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華盛頓（1732——1799）享有美國國父之稱。1789年，在美國立國後的第一次大選中他以全票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後，又於1793——1797年連任，但他拒絕蟬聯第三次，這就形成了美國總統任期一般不超過兩屆的慣例。
一
列剋星敦打響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槍，驚醒了整個新大陸。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參與的第二屆大陸會議上，由華盛頓擔任大陸軍總司令的提名獲全票通過。第二天，大會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這一歷史性的任命。在那個激動人心的時刻，44歲的他誠懇地說：「雖然我深知此項任命給了我崇高的榮譽，但我仍深感不安，因為我的能力和軍事經驗恐怕難以勝任這一要職。鑒於議會的要求，我將承擔這一重任，並願竭盡所能為這一神聖的事業效勞。」（《華盛頓選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46—47頁）但他拒絕了大陸會議批准給他個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餉，他表示「對金錢的考慮是不能促使我犧牲家庭的舒適與幸福來接受這一艱鉅的任務的」。（同上，47頁）5天後，他一接到大陸會議正式頒發的委任狀就動身奔赴疆場了。他深知生命無常，甚至想到了戰死沙場的可能，所以在出發之前他給親人留下了遺囑。
在6月18日寫給夫人的告別信中，他無比真摯地說：「親愛的帕齊，請你相信，這一職位並不是我自己去謀求的。我曾竭盡全力擺脫，不僅是由於我不願離開你和我們全家，而且由於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確難以勝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過的一月，那種真正的幸福要遠遠勝過我在異地他鄉若干年後始能盼到的遙遠的希望。」（同上，47頁）在6月19日給朋友的信裡，他再次談到 「自己既無能力又無經驗，很難擔當如此重大的職責」。他能夠保證的只是三點：「堅信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同上，49頁）透過這些私人信件，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謙遜決不是虛偽造作。
華盛頓所統率的部隊衣衫襤褸、裝備簡陋，大部分都是臨時招募的，缺乏基本的軍事訓練，而他的對手卻是號稱「日不落帝國」的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1776年聖誕夜的特倫堡一戰，華盛頓出其不意、打了一個大勝仗，被譽為「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蹟」，大陸會議做出一個重大決定：把軍事指揮權全權授予華盛頓將軍。面對這一巨大的榮譽和權力，他體會更多的是責任，在寫給大陸會議的信中，他虔誠地說： 「大陸會議把軍事職責方面的最高的和幾乎無限的權力授予我，我感到無上榮幸。但我決不認為，大陸會議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義務。我時刻牢記一個道理：刀劍是維護我們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權利得以確立，就應把它們棄之一旁。」（同上，139頁）
大陸會議一度還曾授予他為期60天的非常權力，包括任命准將以下的軍官，徵用一切軍需品，運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敵手並對敵人有用的物資等。華盛頓從來沒有被權力沖昏頭腦，他始終堅信「刀劍是維護我們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顯示了他人格中最純潔無私的一面。
二
在勝利即將來臨的時刻，華盛頓回首征程，雙眼模糊，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他在長達6年的漫長歲月裡，從未回過自己的家，即使過家門也不入。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他不僅早生了滿頭白髮，眼睛也幾乎看不見了。為了贏得這場戰爭，無數的戰友在他的身邊倒下去了......
1781 年，勝利已成定局，經過多年戰爭的洗禮，大陸軍已成為新生的美國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組織性和富有戰鬥力的力量，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戰功赫赫，有著世界性的聲望，更是美國眾望所歸的人物，在每一次軍內外面臨危機的關頭，他都能發揮出巨大的個人力量，順利地化解危機。那是18世紀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國大革命還沒有發生，英國光榮革命之後長期推行的君主立憲制度給古老的英國帶來了繁榮、穩定和自由。美國新大陸上湧動著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襲制紐帶、由移民組成的新大陸上，誰能成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贏了獨立戰爭、擁有巨大威望的華盛頓自然是首選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順理成章！
率先提出這一建議的就是華盛頓的部將、曾任米夫林堡守備司令的劉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華盛頓，列舉軍隊遭受的種種不公，並把這一切歸咎於共和政體，他說：
「那種把我們從難以想像的困難中引向勝利的才能，那些得到軍隊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導和指導我們在和平的道路上前進。有的人把專制與君主政體混為一談，覺得很難把它們分開。因此，我所建議的政體的首腦有一個顯然較為溫和的稱號，但是一旦其他問題都得到解決，我認為很有理由採納國王的稱號。」（同上，239頁）>
在當時的美國，這並不是劉易斯·尼古拉上校一個人的看法，不少將士都有這樣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華盛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抉擇。但他立即就作出了決定，寫了一封措辭嚴厲、毫不含糊、不留任何餘地的回信：
「我非常以外和吃驚地閱讀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見，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戰爭中發生的任何變故都沒有像你說的軍隊中存在的那種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懷著憎惡的心情看待這種想法，並給予嚴厲的斥責。」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舉動會鼓勵你寫這樣一封信，我認為這封信包含著可能降到我國頭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還有點自知之明的話，你不可能找到一個比我更討厭你的計畫的人了。......如果你還重視你的國家，關心你自己和子孫後代，或者尊重我的話，你應該從頭腦裡清除這些想法，並決不要讓你或任何其他人傳播類似性質的想法。」（同上，239—240頁）
在那個關鍵的歷史時刻，華盛頓堅定拒絕了對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態度對美國消除君主制的威脅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國最有威望和實力的人物公開反對君主制，嚴詞拒絕國王的頭銜，誰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這一選擇為美國成為民主制國家開闢了道路。
三
