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批鬥。（網絡圖片）
彭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23年就加入中共，資格僅次於毛澤東、董必武等中共一大代表。其在抗戰之後的國共戰爭中擔任東北局書記，為共產黨奪下東三省進而佔領全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被毛澤東認為不堪重用後的1966年5月，毛放出豪言：「彭真是一個渺小人物，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
長期主持北方局工作
彭真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1929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一共坐了6年牢，在中共領導人中算是絕無僅有的，一直到1935年才出獄。1937年彭真到達延安，和楊尚昆一起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
彭真主持北方局工作時，已經顯示出其對於規章制度的敏感。當時彭真根據北方局的意見，出面解決從敵人監獄中出來的共產黨員之間因是否寫過悔過書而發生的爭執。當時一部分黨員按照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為了盡快出獄參加抗日鬥爭，按照國民黨政府的要求寫了悔過書，另一部分黨員則是由組織營救出來的，這兩部分人出獄之後，後者認為不能再承認前者為黨員，而前者則指責後者違反組織紀律，應該處分他們。彭真出面解釋說黨的負責人沒有權利寫悔過書，但是前者這樣做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是由劉少奇報告中央同意簽發的，這樣才平息了事端，而事後這兩部分人都恢復了黨籍。
彭真主持北方局時另外一件值得記述的事是中共中央關於「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十二月會議，當時該方針由王明提出，劉少奇、彭德懷負責向彭真傳達該會議精神。彭真找到劉少奇、任弼時問：「怎麼領導權也不要了，大革命失敗了不就是因為不要領導權麼？」劉少奇說：「誰說不要了。叫你不要說嘛！」從這一對話至少可以得出兩個信息，第一，當時毛澤東和王明路線之爭的矛盾已經公開化；第二，毛澤東和劉少奇開始結盟，王明即將被扳倒。
而彭真立即心領神會，在華北軍分擴大會議上強調：「黨要避免犯錯誤，就要集體領導。」而彭真和鄧小平向下傳達該精神時下面也有議論，彭真和鄧小平商量後決定召開小範圍黨員領導幹部會議，專門講了爭取領導權的問題，彭真的講話稿事先經過鄧小平過目，會議之後彭真立即將其焚燒。彭真後來還和聶榮臻商量，也專門開了個小會，專講領導權問題。
積極參與搶佔東北
中共七大閉幕之後，放在眼前的就是抗戰即將勝利以及抗戰勝利後如何和國民黨奪天下的問題。毛澤東離開延安去重慶談判之前，和劉少奇談了一夜，話題不外乎內戰之後佔領東北的問題。毛澤東離開延安之後，彭真在中央黨校主持首批出發去東北工作的幹部送行會。劉少奇在會上提出：「我們決定還是派軍隊去（東北）……日本人垮了，滿洲皇帝溥儀捉到了，蘇聯紅軍走了，國民黨還沒有去，你們要趕快去搶。」《彭真年譜》毫不掩飾地記述：「為了搶佔東北，中共中央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大刀闊斧地開始了對於東北工作的部署，接連發出令各地速派幹部和軍隊赴東北的指示。」
但是彭真前往東北主持工作之時，國共兩黨還未正式撕破臉，依舊打打談談、談談打打。1945年11月，劉少奇致電彭真，命令彭真放棄佔領東北大城市的策略，指示彭真先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依據情況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林彪隨後致電彭真，建議東北根據地的中心應該在瀋陽、哈爾濱一線以東，以延吉、臨江、通化為鞏固後方。該年年底，東北軍政大學成立，林彪任校長，彭真任政治委員。
緊跟毛澤東的步伐
東北大局底定之後，彭真回到中央工作，但是很快被派往北平主持工作。此時的彭真緊跟毛澤東的步伐，1948年11月，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朱德、彭真等人，提議在軍委全銜中加上革命二字，青年團文件中「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列主義」，彭真次日提出建議，認為馬列主義要寫上，毛澤東思想也要寫上。彭真列舉了一大堆理由，最後總結認為，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關係寫明有好處。
一直到建國後，彭真緊跟毛的步伐，「大躍進」同樣如此。毛在1957年有意退居二線，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大躍進」開始時的1959年劉少奇繼任國家主席，毛深感大權旁落，曾經在「文革」中說：「1959年之後，鄧小平沒找我商量過一件事情。」這樣的抱怨彭真在1959年便有所察覺，他在主持中央書記處第157次會議時指出，書記處的工作就是給政治局做秘書，現在毛主席感到情況摸不清，有苦悶，要解決封鎖的問題。今年主席66歲，要逼他看那麼多東西，要書記處幹什麼？彭真同時認為，書記處和毛主席「通風」還不夠，必須當作一個政治問題來考慮，分工主管的人有問題要隨時找毛主席談。11月9日、10日彭真在主持書記處第160次會議時強調：毛主席嗅覺靈敏，一回到北京就感到不舒服，所以北京市委要把（整風反右傾）運動搞透，把「司令部參謀部搞好」。
