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狗(第一章)

作者:齊家貞 發表:2010-11-19 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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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被釋女囚的真實故事——

小白狗給活活剝了皮,鮮血染紅全身,因為沒有死,它得活下去。女囚徒滿刑了,可是,苦難還在繼續,勞改就是剝皮,重新做人就是做狗,和紅狗一樣,因為沒有死,她得活下去。吃苦是她的使命,把吃的苦記敘下來 ,是她對使命的交待。

目 錄

第一章: 一宿三餐
第二章: 魂兮歸來
第三章: 金利勝,你在哪裡
第四章: 「人改造人」的夢囈
第五章: 「翹尾巴」的敵人
第六章: 從修道院走出來
第七章: 說士遇到駁士
第八章: 和平路,我的夢魘,我的星辰
第九章: 不死的醜小鴨
第十章: 兒奔生,娘奔死
第十一章: 初為人母
第十二章: 四十三歲的女人要讀書
第十三章: 幸福的大學童
第十四章: 「愛人」打架
第十五章: 重返我「家」
第十六章: 父親想做壞人
第十七章: 我和相似形
第十八章: 離婚彎彎路
第十九章: 小黑屋
第二十章: 再燃燒一次
第二十一章:暮春
第二十二章:進三步退五步
第二十三章:別離在即
第二十四章:給自己開個「追悼會」

第一章 一宿三餐

七一年九月,我從監獄回到和平路家,沉甸甸帶回來的是我的軀殼,軀殼裡面曾經有過的美麗的夢,都乖乖地躺在監獄裡同我分手了。那些詩歌都愛唱「展開夢的翅膀飛呀飛呀」什麼的,翅膀被剪掉,夢就飛不起來了。現在,這具軀殼面對的是最基本的問題,日圖三餐,夜圖一宿,怎樣活下去。這是十年前做學生的我不曾想過,十年監獄裡吃不要錢的飯住不要錢的房不需要自己考慮的問題。

那麼風光過的和平路,沿路諸多旅館茶館燒餅店小麵攤等等商店,早在「自然災害」時餓死,再也沒有生還。那些商店舖面,現在都住著居民,一家接一家大門緊閉,只有一個賣開水的老虎灶和一家聯合診所碩果僅存在我家附近。十年過去,除了歲月留下的殘破與凋敝,和平路沒有修建起一座新房子,沒有出現一點新變化,了無生氣。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好像昨天才離開此地。

如果說和平路還有什麼新聞可言,那就是它末端較場口的一大排住房。這個曾經在毛澤東選集的文章裡光榮提及的較場口——抗日時期郭沫若演講挨打的地方,現在一片冷清,附近二三十家房屋,全部朝較場口方向傾斜,比薩斜塔似的立著,好像隨時要倒。行人經過,看到這種景象都幫忙捏一把汗,住在斜房子裡的人倒反而安之若素,照樣在裡面生爐子煮飯,養兒育女,把油鹽柴米搬進去,把淘米水洗腳水潑出門,夏天坐在斜房子前面乘涼,冬天躲在斜房子裡面避寒。這些竹木捆綁房的生命力奇強無比,斜了許多許多年不倒,真是奇蹟。

一宿,還是在和平路那條街上,還是在和平路一百零五號二樓那間十二平方米的小房裡。

五二年八月,我家被西南鐵路局掃地出門,從國際新村宿舍搬來這裡至今近二十年,這個小房間沒有粉刷裝修過一次,四壁和天花板早已由白色變成鉛灰色,到處破破爛爛的。房間左前角從四樓延伸下來的水管子裂了絲縫,髒水浸潤而出,周圍霉斑點點,牆壁經常是濕的。這堵牆的中間,貼了一張《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年畫,畫上兩姐妹手牽手朝著高坡走,一走就是好幾年,紙張已經泛黃,她倆也變得蓬頭垢面像在生病。房間地板堅硬的木節疤這裡那裡亮眼睛似地鼓突著,「眼睛」周圍疏鬆的木質因長年的磨損陷了下去,地上凹凸不平。解放那年,父親高唱「走,跟著毛澤東走」,抱著跳過舞的那把木椅早已散架,火葬了。那個高低櫃和被重慶鐵路局打虎隊提到過的大飯桌,還沒有退休,偷油婆(蟑螂)色的油漆大部分剝落,返樸歸真成木頭本色。上廁所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照舅)」,得穿過馬路,衝刺幾十公尺,鑽進「聽月樓」旁的公廁,眼睛鼻子給濃烈的阿摩尼亞氣刺得發痛。

