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的秘密(圖)

2021年6月1日，美國加州紀念六四雕塑（圖片來源：FREDERIC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看中國2021年6月4日訊】1989年6月3日凌晨，北京中國革命紀念館外，香港學生李蘭菊（Liane）沒有攔住一位男孩。半個小時後，她看到男孩從她面前抬過，渾身是血。李蘭菊昏過去了。當她恢復意識，人們要把她送上救護車。李蘭菊拒絕上救護車，她覺得受傷的人比她更需要。第二輛救護車過來，她依然拒絕上救護車。這時，車中走下一位中年女醫生，用英語對她說：「孩子，我們需要你返回安全地返回香港。我們需要你活著離開，告訴世界今晚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Child，we need you to return to HongKong safely。We need you to leave alive to tell the world what our government did to us tonight。）」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這是何曉清（He，Rowena Xiaoqing）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Tiananmen Exiles：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中，開篇記載的一個故事。

那一晚，中國發生了什麼呢？那一晚，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或許，這正是《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這本口述史試圖告訴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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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中國的1989，以及當下的中國，有一條捷徑，便是對比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歷史。在這兩個遙遠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中，能找到幾分驚人的相似之處。

「1956年我20歲。那是一個著名的解密時刻，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的時刻，也是第一次或多或少以‘修正’的方式重建幻覺的時刻。歷史地來說，那是一個充滿魅力的時期：在世界上的我們這個地區，走馬燈似的希望和失望，十分牽強的補救和清算，重建的理想與背叛，第一次浮現出來。那些漂亮的真理與謊言的辯證說辭，在社會中和人們的頭腦裡開始滑落，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衝入人們的視野。」

1976年12月，在《1970——1976年劇本集》的跋《第二口氣》中，40歲的瓦茨拉夫．哈維爾起筆便回憶起自己20歲時所經歷的年代。在他20歲的那一年，1956年的2月，蘇共二十大召開。在這個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即《秘密報告》，從根本上否定了斯大林。這對於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都是一次地震。當時依附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更是如此，「人們的幻覺第一次普遍崩潰」。接下來的十二年，便是荒誕派戲劇作家、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所形容的一個重要年代：「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這個相對勇敢和樂觀的時期在1968年的春天達到頂點：新當選的捷共中央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提出改革主張。但旋即，這股改革的浪潮被蘇聯的坦克所摧毀，1968年8月20日，蘇聯的坦克一夜之間便佔領了捷克。從此，一個更為保守的壓抑的平庸的政權代替了一個較為自由開放的政權。捷克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

若是將時間往後推一點，青年哈維爾所經歷的那12年（1956－1968）與中國的1980年代的12年（1978－1989）有著幾分相似——那也是一個「解密」和「幻覺崩潰」的年代，「今天為我們如此熟悉的被掩蓋的真相和被篡改的希望」，開始衝入人們的視野：一方面「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補救和清算」。另一方面，從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開始，批評「兩個凡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國的政治環境日益寬鬆。雖然也出現「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政治批判，但已不再像之前那樣發展為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思考、辯論：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裡？中國的未來走向何處？僅從當時熱銷一時的圖書便可看到當時人們的思考的深度與廣度，「走向未來叢書」、「走向世界」叢書，「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二十世紀文庫」、「二十世紀外國文學叢書」等圖書幾乎遍及文學、哲學、政治、社會、歷史等各個領域，「讀書無禁區」，成為那個時代的人的最大幸福。

與此同時，傷痕文學、朦朧詩、實驗戲劇以及改革文學、現代小說、先鋒文學等文學思潮的興起，「人」本身第一次成為1949年之後文學創作的中心。與哈維爾所熱衷於以存在主義為哲學基礎的荒誕派戲劇相似，薩特、尼採及其關注「人」的存在主義成為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精神初戀」。對此，《薩特研究》的編選者柳鳴九解釋道：「80年代是中國人自我選擇的一個時代，很多人都在思考自我的價值取向以及人生道路。薩特‘存在主義’的核心正是強調‘自我選擇’，這種觀念正好適合了當時那代人的主觀需求，尤其是釋放了很多青年人對這種情緒的發泄。」伴隨著對「人」的思考與覺醒，是青年人對現實的關注與思考，對「自由」與「民主」的追求與嚮往。這是一個勇敢與樂觀的年代，人們有理由對未來抱有希望。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這幾乎讓人嗅到了「民主」「自由」的氣息，但這一切，在1989年6月4日戛然而止，與1968年捷克一樣，一夜之間戛然而止，從此，中國進入九十年代，進入一個「灰色的純功利的年代」。八十年代的激情與夢想、自由與民主幾乎瞬間被坦克擊得粉碎，成為一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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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坦克製造的秘密呢？如何面對坦克之後的後極權主義社會呢？長期生活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哈維爾給出的秘方是「活在真實中」，這無權者最大的權力。因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其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是「恐懼」與「謊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如何打破依靠「恐懼」與「謊言」而運行的社會呢？哈維爾的答案便是「活在真實中」。