1783 年9月3日，英、美和約簽定，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經過8年的浴血奮戰之後，美國最終贏得了獨立、自由和尊嚴。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頓附近的洛基希爾，華盛頓向追隨他征戰多年的將士發表了飽含深情的告別演說，「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長時期的分手向他們親切告別。」他說：「你們在部隊中曾是不屈不撓和百戰百勝的戰士；在社會上，也將不愧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儉樸、謹慎和勤勞的個人美德與戰場上更為壯麗的奮勇、不屈和進取精神同樣可貴。」最後他公開表達了自己即將退役、過平民生活的熱切願望，「分離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將永遠退出歷史舞臺了。」（同上，240、241頁）
兩天後，當華盛頓乘船離開紐約港時，岸邊送別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熱淚，不停地揮動手中的帽子，與8年炮火硝煙中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依依惜別。
12月23日，在安納波利斯，華盛頓向大陸會議辭去一切公職，親手交回了大陸軍總司令的委任狀，正式解甲歸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著熟悉的波托馬克河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鄉——弗農山莊。
「戲已經演完了。我不再肩負公職，有如釋重負之感。我希望能在餘生中為善良的人們做一點事情並專心修身養性。」對華盛頓來說，動盪的戎馬生涯已經結束，新的生活開始了。已過知天命之年的他決心在鄉村田園度過他的後半生，他給遠在法國的戰友拉法耶特寫信，充滿了對鄉居生活的讚美與自足：
「親愛的侯爵，我終於成了波托馬克河畔一個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無花果樹下休閑納涼，看不到軍營的喧鬧和公務的繁忙。我此時所享受的這種寧靜幸福是那些貪婪地追逐功名的軍人們，那些日夜圖謀策劃、不惜滅亡他國以謀私利的政客們，那些時時察言觀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們所無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獨自漫步，心滿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將知足常樂。」（轉引自劉文濤《革命之劍華盛頓》，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242頁）
從將軍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過了，就像當初應召為國服務，義不容辭，這是義務，是責任，也是他作為軍人的榮譽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則。一旦勝利降臨，戲劇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別這個舞臺，沒有一絲的猶豫和留戀。在進和退之間，在顯赫的權勢和淳樸的平民生活之間，他從來都能找到自己最準確的位置。他是戰士、是公民，為國服務是天職，是上帝的召喚，是他對這片大地與生俱來的情懷。對於大陸會議和美國人民給予他的崇高榮譽他始終深懷感激。
四
過平靜的鄉居生活，是華盛頓在獨立戰爭期間夢寐以求的心願，在嚴酷的戰爭中他無時不在渴望著早日贏得自由，解甲歸田，回到芒特弗農去經營自己的莊園。1784年4月4日，他在給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這樣描述：
「而今，我已聽不到武器的撞擊聲，看不見營房的繁忙景象。無官一身輕。我現在過著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無花果樹下乘涼。我住在一幢小別墅中，四周放置著農具和羊皮。我只求從容地沿著生命之河順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華盛頓選集》，220頁）
他嚮往田園生活的寧靜，不願炫耀自己的開國功勛，以免背上沽名釣譽的惡名，他甚至謝絕了終生摯友克雷克醫生代表一位作者為他立傳的請求。他一直認為讚美他個人而不寫整個獨立戰爭將使他陷入尷尬和不快。與不惜代價瘋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種境界，他更喜歡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無花果樹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記憶，「此時，我希望能悄然無聲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斷與塵世的一切糾葛。」正是這樣的境界使他斷然拒絕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誘惑，有史以來，他是第一個打贏了戰爭就回家的統帥。
華盛頓的私人秘書托拜厄斯·利爾說：「在弗農山莊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華盛頓先生一生中最快樂幸福和無憂無慮的時光了。」（同上，246頁）這話也不完全正確，在那段日子裡，他非常思念早已離開的少年朋友，並深深懷念已謝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湧動著難以言說的感情，他夢囈般地寫下了：「我親手栽下的樹木迅速成長起來，似乎它們已知道我行將衰老，在我與世人告別之際，要用它們的濃蔭為我遮陽蔽日。」（同上，243頁）
賓夕法尼亞州議會通過代表向大陸會議提出動議，要求對華盛頓的貢獻和犧牲給予補償。他明確表示，絕不接受任何補償。他家鄉所在的弗吉尼亞州議會將波托馬克河與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贈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舉顯示了國家對他的高度評價、愛護與關懷，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對國家美意的不敬、蔑視，甚至「被誤解為蓄意炫耀自己的無私與美德」，經再三斟酌，他最後將全部贈與捐獻給了慈善機構。
如果不是局勢的變化，使他再度應召為國服務，這位曾拒絕王袍加身的偉人將在美麗的弗農山莊度過餘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鄉三年以後，新生的美國邦聯面臨著一場政治危機，8月1日，他在寫給約翰·傑伊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憂慮：「短短數年，變化竟如此驚人。據聞，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無所顧忌地談論君主政體。言論出自思想，再進一步即往往成為行動。這一步卻是無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雖已退出這個世界，但我坦率承認，我不能將自己置於漠不關心的旁觀者的地位。」（同上，230頁）
三年前，他拒絕了王袍加身，三年後，他雖身居鄉間，卻不容許他的祖國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贏得了獨立的美國人民無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犧牲奮鬥得來的建立於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制度「不過是一種空想和無稽之談」，作為美國的締造者之一，他堅決不希望發生這些「深以為憂的結果」，為了他參與選擇和創立的這個制度，他再三猶豫之後，還是再次告別了心愛的家園，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動身前去費城，參加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影響都極為深遠的制憲會議，這一去又是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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