我回家的第二年九月,母親逝世。這位老是倚在窗台上盼望親人歸來的憔悴枯瘦的女人,獨自艱辛地支撐這個破碎的家庭二十一年之後,等不及父親滿刑歸來,帶著她長久懷有的團圓夢一起走了。

五姐弟都是大人了,我三十一歲,最小的阿弟也已二十三。聚齊時,四個大和尚一個小尼姑(我個子小),擠住在一間小房裡,雖是姐弟,也有諸多不便。特別是夏天,露手膀露大腿,睡著了不知是啥醜樣,不管多熱我從來不穿背心三角褲睡覺。與其說這是一個家,不如說她更像一座廟,廟裡的五姐弟都像修行人,在一起,一本正經,從來不開玩笑,大家都很年輕,全是單身,卻從來不聊什麼男朋友女朋友之類的話題。住房雖擠,正如四川俗語勸走路人不要抱怨知足常樂那樣,「前面雖有騎馬的,後面還有抬轎的」,比起兩代人三代人擠住一房,我們算是幸運的。

房對門的鄰居已經換了幾撥人,兒時難舍難分的好友廖曼蒲,五七年舉家遷往北京。後來的住客,與我家拉開距離,再也沒有鄰居間的親熱勁。現在對面兩個房間住的兩家人,後房是一對中年夫婦和動不動就要挨打的抱養女兒,這對夫妻從不理人,走過你面前鼻子哼哼算是打了招呼。前間,同時又是後房的過道。女主人高大白胖,眼圈烏黑,像只熊貓。她的兒子是現役軍人,門板上貼著「光榮人家」的紅條。現任丈夫老干猴似地瘦小,又有哮喘病,總看見他伸直喉嚨喘氣。每當派出所召集光榮爸爸媽媽開會,女主人便忘記自己的年紀,穿上大紅大綠的袍子帶著跟她沾光的瘦丈夫,一同興高采烈地光榮去了。

平時,兩人在家沒事,不吵架就打牌。吵架的時候,女的聲音響亮英雄,男的聲音尖利難聽,像馬戲團演雜耍。打牌打得兩口子誰不讓誰,爭得輸錢輸米面紅耳赤,擾亂四鄰。別看那老頭子弱不禁風哮喘得可憐,噗哧噗哧像馬上要斷氣,罵起人來擊中要領, 「齊治平,你反革命家屬,不准囂張」!

日圖三餐,就是找飯碗,金飯碗鐵飯碗,當然高攀不上,端個泥飯碗就心滿意足,只是要小心摔爛。

我們較場口派出所第十五段,早已不是當初來逮捕我的「姜巴」戶籍管了,也不是為追查父親的三本日記——據監獄幹部說「其中一本就夠資格槍斃」,專程到四川省第二監獄查審父親和我,並有意無意為我倆串供(透露父親的口供給我),後來到我家看望過我的王戶籍。王戶籍說文革他也挨鬥,紅衛兵從他頭頂上潑下一桶漿糊,在他的黃軍大衣上貼滿大字報。漿糊干了,大衣硬得像盔甲。怪不得!

現在的新戶籍姓袁,居民叫他「袁大頭」。他皮黑臉瘦個子小,帶著個公安大圓盤帽看來有點比例失調,綽號「袁大頭」可能由此而來。猜想他文革初期也被紅小兵「觸及過靈魂」,不然怎麼會對我挺幫忙。省二監釋放我的第三天,他就到我家,通知已幫我借到一部縫紉機——對於一個勞改釋放犯,這是過於關照了,叫我去本段街道工業縫紉組上班,打帆布書包。「袁大頭」說每月有十五元收入,幫助補貼家用,總比沒有好。知道我在監獄裡學會了重新做人修理縫紉機的手藝,他告訴我,較場口一段正在籌建縫紉機修組,他將設法弄我去。

