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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受迫害的人群中，地主可說是苦難最深、鎮壓最多、時間最長、只摘帽沒平冤、被壓得無聲無息的了。
提起地主，人們眼前就晃動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的影子。且不說這是文藝創作，實際上，絕大部分地主都是勤勞發家的，並沒做出過什麼違法的事，只是因為在「解放」前三年，他們擁有超過一定數量的土地，他們將多餘的土地出租給願意耕種的農民，並收取雙方同意的租金。這是全世界農業生產的正常的經營方式。為了實現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全世界經濟發達國家都開展了「建設新農村」的活動，由國家收購地主手中多餘的土地，再用貸款的方式向缺地的農民提供土地和生產資料，並鼓勵地主把資金投入利潤更高的工業和商業，從而使地主和農民轉變成資本家和工人。國民黨在臺灣通過「建設新農村」很快就使農村富裕起來了。唯獨中國大陸採用所謂暴力土改，把地主當作敵人血腥鎮壓、捆綁吊打、掃地出門……不但奪走了地主的土地，而且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土改之後，地主這帽子一戴三十年，成了終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襲制，老的地主死了，由他們的兒子「接班頂替」──為的是國家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能沒有階級，對敵鬥爭不能缺少活靶子。「地富反壞右」，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地主常常是首當其衝的敵人。「磨子不轉打驢子，生產不上斗分子」，成了農村家喻戶曉的口頭語。
河北薊縣地主的女兒盧蘭坡是「幸運」的，1946年土改時父親被鎮壓，她才12歲，沒戴上地主帽子。不久，她母親帶著6個孩子先後離開了那萬惡的土地、傷心的家園，逃亡到北平投親靠友。為了害怕，也為了要和地主生活一刀兩斷，他們連姓都改了，改姓田。1950年初，田蘭坡考進北京保育幹部培訓班，10月份畢業後，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幼兒園當教師。她健康、活潑、美麗，會說、會唱、會跳，成了小朋友們喜愛的孩子王。1954年，當選為報社積極份子。
「黨是我的再生父母」，「跟著黨走就有光明前途」。她入青年團後當了團幹部，遇事衝鋒陷陣，起模範作用。還和從晉察冀解放區來的年輕的黨員幹部王唯一結婚，生了兒子。1957年，號召人們幫助黨整風，她連忙帶頭提意見：「我老家來人說農村鬧水災，好些人跑到天津討飯。報上還說咱們那裡大豐收，這是報喜不報憂。」
「報喜不報憂」這是新聞界的通病，人們時時都在說。可是，一反右派，人們階級鬥爭的弦一繃緊，想到田蘭坡的父親，想到她還和老家有聯繫，還在為家鄉人民說話，就把她劃成右派份子。
開頭，田蘭坡想不通：「我響應黨號召，好心提意見，怎麼變成反黨了呢？"經過人們狂轟濫炸，她明白了「這是我階級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血管裡流的是地主的血，雖然沒有想到反黨，但說出話來就是反黨的。」「反正是我錯了，要不，黨為什麼把我劃成右派呢？當然是我錯了，黨是不會錯的。」她很快低頭認罪。大家認為她認罪態度好，在人民日報社工作人員中，一個幼兒園老師，只能算最底層的最小的知識份子，和工農兵差不多。加之她工資很低，再扣就沒有了，就給了她一個最輕的第六類免予行政處分：不扣工資、開除團籍、勞動鍛練。
1958年4月，田蘭坡給丈夫丟下2歲的男孩，跟著大夥兒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我們人民日報社來農場的十多人中，只有我和她兩個是女的。她才24歲，我覺得我應該關照她，就對她說：「我們都不是真右派，以後會弄清楚的。」她聽了，十分高興。不久，農場宣布我是不服罪的頑固右派，領導我們的人武部部長王振山叫大家孤立我、鬥爭我，和我劃清界限。田蘭坡是一切相信黨、聽從黨的，雖然對我並不疾言厲色，但也不笑臉相迎了。
在農場，不論是挑擔抬土、筑堤搶險，澆水種菜，田蘭坡仍然衝鋒在前，事事帶頭。她動作麻利、姿勢優美，雖然年紀最輕，卻當了我們的組長。
1959年初春節，除我之外，右派份子們都回家了。返回後，田蘭坡發現自己懷了孕。她多次提出，為了好好改造，要墮胎，她說：「我是一個有罪的人，哪有生小孩的資格？」王振山不斷表揚她，說她有改造自己的決心，很快就能摘掉帽子等等。我感到不對頭，因那時沒搞計畫生育，「母親英雄」正在吃香，而田蘭坡只有一個小孩。我對王振山說：「這事千萬做不得！右派份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權利。小孩沒有罪，懷孕的罪犯還可以免刑。如果讓她墮了胎，將來這個賬就要就會算在黨的頭上！」王振山雖然當眾對我不斷訓斥、辱罵，但我並不對他記恨、對立，經常讓他掌握政策，該說就說。他也常常一邊罵我，一邊把我的意見向上級反映。這一次，我不知道王振山是怎樣向上級反映的，只知道幾天後，王振山向我們傳達：農場黨委允許田蘭坡懷孕、生小孩，大家應該感謝黨的寬大政策等等。
監獄裡的孕婦可以免刑，勞改中的孕婦卻不能回家。我只好提醒王振山，給她分派輕活。王振山對田蘭坡的印象本來就好，又是小同鄉，很樂意接受我的提醒。但農場沒有太輕的活。田蘭坡幹起活來，還是不顧一切，搶在前，歇在後。兩人抬筐，她總是把筐挪近自己。我常叫她注意身體，悠著點干。有一次在批鬥我的會上，田蘭坡責備我，說我自己干不多，干不快，還不讓她干多、干快。（她對我不像有的人那樣，總是橫眉瞪眼、惡語相傷，以示立場堅定。這是她批鬥我唯一最重的話，所以記住了。）我雖然傷心，但並不因此就不說。
1959年國慶，全國第一次給右派份子摘帽子，大家認為應該給田蘭坡摘帽，誰知並沒有她。她只好干到11月初，過了預產期，才被允許回家。她挺著大肚子，坐在農場的拖拉機上，在路上顛簸了十多里。接著改坐火車、汽車，又顛簸了幾百公里，才回到家。幸虧她身體好，11月8日，平安生下一個女孩。這才被通知摘掉右派帽子，留在報社，做較低職位工作。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了一對雙胞胎。剛滿3個月，就到報社的五七干校勞動。因已摘帽，只輪換勞動一年就回來了。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社第一批10個右派份子獲得改正，其中有田蘭坡。但她既不恢復工資（沒長過工資，21年了，還是最低工資），又不恢復團籍（早已超齡）。唯一恢復的是她的姓，從田蘭坡恢復成盧蘭坡了。因為與此同時，全國地主被宣布摘掉帽子，她這才擺脫了「地主」的陰影。1984年調群眾工作部，1987年獲得編輯職稱，1991年當選為報社先進工作者，1992年入黨。
地主光摘帽，不甄別，盧蘭坡腦子裡就出現一個過去不去想、現在只敢想不敢說的問題：父親被鎮壓，是他罪有應得，還是冤魂一個？2006年10月8日，盧蘭坡因癌細胞擴散，帶著這個問題與世長辭了。為了接受歷史的教訓，在世的後來者們，一起來尋找這類問題的答案，為這些苦難最深，被壓得無聲無息的地主們說說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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