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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受迫害的人群中,地主可說是苦難最深、鎮壓最多、時間最長、只摘帽沒平冤、被壓得無聲無息的了。
提起地主,人們眼前就晃動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的影子。且不說這是文藝創作,實際上,絕大部分地主都是勤勞發家的,並沒做出過什麼違法的事,只是因為在「解放」前三年,他們擁有超過一定數量的土地,他們將多餘的土地出租給願意耕種的農民,並收取雙方同意的租金。這是全世界農業生產的正常的經營方式。為了實現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過渡,全世界經濟發達國家都開展了「建設新農村」的活動,由國家收購地主手中多餘的土地,再用貸款的方式向缺地的農民提供土地和生產資料,並鼓勵地主把資金投入利潤更高的工業和商業,從而使地主和農民轉變成資本家和工人。國民黨在臺灣通過「建設新農村」很快就使農村富裕起來了。唯獨中國大陸採用所謂暴力土改,把地主當作敵人血腥鎮壓、捆綁吊打、掃地出門……不但奪走了地主的土地,而且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土改之後,地主這帽子一戴三十年,成了終身制。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世襲制,老的地主死了,由他們的兒子「接班頂替」──為的是國家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能沒有階級,對敵鬥爭不能缺少活靶子。「地富反壞右」,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地主常常是首當其衝的敵人。「磨子不轉打驢子,生產不上斗分子」,成了農村家喻戶曉的口頭語。
河北薊縣地主的女兒盧蘭坡是「幸運」的,1946年土改時父親被鎮壓,她才12歲,沒戴上地主帽子。不久,她母親帶著6個孩子先後離開了那萬惡的土地、傷心的家園,逃亡到北平投親靠友。為了害怕,也為了要和地主生活一刀兩斷,他們連姓都改了,改姓田。1950年初,田蘭坡考進北京保育幹部培訓班,10月份畢業後,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幼兒園當教師。她健康、活潑、美麗,會說、會唱、會跳,成了小朋友們喜愛的孩子王。1954年,當選為報社積極份子。
「黨是我的再生父母」,「跟著黨走就有光明前途」。她入青年團後當了團幹部,遇事衝鋒陷陣,起模範作用。還和從晉察冀解放區來的年輕的黨員幹部王唯一結婚,生了兒子。1957年,號召人們幫助黨整風,她連忙帶頭提意見:「我老家來人說農村鬧水災,好些人跑到天津討飯。報上還說咱們那裡大豐收,這是報喜不報憂。」
「報喜不報憂」這是新聞界的通病,人們時時都在說。可是,一反右派,人們階級鬥爭的弦一繃緊,想到田蘭坡的父親,想到她還和老家有聯繫,還在為家鄉人民說話,就把她劃成右派份子。
開頭,田蘭坡想不通:「我響應黨號召,好心提意見,怎麼變成反黨了呢?"經過人們狂轟濫炸,她明白了「這是我階級本能的反映。我是地主家庭出身,血管裡流的是地主的血,雖然沒有想到反黨,但說出話來就是反黨的。」「反正是我錯了,要不,黨為什麼把我劃成右派呢?當然是我錯了,黨是不會錯的。」她很快低頭認罪。大家認為她認罪態度好,在人民日報社工作人員中,一個幼兒園老師,只能算最底層的最小的知識份子,和工農兵差不多。加之她工資很低,再扣就沒有了,就給了她一個最輕的第六類免予行政處分:不扣工資、開除團籍、勞動鍛練。
1958年4月,田蘭坡給丈夫丟下2歲的男孩,跟著大夥兒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改。我們人民日報社來農場的十多人中,只有我和她兩個是女的。她才24歲,我覺得我應該關照她,就對她說:「我們都不是真右派,以後會弄清楚的。」她聽了,十分高興。不久,農場宣布我是不服罪的頑固右派,領導我們的人武部部長王振山叫大家孤立我、鬥爭我,和我劃清界限。田蘭坡是一切相信黨、聽從黨的,雖然對我並不疾言厲色,但也不笑臉相迎了。
在農場,不論是挑擔抬土、筑堤搶險,澆水種菜,田蘭坡仍然衝鋒在前,事事帶頭。她動作麻利、姿勢優美,雖然年紀最輕,卻當了我們的組長。
1959年初春節,除我之外,右派份子們都回家了。返回後,田蘭坡發現自己懷了孕。她多次提出,為了好好改造,要墮胎,她說:「我是一個有罪的人,哪有生小孩的資格?」王振山不斷表揚她,說她有改造自己的決心,很快就能摘掉帽子等等。我感到不對頭,因那時沒搞計畫生育,「母親英雄」正在吃香,而田蘭坡只有一個小孩。我對王振山說:「這事千萬做不得!右派份子、反革命分子都有生小孩的權利。小孩沒有罪,懷孕的罪犯還可以免刑。如果讓她墮了胎,將來這個賬就要就會算在黨的頭上!」王振山雖然當眾對我不斷訓斥、辱罵,但我並不對他記恨、對立,經常讓他掌握政策,該說就說。他也常常一邊罵我,一邊把我的意見向上級反映。這一次,我不知道王振山是怎樣向上級反映的,只知道幾天後,王振山向我們傳達:農場黨委允許田蘭坡懷孕、生小孩,大家應該感謝黨的寬大政策等等。
監獄裡的孕婦可以免刑,勞改中的孕婦卻不能回家。我只好提醒王振山,給她分派輕活。王振山對田蘭坡的印象本來就好,又是小同鄉,很樂意接受我的提醒。但農場沒有太輕的活。田蘭坡幹起活來,還是不顧一切,搶在前,歇在後。兩人抬筐,她總是把筐挪近自己。我常叫她注意身體,悠著點干。有一次在批鬥我的會上,田蘭坡責備我,說我自己干不多,干不快,還不讓她干多、干快。(她對我不像有的人那樣,總是橫眉瞪眼、惡語相傷,以示立場堅定。這是她批鬥我唯一最重的話,所以記住了。)我雖然傷心,但並不因此就不說。
1959年國慶,全國第一次給右派份子摘帽子,大家認為應該給田蘭坡摘帽,誰知並沒有她。她只好干到11月初,過了預產期,才被允許回家。她挺著大肚子,坐在農場的拖拉機上,在路上顛簸了十多里。接著改坐火車、汽車,又顛簸了幾百公里,才回到家。幸虧她身體好,11月8日,平安生下一個女孩。這才被通知摘掉右派帽子,留在報社,做較低職位工作。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生了一對雙胞胎。剛滿3個月,就到報社的五七干校勞動。因已摘帽,只輪換勞動一年就回來了。
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社第一批10個右派份子獲得改正,其中有田蘭坡。但她既不恢復工資(沒長過工資,21年了,還是最低工資),又不恢復團籍(早已超齡)。唯一恢復的是她的姓,從田蘭坡恢復成盧蘭坡了。因為與此同時,全國地主被宣布摘掉帽子,她這才擺脫了「地主」的陰影。1984年調群眾工作部,1987年獲得編輯職稱,1991年當選為報社先進工作者,1992年入黨。
地主光摘帽,不甄別,盧蘭坡腦子裡就出現一個過去不去想、現在只敢想不敢說的問題:父親被鎮壓,是他罪有應得,還是冤魂一個?2006年10月8日,盧蘭坡因癌細胞擴散,帶著這個問題與世長辭了。為了接受歷史的教訓,在世的後來者們,一起來尋找這類問題的答案,為這些苦難最深,被壓得無聲無息的地主們說說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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