袁大頭幫這個忙是帶給我家的及時雨。二弟安邦三弟治平沒工作呆在家裡吃閑飯,現在又多了個勞改隊回來的女兒,靠母親幫人帶幾個月大的嬰兒每月十四元生活。十四元絕對養不活四口大人,媽咪嘴上不說,心裏日夜焦愁。當時,她已重病在身,她自己不說,大家也太疏忽。

上班的地方,過去是個鋪面,約十五平米,離我家只有五十公尺。八部縫紉機圍成口字形,八個女人面對面做活。這些革命群眾全是婆婆客,手腳笨拙嘴巴勤快,我奇怪他們怎麼會有如此之多的東家長西家短聊不完,高興時竟乾脆停下活路講話,反正摸多摸少都發十五塊。

十年勞改,把我鑄造成勞動的機器,一名只知猛衝猛打做事的尖兵,別提與革命群眾談天說笑,就是偶爾插一句嘴的習慣,也已在勞改隊像戒菸戒酒戒毒一樣戒掉了。在這幫唧唧喳喳的婦女裡,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啞巴。現在,我哪怕一隻手提褲子,一隻手幹活,也能把她們遠遠拋在後面。不過,我多長了一個心眼,提醒自己的產量不能太冒尖,謹防到時候他們不放我去機修組。我想,機修組的工資可能會高一些,可以多給母親一點錢。

很遺憾,儘管我做了極大的努力,努力磨藝術洋工──看起來很忙,其實在偷懶,摸不出多少產品。然而,我的產量還是遙遙領先。

勞改隊出來的烏龜都比社會上的兔子跑得快。

不出所料,一段機修組籌備就緒,「袁大頭」通知我去上班,全體女人憤怒地哇哇叫,責備戶籍手肘往外拐,「勞動好的為什麼不留給自己的地段」。一個長相醜陋名字好聽叫「鳳凰」的年輕女人喊得最響。她說:「不能聽她的,群眾說了算。」其餘的人「對呀,對呀!」一致附合。看當時的情景,他們是想用強力把我留下,為縫紉組沖產量,爭到最後,只差一句話沒說出口:「勞改隊出來的人,哪能由她!」

其實,我很能講話,蒙住半個嘴也能把他們說贏,但人微言輕,我沒吭聲。袁大頭很會應付,他溫和而堅定地撫慰大家:「一段機修組剛剛建立,急需會修縫紉機的人,讓齊家貞先去,以後找到其他人了,再叫她回來,齊家貞屬於本段。」女人們拱起嘴一齊起鬨:「門門門(矇騙),喝(騙)熟人。去都去了,回來個屁!袁戶籍衛護別個段。」

我屏住呼吸,聽憑別人決定我的命運。

袁大頭沒有讓步,我去了機修組,工資是原來的兩倍。母親知道後,她多皺的臉微微舒展了。

一段機修組在中華路財貿俱樂部對面,由兩間鋪面組成,離我小學畢業看初中發榜時差點挨打的地方很近。在這裡,我一生中第一次被一名老工人叫了一聲「齊師傅」,羞得我滿面通紅。他叫鄔德瑞,六十左右,是個地段戴帽歷史反革命,去前我已聽說過他,他也耳聞過我這個「勞改釋放犯」。真的是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

鄔師傅對任何人都恭恭順順笑口常開,很會處世為人很會隨機應變,革命群眾對他還過得去。他從來不對我的歷史發問,也極少與我擺談他自己,但我能心領神會到他對我有一種特殊的關照,一份父親般的慈愛,一雙隨時準備給予的援手。無論是修縫紉機技術上有問題,還是生活方面有疑難,有鄔師傅在,我就有一本百科全書可以查找答案。

機修組由鄭廷貴負責組建,他過去是個「跑攤」修縫紉機的,跑一路修一路,是中國最自由的職業,是中國最自由的份子,當然也是中國最吊兒浪當的人。哪天,如果嘴攙想打牙祭(吃肉),他就略施小計,把綠豆大的梭皮螺絲扔給主人的母雞,讓它當米啄進肚裡,中午,為嘴送命的母雞,就變成鄭師傅香噴噴熱氣直冒的盤中餐了。鄭廷貴那雙水淋淋的紅眼睛,好像天天在熬夜,夜夜去偷牛,好像老是在害眼病。他一開腔講話便滿口噴水,亂打標點符號,聽者一定要格外小心,同他保持相當的距離。他形容猥瑣,從來振作不起精神,不像個正經的做事人。不用說,領導鄔德瑞和我這兩個一老一少歷史上有紅疤黑跡的份子,他資格是夠夠的。

