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了三十五集的《蝸居》，我認為是一部交織著愛情、婚姻、親情、金錢、權力、慾望、現實道德為一體的好劇。
《蝸居》以中產白領蘇淳夫婦為改變居住條件而奮鬥為全劇的線索，向上連特權階層（以宋思明為代表），下接弱勢群體，在居住、生存、物質和精神生活諸多方面形成的巨大反差，描繪出一個有血有肉的性格扭曲的立體社會。
的確，在大陸只有特權階層（「公僕」們）才是中國公民，他們在政治上有發言權，出口成法且為所欲為，公安、檢察、法院、律師都是私人保鏢而且可做到一人得道仙及雞犬的程度。
在經濟上有國家財政為後盾，有用不完的錢財，可以隨意揮霍；住的是豪華的別墅，用的是世界上最豪華的奢侈品（名牌汽車、豪華傢俱、品牌服裝）；就是外國總統不見得能達到中國一個廳級「公僕」的享受標準，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的超人權，世界各民主國家的任何公民都無法與之模擬。
大陸的中產階層雖是由中、高級知識份子構成，但無權勢，只可以算一半公民，不過是行屍走肉式的工具。他們的人生權利是由「公僕」的需要來決定的，需要時可以是人才，不需要可以是垃圾，公檢法是懸在他們頭上的利劍；在經濟上捉襟見肘，購物時斤斤計較；只能住在如蝸牛殼般大小的房子裡，在淪為房奴後可住進貧民窟；用的是簡陋的傢俱，穿的是打折服裝，擠的是公交車食的是垃圾；與牲口無異。
大陸的弱勢群體更不用說，與公民兩字無緣，生活無著，家徒四壁，三代同屋，隨時被辱，就連生與死的權力都掌握在特權階層----「公僕」的手中。他們只有在夢境中去尋找自己人格的尊嚴，只有在夢境中去尋找美好的生活，只有在夢境中去尋找屬於人的快樂，他們擁有的只有做夢的權利，就連牛、馬擁有休息的權力都沒有，必需為生存而不停的勞作，所以稱為「蟻族」、「草根」。
全劇貫穿了這樣的哲理：中國的現實是，中國大陸人的人生歷來是不平等的，歷來就沒有生存的自由。只有獲得了足夠的地位，才有了言論自由。獲得了足夠的金錢，才有了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一個沒有人權及宗教信仰的國度裡，更應該看重活的過程。因為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的，所以人只可以選擇活命或是死亡，為了活命就得付出體力，也可以犧牲肉體來換取生活的必需品。
江州市委副書記說的一席話相當精闢：「當官，當官，官這一個字，是頭上一頂帽子，身後兩張口。你的這頂帽子，是人民給你的，你的清名，也是人民給你的，你所做的事情，要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要為大多數人民服務，你才對得起這頂官帽啊。」
官「是頭上一頂帽子，身後兩張口」的實質是說：官就是頭上一頂帽子和兩張口，大口說大話，小口說小話，想怎麼說就怎麼說，還可以說胡話；權力「是人民給你的」完全表明中共習慣夢遊說胡話是歷史傳統。
中共「六十年的輝煌」，這個「輝煌」背後是什麼呢？正如宋思明對郭海藻說的那樣：「原本這光鮮亮麗的背後，就是衣衫襤褸。國際化大都市就像是一個舞臺，所有的焦點都匯聚在聚光燈聚集的地方，觀眾能看到的只是華美壯麗的一面，可這光線照不到的地方，即便有灰塵，甚至死耗子，誰又會注意呢？......。」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六十年的輝煌」背後就是黃賭毒的橫行，就是「蟻族」、「草根」為生活的拚死掙扎，就是下崗、買斷工齡民眾的呻吟，就是對大自然的破壞，就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道德的大毀滅，就是政權腐敗的空前盛行，就是黨衛軍、黑心警察的紅色恐怖，......。
事實上中國大陸人是世界上一群毫無人權的人，連做人起碼的選舉權都沒有，何來能給人什麼權力？從「要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要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真是不打自招，中共從建政以來就不是建立的全民政府，只是代表部分人的政府，所以，只要它判斷是少部分人利益時，這「少部分人」就可以被「犧牲」，生命被無情地「和諧」。
共產，共產，就是要共全大陸人的產，國家都被共了，共人民的土地、房子及一切生產、生活工具只是小事一件，就是人本身也理所當然地在被共之列，正是如此共妻也就不必驚詫了。這就可以解釋它運用暴力奪了權後六十年中還不斷使用暴力，是它出生時的基因所決定的，是無法更改的。
正因為如此，它認為是人民，不論對方同不同意就可以強姦式的代表了；它認為不是人民，不論對方有理無理就可以抓進監獄拘留、勞教、勞改，以至於把生命也「和諧」掉。它能這樣干的依據，就是「幾千萬革命先烈的血」染紅了旗子和大地，在血旗飄揚的血地上，中共是可以為所欲為的。
面對「犧牲」的反抗，立即就由人民變成敵人，馬上對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是馬克思理論最邪惡的基因，也是共產運動注定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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