「活在真實中」，這是何曉清的口述史《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能給與我們的最大的收穫。

在這本口述史中，何曉清以訪談的形式記錄三個人易丹軒、瀋彤和王丹的故事，以及何曉清自己的故事，若是說這四個人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屬於「八九」一代，他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事件而改變，走上流亡或自我放逐之路。

「你為什麼會做‘六四’？」這可能是何曉清遇到的最多的問題。1989年，何曉清還只是一名高中學生，既沒有去北京，也非當時學生領袖，只是如當年許許多多的學生一樣，參加了遊行。可是，為什麼多年後，她會選擇自我放逐，獨自一人跑到加拿大重新開始，讀碩士讀博士，再到哈佛大學做博後，最後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事件」這門課程呢？為什麼25年來她始終無法放下「六四」，花十年年時間完成這本嚴肅的學術書呢？何曉清首先用了一章的篇幅來說自己的故事，如何從「曉清」，其父親希冀「破曉」「清明」之意的「曉清」，成為「Rowena」的：一個決心要說出真相發掘秘密的人。這一切是那麼自然而然，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是她做到了——於是，便有了哈佛大學這門「天安門的歷史與記憶」的課程；於是，有了這本書。這是一本以「天安門流亡（Tiananmen Exiles）」為研究對象的書。

雖然書名為《天安門流亡》，但實際上這本書的主角不僅僅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那群學生，而是全中國的整整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整整一代人。這一代人，與1956年20歲時的學生哈維爾有幾分類似，經歷了「一個獲得進展、英雄般自信和相對勇敢及樂觀主義時期。」。他們雖大多出生在「文革」前，在成長於「文革」結束之後，讀書於一個思想文化勃發的八十年代；他們朝氣蓬勃、自由浪漫；他們讀書、思考、爭辯；他們理想、激情、樂觀。他們既關心人的命運，更關心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這正是那一代人的特點。這從何曉清與三位流亡者易丹軒，瀋彤和王丹的訪談中輕易發現這一點：無論是對社會政治，還是對個人生命，他們都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不同的是，當坦克碾過理想的時候，哈維爾32歲；而當年這些中國學生大多才20歲左右，這似乎注定他們經歷更多更複雜，也注定他們會成為當下中國的「失蹤者」。找到他們和他們身上的「秘密」，或許才能明白今天的中國。

「八九」一代人有著什麼樣的經歷和秘密呢？在《天安門流亡》中四位主人翁身上，可以看到「八九」一代人的縮影：雖然經歷了文革，但不像他們的父輩，文革的經歷給他們留下的更多是困惑，而不是創傷；而知識份子家庭的出身，更好提供了他們獨立思考的環境。無一例外，無論是北京的瀋彤、王丹，還是廣州的易丹軒、何曉清，都出身於知識份子家庭，且一直是學校裡的優秀學生，很容易在他們身上發現八十年代的精神烙印：獨立、理想與思考。這或許注定了他們此後的人生軌跡：從起初的天之驕子，成為流亡者，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成為了他們生命的轉折點和永遠不能消失的烙印。

