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21日訊】五月中旬，大陸官方媒體公布「中央經濟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成立。簡稱為「經專組」的機構由現任國家發改委正副主任徐紹史、劉鶴共同領銜，發改委則成了經專組的下設執行機構。
從中共高層權力結構方面來理解，可以認為：徐紹史只是掛名，實際操盤則由習近平親信劉鶴一人擔當。劉鶴雖甚得習所信任，但其工作領域仍從屬於李克強的經改路線。
「純中間立場」的基本困局
經專組要在年內啟動從財稅金融到社會事業諸方面的九項改革。儘管經專組承擔了原來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的全部任務，但是，它給自己所列清單的空洞化恰指向了體制外學者所言的「兩死」結果──不改革，死；改革，也死！僅從技術角度看，李克強的經改路線就有三重阻力。這三重阻力與中共高層權力格局無關，也與什麼人掌政、打什麼樣的改革旗號無關，而是基於政治倫理、制度習性的無可易改。第一重是改革的思維方式阻力，它仍由傳統的體用之學所產生。
美國紐約大學的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回答了劉鶴的有關諮詢後，評價劉是典型的中國實用主義者，本質上並不信奉市場機制。在中國大陸，這不是簡單的學術現象。劉鶴在政治立場上與習近平一樣屬中間偏左，在工作體繫上又從屬於李克強中間偏右的體系。這個狀態與權力格局無關，甚至與劉未來的仕途晉升無關。像劉鶴這樣集兩種原因而必選「純中間立場」的人，都不信奉市場機制，目前對決策思維影響頗大的左翼經濟學家更不可能信奉市場機制。
近期，中國左翼經濟學者力批兩個原教旨主義，市場原教旨為其一，民主原教旨為其二。但這兩項批判完全忽視了兩個重要前提：第一，作為鼻祖的亞當‧斯密市場理論產生時，政府與國家是分開的，遠不似今日中國黨國一體、黨府一體；第二，「市場原教旨」從未排除國家的作用，如要求國家保護社會、司法保護人權，更要求國家提供便利的稅收體系與公共設施。忽略了這兩點，批判市場原教旨與民主原教旨完全淪為「文革」式的大批判。弔詭的是，習近平、李克強乃至劉鶴諸改革領導人物恰是大批判時代成長起來的人。
遠未認識福利壓力的性質
一些與劉鶴「純中間立場」一致的經濟學家，現在又開講威權主義的集權促分權的思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教授王佔陽就是這樣，他使用「新權威主義」概念替換了「威權主義」的學術表達。事實是威權主義與西方經典的民主政治有同樣的難題，是為從尼採到福山所討論的「最後之人」的利益訴求。認識不到問題的本質而在最高權力層面還煽動對普世價值的批判，是中國改革「兩死」的基因性影響。
冷靜地說，作為中國現代化第二波的五四運動帶來了兩大成果：一是認識到了普通法精神，因此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寫進憲法；二是將福利壓力轉換成民本民主，滿足「最後之人」的經濟利益而使之放棄政治參與，儘管在政權層面遠沒有福利壓力意識。大肆批判普世價值不僅從歷史倫理上殺死了「還未出生」的中共──否定五四精神就是否定中共，也等於在福利壓力這項普世價值上與民本民主為敵。因此，威權主義政治在集權保障分權而難以收效的情況下，很可能是自我毀滅。王佔陽教授的三種預測中有這一項，他表達為「天怨人怒，最終激起革命或動亂」。
認識不到福利壓力的普遍性即其作為普世價值之核心，必然導致國家福利政策的盲目性。此為李克強經改路線的第二重阻力。回顧前蘇聯，最終導致其全面失敗的根本經濟因素仍然是福利壓力。勃列日涅夫為爭取合法性而推出發達社會主義理論，發達社會主義意味著普遍社會福利，但由於太過盲目而無力承擔到底。加重負擔的因素又有兩個：一是蘇共整個官僚體系的腐敗，腐敗本質上靠超額福利供養；二是匆忙的對外戰爭，出兵阿富汗等於削減了社會福利的供給量。
社會性「反攻倒算」浪潮
社會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在「市場原教旨」鼻祖斯密那裡也是如此，從他要求國家提供公共設施那裡可以看得出來。李克強經改路線推出之前，其醫療改革在推進社會福利方面是相當成功的。廣義福利在本身本質本源上是價值公平，在歷史欠賬太多的國家裡，普遍福利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反攻倒算」。此種福利性的「反攻倒算」不是「文革」大批判所指被鎮壓階級的政治反擊，而是基於歷史權益的大規模追討。
大規模追討的顯性情況有三：其一，公有制企業轉制後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人們的生存訴求，即謂下崗職工問題；其二，為國防安全付出代價的軍人群體，他們要求與後升福利水平看齊的「補償之後的補償」；其三，農村涉及到土地權利的經濟利益補償，進一步地涉及到「小產權」被非法化以處置而衍生的日後追訴。也許此類描述有嫌瑣碎，但是，集體所有制其完整權益確實屬於集體職工，但地方政府運用過去的「改革權力」非法處置了大量的集體所有制企業。還有，「人民公社」時期無償劃撥土地造成的權益後果也漸顯出來。比如，一些村莊土地被征為公社三場地用地，公社體制失敗後三場土地被易名為鄉鎮政府的機構當作自己的有價資產轉移出去。此種轉移顯系非法，而農民追究則屬合法。
彌補歷史不公是李克強經改路線繞不開的現實問題，而不管經專組所列改革清單是否包括。威權主義政治有其控制有力的一方面，中央黨權能夠垂直到以下任何層次。但是，這種控制體系是逆市場方向的，從房地產市場宏觀調控的屢調屢敗之持續事實上不難得出結論。這裡面更深層的原因是政權福利已經遠高於社會福利──中央政府從政治倫理上反對賣地財政，但地方政權無賣地財政卻無以存活。換言之，政權福利高於社會福利才是最根本的中國特色，在福利壓力這項核心性普世價值上，中國與西方真正區別也恰在這個特色之處。此謂李克強經改路線的第三重阻力。
来源:《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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