算，有甚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是共產黨說的，共產黨說的，幾時靠得住過？」
對於共產黨所説的「中國夢」，倪匡又說：「聽共產黨提出來的口號便覺得很滑稽，實現中國夢？何謂中國夢？整天叫人發夢，你說奇不奇怪？坊間流傳一句倪匡的話說：『妓女比共產黨更可信。』這句話實在太冤枉了，我從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的，這句話對妓女很侮辱。」
曾經，逃到香港的倪匡，曾躺在草地上飽嘗自由的空氣，如今，老人家又見證了香港的失落：「香港的優點是自由，當自由消失了，將導致這城市毀滅。言論自由是所有自由之母。現在有立法會議員說的話不中聽，就被取消議員資格，這完全是違背自由社會的原則。」「我鍾愛自由，嚮往個體的思想，不得不討厭共產的思想體系，一如水火不容的道理。」
倪匡儘管看似羽扇綸巾、滿臉笑意，但他對香港、對上海、對大陸的未來是悲觀的，所以他《追龍》裏用「青龍吞噬」，影射中共接收香港的景象，在故事裏無所不能的主角衛斯理對此同樣無計可施，因為「別以為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通過努力而達到目的，事實上，世上有太多的事，再努力也達不到目的。」
對於臺灣，倪匡也有想説的話，曾經，生在中華民國的上海，自己沒有珍惜，他希望臺灣人不要相信中共的話，要珍惜、捍衛所擁有的自由。
現在，很多人把習近平比成毛澤東，倪匡則説：「毛主席說，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完全靠高壓，反抗一定愈多。」
他也希望中共的上層人物能改變現狀，解體中共，走向民主：「極權統治一日未改，一日靠上邊在位人的態度而定，上邊的人今日如此，但一念之間可以改變國家命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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