就在這只有三個職工的較場口一段街道工業裡,開始了我的修理縫紉機生涯。

每天上下班,我得數次經過小時候背著書包遊走的,那麼瞭如指掌那麼流連忘返的街道。無論是我家旁邊的大壩子,還是較場口,石灰市,唯一電影院,每一個地方每條街道都勾起我兒時的記憶,都牽動我濃烈的親情,都激起我的心去親吻逝去的笑聲、悲哀、失望與恥辱。

現在,沒有了孩子們在壩子上花樣翻新的遊戲——老鷹捉小雞、偷步、修房子和無事找事的小山頭間的爭吵,沒有了較場口那個「肉餡麵包圈」——荒貨市場的喧囂與嘈雜,沒有了石灰市路口五光十色的滷肉市場和人頭躦動的顧客,沒有了唯一電影院門前滋滋滋唱歌的油煎雞蛋熨斗糕,沒有了上百個擠在我家樓梯下爭睹逮捕反革命份子齊家貞的好戲,和我從戲台上走下來時觀眾裡一聲失望的驚叫,「哎呀,還是個娃兒」,這些地方已經失去了生命,死得硬梆梆了。

那個上學放學都背著書包在街上閑逛,都要在吃肆店門口守嘴打精神牙祭的齊家貞已經死了,不復存在。今天的齊家貞,披了張跳進黃河也洗不清的勞改皮,目不旁顧急急匆匆地來去,為的是掙飯錢餬口活下去。

作為技工,我在機修組的工資是三十一元五角,留給自己一元五作零用,其餘的全數交給母親。

十年鐵窗不接觸錢,我已經沒有使錢的嗜好。我沒想過花兩角錢看場電影,在裡面哭哭笑笑發神經;我沒想過用塊把錢買本書,澆灌一下自己荒蕪蒼涼的心田;我沒想過花四分門票錢,進文化宮看看孩子坐轉椅蕩鞦韆,彌補我兒時因為連集體票兩分錢也付不起而錯失掉的歡樂;我甚至也沒想過買件花花衣裳穿,到街上招搖漂亮一下子。我只想到我的獄友們,這份真情成為我生命中刻骨銘心的一部分。我要把積攢起來的零用錢,請我的獄友一起享受德元湯圓店的湯圓,那閃亮的黑芝麻,濃烈的甜蜜,膩嘴的豬板油;享受解放碑餐廳的涼麵,上面堆得尖尖的各色酌料,底下埋的剛煮過心的綠荳芽。我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十年二十年沒有問津過這些美食了。

對於我,十年勞改似乎已經取代了我過去所有的生活,勞改前的日子已經不屬於我談話的範圍,無論誰來我家,無論是弟弟們的朋友還是我的朋友——我的當然是獄友,只要開口,我言必稱「我們孫家花園」(四川省二監雅號),「我的同犯某某」。這簡直是在自己額頭上刻字,「我是反革命」、「我來自勞改隊」,我這是在招惹白眼,招惹是非,四個弟弟們對這個仍然不諳世事的姐姐非常擔心,非常不理解。

他們是對的,就憑我坐監獄(還有父親)這一點,就已經把全家人逼成了驚弓之鳥,出來後,我還在繼續使他們受驚,他們當然緊張,承受不住。可是我,我又有什麼辦法呢?二十歲進去,三十歲出來,這十年,是我的黃金歲月,是我生命中最美麗的年華,打下了什麼烙印,那個烙印就是終生的壓倒一切的烙印。在這個十年裡,我整個兒被掏空了,五臟六腑大腦思想都被掏走了,別提什麼出國留學,當中國的居里夫人什麼臭屁理想了。我沒有價值,沒有追求,沒有見解,沒有慾念,沒有朋友,沒有去處……一無所有。剩下的,就只有這十年監獄給予我的記憶,諸如「我們孫家花園」,「我的同犯」。