被毛澤東認為不堪重用
但是很快大飢荒來臨，「大躍進」再也無法收場，彭真和林彪一樣，再次為毛保駕護航。彭真雖然也談到過「大躍進」的工作失誤，但是更多的是講天災。七千人大會前彭真致信毛澤東，信中附上光緒二年至四年山西南部地區發生災荒情況的材料《光緒三年景錄》，信中說：「在這三年災荒中，晉南有的縣死人在三分之二以上」，認為困難主要是由天災造成的，並且說明大災之年餓死人難以避免，但是彭真在發言時認為「我們的錯誤，這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鄧小平立刻拉著彭真去毛主席那，毛澤東當場檢討，劉少奇隨後步步緊逼，認為許多「省市認為錯誤在中央，但是不敢講，現在有人敢講，就是提高」，劉少奇繼而認定三年災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就在毛澤東遭遇黨內危機時，林彪挺身而出，為毛辯護，認為錯誤的造成「恰恰是由於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林彪的講話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許，帶頭鼓掌，同時希望林彪把講話整理出來。毛澤東同時轉向劉少奇，認為劉少奇報告也應該整理，否則「口說無憑」，毛劉之間的分歧已經公開化。也就是此時，毛澤東認為彭真不堪重用，決定將其和劉少奇一起打倒，彭真見毛澤東的次數從七千人大會之後，急劇下滑。
魔窟内訌 大難臨頭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對彭真始終有保留，但是表面上保持對彭真的客氣和友好，而毛對於彭真，也不時敲打，以示威嚴。「文革」尚未開始時的《海瑞罷官》案，彭真便已經感覺到了危機的來臨，當時《光明日報》將《海瑞罷官》案的情況簡報刊登了吳晗對於姚文元批判的回應，當時毛澤東尚在外地，在簡報中批示：「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當時毛澤東在上海目睹全國各地報紙都沒有轉載姚文元的文章，便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此時彭真即便再愚鈍，也知道釀成大錯。
也就是在《海瑞罷官》案尚未結束的1965年年底，彭真應邀到毛澤東處單獨談話，毛澤東告知彭真：吳晗的問題兩個月後作政治結論，還進一步提到調查羅瑞卿的事情，要彭真回北京後找公安部和中央軍委談，注意地下活動，並且說：在黨內軍內永遠不允許搞地下活動。毛澤東此舉，顯然是在迷惑彭真，讓彭真誤認為毛依舊把彭真當「自己人」。次年毛澤東將彭真和羅瑞卿一起打倒，充分顯示出毛澤東過人的政治手腕。果不其然，1966年5月，毛放出豪言：「彭真是一個渺小人物，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
而饒有興味的是，彭真一直到1966年1月，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大難臨頭。他在這年1月9日的公安部黨組會議上，還在講話中要求貫徹毛主席不准搞「地下活動」的指示，明確指出：「在黨內不准搞偵查，我們是一個也沒有搞的，黨內永遠不搞竊聽器之類的東西，一萬年不搞，就是不開這個例子。」彭真講這些話，很明顯在呼應毛澤東。
在共產黨的監獄中思考如何健全法制
彭真被逮捕之後，充分顯示出其在國民黨大獄中鍛練出來的鬥爭經驗。有一次彭真專案組審訊彭真，看守拿來一副手銬要給他帶，彭真立刻發怒說：「你們知道這叫什麼？這叫械具！械具是幹什麼用的？一是為了防止犯人逃跑，二是為了防止犯人重新犯罪。懂嗎？現在我整天關在這個小屋裡，夜裡翻身都要向你們報告，我能逃跑嗎？我能犯罪麼？簡直是胡鬧！」彭真同時質問：「誰讓你們給我戴的？是毛主席還是周總理？」看守人員無言以對，默默走開，彭真直到出獄，也沒有戴過一次手銬。
同時彭真也憑藉多年分管政法工作的經驗，深知專案組把問題說得越大、越嚴重，就越能說明他們手頭沒有材料，因此他除了應付專案組成員之外，認真系統地讀了馬列著作和毛選，他在監獄中思考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健全社會法治。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後，彭真從廣播和報紙上發現陳伯達的名字消失了，果不其然1971年過年後彭真得到了黨內批陳整風的消息，同年10月，彭真發現報紙上林彪的名字也消失了，後來在女兒探監時知道了「九一三事件」。
「文革」之後的彭真，痛定思痛，大力推動國家立法，建設法治社會，曾經連續在三個月出臺了七部法律。1981年彭真託人轉告葉劍英，自己擬辭去中央政法委書記職務，理由是首先立法和司法最好分開，二是政法口各部由國務院直接管理比較方便，同時彭真在審判江青案和林彪案之時，也鄭重提出要按司法程序審理，首先由公安部預審，然後檢察院起訴，最後法院審判。
責任編輯:楊天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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