不同的是，每一位流亡者又各自有著自己的故事：與瀋彤和王丹為北京學生不同的是，1989年的易丹軒是廣東一所高校的學生，先是被捕入獄，後無奈來美國完成學業，卻無法再回國；與易丹軒和王丹旋即被捕入獄不同的是，瀋彤是唯一沒有坐牢的而直接去了美國讀書的；與易丹軒和瀋彤不同的是，王丹幾乎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代名詞，並兩次入獄。然而最終，他們成了流亡者，不得不在美國完成他們的學業，在美國繼續他們的生活。與他們三人不同的是，何曉清選擇的是主動流亡。其實，多年來，何曉清的採訪遠遠不止此三人，在書中，還能看到許多沒法呈現的流亡者的身影。這或許是他們那一代人共同的命運：「六四」的創傷注定他們遠離，成為「流亡者」，身體上的或是精神上的。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亡之後的生活與未來呢？每一個人又都有著自己的思考。在何曉清的訪談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又似乎沒有答案。因為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這一切似乎自然而然，然而今天看來一切又那麼不可思議。但，一切都發生了，且就那麼發生了。無論是憂鬱而內向的易丹軒，還是令人爭議的瀋彤，或是引人矚目的王丹，還是想方設法從他們嘴裡挖掘秘密的何曉清，或是更多的沒法呈現的流亡者及「八九」一代，都如尼採一本書的書名：「人性的，一切太人性的」。在書中，何曉清問：「1989年為什麼會參加‘六四’？」王丹答：「我想追求自由生活是人之本性。當像六四這樣的社會運動發生時，它就容易激發人們對自由的嚮往（I think it is human nature to prefer to live in afree environment。When asocial movement like June 4happens，it triggers people’s longing for freedom。）」我想，若是那個時代或是「八九」一代人什麼秘密，那秘密就在此：人性中對自由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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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天安門流亡》的時候，正逢臺灣大學生因不滿服貿協議而佔領立法院。兩天後，網路上流傳著臺灣國立大學兼任教師、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陳嘉銘寫的一篇短文《為什麼都是年輕人出來》。文章講述其搭出租車去立法院途中，遭遇司機一番冷嘲熱諷，「令我心驚的不是他說出了任何支持服貿的主張。而是他的失敗主義、犬儒主義、虛無主義的批評。他完全沒有立場，就是自我放棄，對所有努力冷嘲熱諷。」於是，他突然明白為什麼現場只有學生和年輕人，沒有成年人。這也讓我突然意識到，為什麼會出現「八九」一代這樣的年輕人。正如學者胡平在王丹的《王丹回憶錄》序言中說到：「和他們父兄不同，王丹這一代年輕人不是嚇大的，而是長大的。」

是的，從這個角度看，這一代人又是最幸運的。他們既不像他們的父輩那般經歷太多的苦難和創傷，又不像此後在「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中長大的一代。作為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以及「八九」一代的一員，何曉清對於他們一代人以及那個時代，有著許多精彩的分析，其中最讓我驚心的卻是其對「八九」之後的分析——「扭曲的愛國主義（Distorted Patriotism）」一段：「在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教育從馬克思社會主義方向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園到大學，各個級別的學校將他們的教室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的論壇。」

據一份對某校高中二年級學生的調查「我所知道的文化大革命」顯示，在536名學生中，自認為對文革瞭解比較多的佔12％，準確知道文化大革命起訖年代的為15％。瞭解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渠道是影視劇和剛剛學過的中學歷史課本。有24％的同學心目中文革最典型的事件是「串聯」，15％的同學認為是「吃飯不要錢」。雖然75％的同學知道「上山下鄉」這個詞，但其中95％不知道是怎麼回事。18％的同學為沒有趕上文化大革命而感到不同程度的遺憾。最後38％的同學表示沒有時間瞭解文革的來龍去脈，11％的同學表示「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吧。

若是做一份類似的調查「我所知道的六四事件」，其結果會是什麼呢？我曾不止一次親耳聽人問：「聽說有坦克，那是謠言吧？！」甚至有人咄咄逼人地質問：「你怎麼證明有坦克？」當然，更多的年輕人聽說這件事，都不能肯定：「好像是有一場暴亂。」若是說「八九」前一代的人是嚇大的，「八九」一代是長大的，那「八九」之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一代可不可以說是騙大的呢？

1989年的坦克的秘密過去25年了。如哈維爾所說，「維穩」已經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翻看新聞，社會事件頻發、大眾道德底線不斷受到挑戰，問題出在哪裡呢？1975年4月，不同政見者哈維爾給當時捷克總統兼捷共總書記胡薩克的公開信。在信中，哈維爾指出：「今天這種文化閹割之後，明天這個民族將忍受多麼深刻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軟弱無能。」隨即，哈維爾又說到：「提高生活質量的基本條件是使其隱蔽的秘密不斷明朗化。」

這正是何曉清這本口述史《天安門流放者》最大的意義所在——它不僅證明了坦克的存在，還揭開了坦克的秘密。在書中，不僅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代人和他們的光榮與夢想，還可以看到被流亡的一段歷史和歷史的秘密。這不僅是提高我們生活的「基本條件」，也是對抗後極權時代的無權者的最大權力。在訪談中，王丹和瀋彤都提到這項權力，那就是「活在真實中」。它終將擊退「恐懼」與「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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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來，被北京市民救護出來的香港學生李蘭菊，總是在各種場合堅持說出真相。在1997年一張雜誌照片上，她獨自一人站在一群歡迎江澤民訪問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面前，但他們對李蘭菊憤怒無比，對著她喊：「你是個騙子。」

何曉清說，這張照片總是讓她想起六四標誌性照片「坦克人（Tankman）」照片——1989年6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上孤身擋坦克的「無名抗議者」的那張照片。「她孤單，但她強大。（She is alone，but she is powerful）」

（原文鏈接）

来源: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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