我已經非常習慣自己完全不屬於自己、非常習慣自己的時間完全交由別人支配的監獄生活了。勞改隊裡每週七天,七個晚上雷打不動的政治洗腦學習,六個白晝緊張繁重的體力勞動,剩下的休息日星期天,上午監房、車間內外的大掃除,下午寫小組學習情況匯報,或者隊長要的什麼材料,或者某些臨時性的任務,比如赤手空拳跳下糞池疏通管道,把廁所底部的石板洗得黑亮,比如替隊長辦公室做清潔,這間那間,比如替張隊長長滿裂口的腳後跟削皮擦藥等包羅萬象的雜務,如果還有點剩餘時間鑲疤鑲塊補我的「萬能勞動衣」,或者上床放平補二十分鐘瞌睡賬,已是謝天謝地,絕無另外的時間做別的私事。

時間像這樣讓人安排得爆滿,既不看書報,又無文娛活動,兩年關在看守所,八年勞改隊,總共十年——生個孩子都十歲讀小學四年級了——可想而知,這十年的積習有多難返。所以,現在突然多出來的每天晚上和星期日的剩餘時間,要我自己支配,真的令我心慌意亂,不知如何是好了。

進了機修組,每天下班、週末和節假日前,我都等著負責人鄭廷貴開口,希望他交待我要加班,像只流口水的狗,搖著尾巴等主人扔骨頭。只要鄭師傅開口問,齊家貞你有沒得空,我便忙不迭開心地答應有,有。時間有地方耗費,心才有地方擱放,我感到踏實。

鄭廷貴整日東遊西逛不務正業,一天有兩個小時在組裡露面已很夠意思,沒人喊得動他加班。他問,加班?給好多數數——加班費。鄔師傅上班從不遲到早退,幹活賣力,常常不顯眼地擔當一些技術領導工作,可是,除非找不到任何推諉的藉口,他不會來加班。於是,加班是我的專利,唱獨角戲。不管路上人來人往喧聲震天,不管外面烈日當空還是風雨交加,我不為所動,專心專意忙忙碌碌。特別是長節假日,這個年輕女子沒有親探沒有友訪,油手油身地對冷冰冰的縫紉機情有獨鍾,時不時有鄰居、行人好奇地站在門口觀望,不明白好端端一個女子得錯了什麼病。

半年內,我都在得病——所有的晚上,所有的星期日和國慶節元旦春節假日,我都像個機器人,獨自在那裡,做,做。

在「十紅夾一黑」群眾專政的社會裏,雖然省二監釋放我的大會上宣布不給我戴反革命帽子,但是,無形的帽子,無形的號服仍然穿戴在身上。附近地段的居民人人皆知我坐過牢,走在街上,有人禁不住要回過身子多看我幾眼,好像我頭上長了角,與眾不同;禁不住要眼眨眉毛動地議論我幾句,好像我過去真做了丟人現眼的髒事。也有人謠傳我是臺灣特務——大概沒那麼能幹,解放時我才八歲。幸好,我固有的「馬大哈」性格救了我,它像一層厚膜,把我框在裡面,既保護我順利度過獄內的十年,也使我本能地對社會長期的歧視與壓力不予理睬,天兮兮(傻乎乎)地生活在自己的膜裡,並不感覺比別人矮三分(儘管的確比別人矮三分),也不認為自己少長了一匹肋巴(儘管真的是少長了一匹肋巴),自以為還是十年前的我自己(其實已經不是),你嚼你的嘴根子,我過我自己的好日子。

日子開始不平靜。

一次加了晚班,已是半夜十二點半,走過米亭子,一群人熱熱鬧鬧開過來,押著一對男女遊街。女的頭髮蓬亂,只穿了內衣內褲,乳房在半透明的汗衫裡隱約可見,男的上身赤膊,只穿了一條三角褲,胸前挂了一雙皮鞋。當時已是初冬,這兩人都冷得發抖,看來是剛從被窩裡拽出來的,這就是所謂「捉賊要拿贓,捉姦要拿雙」了。我認為,侮辱他人就是侮辱自己,不論他倆做了什麼,這種侮辱人格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更令我無法容忍的是那群興高采烈的圍觀者,好像在慶祝「九大」召開。我很失望。

