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60年代後期，中國正處於一個焚燒人性與文化的 「紅色記憶」時代，到處燃燒著「階級鬥爭」的激情火焰。那時我小學未畢業，便從「停課鬧革命」到「復課鬧革命」了。但當時意識形態到處都在製造「階級敵人」，電影、報刊，甚至老師的教案裡都潛伏著「美蔣特務」。學校的所謂復課，連英語都學「打倒帝、修、反」類的口號，而語文課乾脆就赤裸裸地教學生當「兒童團」，拿紅纓槍，說「不許動！」。那種「紅色記憶」的強制灌輸，對每一個中國少年心靈的毒害可謂是終生的。我想胡錦濤和溫家寶也是這樣的學校培養出的。
記得有一天放學後，我和幾個同學無聊地閑游，在一條僻靜的街巷，發現一個蓬頭垢面的中年男人。他手裡拿著一盒扁裝罐頭，走幾步便停下來，用石頭敲打……我們這些「紅色記憶」灌輸出的一代少年，頭腦裡的那根「階級鬥爭的弦」，霍然崩緊了。
有位同學說：「他手裡拿的是發報機吧？」這話挑起了大家夢想過把子「兒童團」的癮。我們幾個一路跟蹤、尾隨他走過了好幾條街道。他走進一條無人小巷裡，躲在牆角上，開始用耳朵奇怪地敲打聽那盒罐頭。他的這一舉動，似乎證實了那位同學的猜疑。當時，我們互遞了個眼神兒，一擁而上，奪下那人的罐頭，七手八腳地把他揪回了學校，向老師報「功」。但誰知老師聽了我們的回報，看了看那中年男人，緊皺眉頭，深深嘆了口氣後，便放那人走了。
老師顯然有些尷尬，很是無奈地搖了搖頭說：「你們小腦瓜裡都塞滿了什麼？」。這時老師告訴我們，50年代那人正是該校的音樂老師，57年因多說了話被打成「右派」，妻子帶著僅有兩歲的女兒與他「劃清了界線」，他因受到重大刺激，便精神失常了。老師當時雖不敢表示同情，但卻很有說服力地證明了他是精神失常者，而不是什麼美蔣特務的理由。同學們聽後極為沮喪，但在我的內心裏卻充滿了自責，因我的父親也是那時被打成右派的。
共產黨本受孕於馬列主義，天生就具有敵對意識，在歷史上就是做為資本經濟世界性擴張的反題，而從事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並通過奪取政權來改變經濟自然發展規律的政黨。
共產黨的這種先天性，決定了它一定會藉助於各種運動來激化階級矛盾、製造革命物件。今天中共刻意強調的所謂「紅色記憶」，就是不斷的要製造出「敵人」，與其長期鬥爭的記憶，並且要通過「紅色記憶」一代一代地「堅持」下去。在中共反右、文革的那個年代，中國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懼、痛苦的歲月裡，隨時都可能陷於個人命運的災禍和家庭分崩離析的深淵裡。文革時我家也被查抄，在市財政局工作的大哥最早被單位「群眾專政」，而他的「罪名」竟是愛好養花、字畫等「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那天他被單位紅衛兵押走，接著便被戴了大紙帽子，胸前掛著字畫，身後拉著一地排車盆栽花，到處遊街示眾。如此荒唐的「群眾專政」，驚壞了我們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革命」對於人性的威脅，和紅色政權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所以我當時因誤抓了一個被迫害成精神病的右派深深自責，不僅來自於社會感受，更來自於家庭背景。幸運的是，我比同齡孩子更早地開始了對「紅色記憶」的反思。
也是在那個年代，當中國十多歲的孩子夢想拿紅櫻槍，抓特務，當「兒童團」時，美國人比爾·蓋茨也十多歲，卻編寫了電腦軟體程式，但僅是為了玩三連棋。當他那時已經意識到電腦「將會改變我們和整個世界「時，而中國的政治領袖們卻要勒緊腰帶，發動「革命」。在國內，人整人，同室操戈，父子反目；在國際上，反對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論」，大談特談要「準備打仗」、「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甚至幫人打仗，「輸出革命」。
當時，中共閉門鎖國，「教導」百姓說：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需要我們去解放。但當民眾發現自己還填不飽肚皮時，西方國家的多數人已進入了中產階級；當發達國家的孩子們早已把電腦當成手中的寵物，藉以遨遊於多種語言、文化、價值觀的世界，馳騁於全球網路化的「資訊高速公路」之上，中國的「八、一式」父輩們，卻還在借 「紅色記憶」教他們的子孫們玩玩具槍，用柔嫩的童聲學說「不許動」。中國的政治家、教授、將軍、士兵及那些新老左派們，是否也反思過這簡單、直觀的事實背後所隱喻的深刻哲理？要知道未來的競爭是在全世界所有「八、九點鐘的太陽」中進行的。「槍桿子裡」誕生不了先進的社會制度；連年軍費兩位數的高增長，不是決定在當代文明秩序中進行國際競爭的積極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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