還有一次也是下了夜班,在瓷器街口,四五個叫花子跪成一排,每人面前鋪了一張用石塊壓著的大紙,解釋每個人乞討的理由。在灰暗的路燈燈光下,我很難看清紙上歪七倒八的毛筆字,但是,這些跪著的人,他們枯瘦的身體在襤褸單薄的衣裳下瑟縮則顯而易見。這種前所未見集體下跪的情景令我非常難過,非常納悶,而過路人的冷漠無情和見悲不憫令我震驚。

我參加過一次地段群眾對轄區五類份子年終的評審大會。混在革命群眾裡,我這個勞改隊的釋放犯,親自體會一下監外管制犯的日子。

戶籍一聲吼叫「滾進來」,於是從一群蹲在地上,個個爛眉渣眼穿得黑黑破破的人堆裡,彎腰駝背地「滾進來」一個人。他畢恭畢敬念完自己的年終總結後,群眾開始揭發。一個言辭激烈表情憤怒的女人說:「他壞得很,根本沒有改造好。他說‘吃得好,屎都要粗節點,油光水滑的,吃得不好,屎都是渣翻翻的。’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人人有飯吃,個個有衣穿,哪個吃得好?哪個吃得不好?大家都是一樣的。」她轉過臉,質問那個深深勾著頭以示接受批判的五類份子,「你說,你說,你是不是在污蔑我們社會主義?」接著,另外一個女人上來,先哮喘了一陣才開始講話:「你說,文化宮的防空洞裡有個人遭殺了,你是在造謠!我們的國家治安好得很,哪裡殺了人?哪有這回事?大家說,他是不是在造謠?」人群裡稀稀落落回應了幾聲,好像癩子頭上不多的幾根毛。後來,還有幾個人發言,沒有一個不是狗屁不通,沒有一個揭發出了名堂。批完一個,「滾出去」一個,又「滾進來」一個,再「滾出去」一個……望著這堆倒霉的黑五類,我覺得他們比監獄裡的犯人更不是人。

治平告訴我他親眼所見的一件事。

凱旋路下面的看守所,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年輕未決犯,從二樓監房窗口跳下來企圖逃跑,一條腿摔斷了爬不起來,群眾專政隊員從裡面追出來,氣喘吁吁地罵道:「你個龜兒子,這麼會跑,跑了好多次,這回啷個不爬起來再跑耶?」說著,眾目睽睽之下,舉起手槍朝扑在地上叫痛的小青年開了三槍,他身子抽搐幾下便不動了。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我六一年九月入獄,七一年九月出來,那場風風火火進行了五年的觸及人們靈魂的文革,怎麼像魔棍把當今社會攪得是非顛倒廉恥喪盡。十年前,大陸一片飢餓,那是肚腸的譏餓,今天,仍然是一片飢餓,卻加上了精神的飢餓。我發覺自己坐牢十年,人被掏空了,成了行屍走肉,可是回到社會,我的所見所聞告訴我,社會上的人也被掏空了,好像掏得比我更空,更像行屍走肉。

在獄內,獄吏老是教育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革命人民政治覺悟空前提高,勞動熱情空前高漲,犯人如果不加速思想改造,出獄後跟不上社會前進的步伐,將會被歷史無情地淘汰,弄得不好,還會吃「回鍋肉」演「二進宮」。可是出獄已經半年,我看不到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看不到他們的勞動熱情,甚至看不到做人最起碼的正義感、同情心,倒是我這個從監獄勞改隊出來繼續接受改造的人,反而比他們有政治覺悟,有勞動熱情,更有人的味道。

監獄理的敵人好過監獄外的人民,這是怎麼啦!

一九七四年秋,父親被釋放,在省二監就業隊當就業員。週末,他請假回家,跨進房門,發現床上沒睡人,牆上掛著母親的黑框照片,這才恍然大悟,媽咪不是重病在身,而是永遠離開了我們。不算以前軟禁、坐牢、就業,就只這次和女兒一起,父親整整蹲了十三年監獄,眼睛望穿了,望來了刑滿歸家,迎接他的竟是與愛妻死別的噩耗。父親老淚縱橫,媽咪呀,我回來晚了!全家抱頭痛哭。死者不能復生,母親已經逝世兩年。

第二年底,政府按國民黨縣團級人員的待遇,把父親從省二監就業隊釋放回家。他,也面臨日圖三餐,夜圖一宿的問題。

政府發給他「飯票」——被安排在「重慶長江儀錶廠」,一個集體性質的合作企業噴漆組當工人。七六年三月,噴漆工「上任」之前,書記廠長召集科長、車間主任、小組長開會宣布,廠裡即將有一名戰犯齊尊周(戰犯,太抬舉他了)來此上班,大家回去通知各科室車間小組全體幹部工人,不准叫他同志,不准叫他師傅,只准稱呼名字。

本來嘛,名字取來就是給人叫的,有的人常常不喊對方的名字,喜歡用「同志」、「師傅」、「廠長」、「書記」這樣的方式,來表示對革命上級的崇拜,同一營壘戰友的親密,志同道合的戰鬥友情,那是他們的自由無可非議,就好像狗與狗見面,用聞對方的屁股來表示親熱一樣。只是,領導同志們興師動眾,專門開會規定只准叫齊尊周名字,那就有點畫蛇添足小題大做了。

父親搞噴漆是有毒工種,沒口罩沒帽子沒圍腰,勞動下來他頭髮裡滿是油漆,穿的衣服件件給塗得斑駁陸離油亮油亮的。解放前,父親在南京公共汽車管理處當處長,由於「交通難」是首都的大問題,他每週末每個節假日從不休息,親自到樞紐大站第一線調度車輛,拿著話筒維持秩序,安撫焦躁的乘客們。解放後,他成為階下囚,前後二十三年裡,一直在磚瓦廠、筑路大隊、碳粉機上做最骯髒最勞累的活路,現在安排他當噴漆工,雖然與他的鐵路運輸專業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是,想想監內繁重的苦役,想想解放前當官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上班操心勞力,現在的工作一點不煩人,還有星期天休息,簡直是社會主義祖國對父親天大的關懷,他還有什麼奢求?

在噴漆組裡,父親做的活數量高,質量好,其他人不願做的事都扔給他,他從不挑肥揀瘦,少說話多做事。每年,小組一致提名他為先進工人,每年都被廠領導舉手同意一致刮掉。

二十多年的鐵窗生涯改變不了一個人的氣質,那是老天給的。父親當噴漆工,穿布衣布鞋,一米八的個頭依然儀錶堂堂,鶴立雞群。知道父親從何處來的人說:「哪裡看得出你坐過牢喲,比沒有坐過牢的人還要神氣。」不知底細的人則說:「哎呀,齊師傅,你啷個到噴漆組來了喲。一看就曉得,你該去當大官,坐辦公室。」後來成為我至交的李方健說:「第一眼看見你父親,我就曉得他是個非常好非常善良的長者。」廠里許多人根本不理睬上面的警告,照樣叫他「齊師傅」,私下裡還對他表示好感和尊敬。

飯票有了,拿 「米發梭」(三十四元五)工資,還有宿,這是中國人最頭痛的問題,它不存在私人渠道,和飯碗一樣,全靠衣食父母——政府賞賜。父親的住房只能指望有關部門落實政府對國民黨縣團級人員的政策。很快,有了響動,收到民生路房屋管理所寄給父親的分房通知,我們全家狂喜,立即前往較場口小米市三十五號查看。

面對分給父親的新房,我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這,怎麼能叫房間!它在這座舊高樓底層的廚房裡,用粗竹蔑席在進門右側圍出了一個四平方米的地方,蔑席上面沒有封頂,離天花板還有兩尺距離,蔑席中間剪了個口子朝上卷起來叫做窗戶,腳下是坑坑包包的老泥地,頂上是被煤煙熏得漆黑的天花板,整幢摟厚重的大門就在「房間」的前面,左邊是好幾排整整齊齊的爐子兵團,再過去,便是樓梯。早先,當工人前去「圍造」這個「房間」的時候,因為侵佔了公用廚房的地盤,遭到主婦們的抗議。工人說:「給一個拆遷戶暫時住幾個月就還給你們。」現在,民生路房管所負責這次國名黨縣團級人員分房的許海榮,把它作為正式的永久性住房分給了父親。且不說這麼小的房間安放一張小號雙人床(單人床父親睡不下)後連屁股都打不過轉,只消想一想,晚上清晨,人進人出嘰嘰嘎嘎不停呻喚的大門,上樓下樓咚咚敲鼓響的腳步聲,來來去去人們的吆喝,女人們三餐煮食的哄鬧,這支噪音交響曲長驅直入「房間」,白天黑夜的打擾人,能有多麼恐怖,完全可以把人的神經弄成有病。加之,打開爐門掏煤灰的灰塵,生爐子時的濃煙,沒有充分燃燒的一氧化碳,不分晝夜肆無忌憚地從「窗戶」,從開口的「房頂」自由進入,人像生活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不短陽壽二十年才叫怪事。分配這樣的房間,豬圈狗窩不如,比監獄裡的小監房還小監,把人作踐到這樣的程度,虧他們做得出!

我們憤怒已極,找到該所分房管理人許海榮,我生氣地說:「把根本不能住人的所謂房間分給一個六十四歲的老人,實在太不適當了,簡直不把人當人!」瘦狗似的許海榮,亮出他滿口咖啡色的稀牙,一副鄙薄的神情:「什麼不適當,適當得很!革命群眾還沒有這樣的房子住哩,你還要嫌,不要就退回來!」我永遠不能忘記他講話有持無恐的那副凶像,他強調「革命群眾」,就是暗指父親坐過牢——坐過牢的傢伙你識相點!這樣,他才敢如此欺侮人。我心裏詛咒他不得好死!
「房間」不能住人,又不願放棄居住權,只好空在那裡,每月繳房租九角六分,任憑油煙煤氣自由貫通,讓它像積錢罐那樣存積煤屑灰塵。父親只得加入我們十二個平方米的「和尚廟」,他要早起鍛練,起床時會因床架搖曳作響弄醒旁人,他說睡地板最好。

多年來,父親不停地到市中區房管分局求告,他們最後兩次通知下屬的民生路房管所重新調整。最初「民生路」以沒有房子搪塞,後來書記所長開恩,說是等節約旅館修好後,在頂樓分一間。夜不長夢也多,旅館修好了,民生路房管所領導大換班,在討論節約旅館頂樓分配時,有人提到拖得太久的齊尊周的房子,新的實權人物張向東書記說:「不管他的。」他口袋裡有自己的名單。

大失所望的父親,抱著最後一線希望,又去市中區房管分局求說,雖然一無所獲,但沒有空手而歸,意外地,有個人向父親泄露了機密。他說,民生路房管所有個叫何方正的同志告訴他:「全市他們這批人分的房都能住,就是齊尊週一個人例外,齊尊周分房的全部經過我都清楚,只不過我們不好說出來。」這就是說,許海榮將房子掉了包!他利用父親在政治上說不起話的機會,把本應給父親的可以住人的房子給了他自己的關係戶,然後用那個「適當得很」的「房間」抵數。知情人誰敢幫坐過牢的人說話。

無奈,父親數次去信重慶市紀律檢查委員會狀告許海榮和張向東,要求紀委出面干預,信等於寫給了死人,屍首單位哪會有回音。

許海榮的「適當得很」,張向東的「不管他的」,使父親從六十四歲等到七十二歲,八年來,他始終沒有自己的住處。父親睡了五年和平路地板,然後是窮搬家,白象街、紅星亭坡、通用廠宿舍。

八二年春,謝銳強先生從洛杉機到中國探親,受他堂兄謝文龍之托來重慶看望父親,可是失之交臂,父親去廣州會晤堂妹夫林道宏先生了。沒有見到父親,謝先生要求去看看父親的住處,我們這些馴服的工具,主動馴服,為了不丟國家的面子,轉彎抹角地拒絕了他,使這位不遠萬里來中國的謝銳強先生,失去了千載難逢大開眼界之機,沒有看到這個「適當得很」的住人的狗洞。

最後還是「開後門」解決戰鬥,過去八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現在「得來全不費功夫」。小弟媳一個親戚在七星崗房管所當科長,瞭解情況後很生氣,他利用手上的權力行善,把那個「積灰罐」為父親在和平路六十九號二樓換了一個雖然奇小但可居人的房間。「開後門」真的是威力無窮啊!

我明白了「逼良為娼」一詞的含義,也體會到毛澤東關於「走後門不見得都是壞人」論斷的偉大英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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