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現在可見的官方和民間資料來看，我們無法得知毛澤東上學時數學課學得怎麼樣，但他後來喜歡用數字說明問題甚至處理事務的特點卻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在1949年以後尤其突出，翻開1977年隆重推出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各種比例數字比比皆是。比如：在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一文中說「應執行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大約不過十分之一」；在1952年的《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一文中斷定「在北京五萬工商戶中守法戶約佔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戶約佔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戶約佔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嚴重違法戶約佔百分之四左右，完全違法戶約佔百分之一左右」； 在1955年的《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一文中談到「農業合作化的進度」時規定1956年下半年「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農戶」入「初級社」，到1957年應有「佔農戶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入「高級社」；在1957年的《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一文中判斷「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堅持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
毛澤東以數字處理國事最著名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中，當時他說全中國「現在知識份子有五百萬人」，其中「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是百分之十」，據此就「劃」了五十多萬「右派份子」。當時許多單位為了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下發的「反右任務」，就把「右派指標」分解到各部門，以致出現了開會「選右派」的荒誕場面，有些在「向黨提意見」的「整風運動」中一句話也沒說的人也被「光榮」地「選」成了「右派」。這五十多萬「右派」此後就成為中國的「賤民」，飽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
在「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謂「三面紅旗」運動中，毛澤東對數字遊戲的痴迷達到了高潮，他提出許多「激動人心」的數字口號，像什麼「一天等於二十年」啦，「十五年超英趕美」啦，等等。他還親自決定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1070萬噸，比1957年實際產量535萬噸正好翻一番！這引發了全國性的「大煉鋼鐵」運動，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費，尤其是許多地方農村的壯勞力都被派去弄「土高爐」，地裡成熟的莊稼無人收割，大量腐爛，為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創造了條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地也紛紛玩起了數字遊戲，畝產糧食幾千、幾萬甚至十幾萬的「高產衛星」接二連三「飛」上了「天」，好一派「社會主義高潮」，鬧出了人類史上空前的、讓中國人痛入骨髓的大笑話。
在毛澤東的數字化遊戲中，最符合「辯證法規律」的當屬「三七開」理論。就現在可見的資料看，這個「理論」最早似乎出現在1956年的《論十大關係》中，是用來評價斯大林的，說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它被移用來評價或總結毛澤東領導的某個政治運動或工作，「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錯誤和成績三七開」，這幾乎成了毛澤東的口頭禪，成了毛式「辯證法」的鐵律。後來，毛澤東又把這「理論」進行了「發展」，總結出「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的「辯證理論」，進一步斷言他領導的工作中「成績」總是「九個指頭」，「缺點」總只是「一個指頭」。從此，不管在運動中發生多大偏差或問題，只要來個「三七開」或者談談「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就一切萬事大吉了：不論是「大躍進」造成多大損失，還是「三年」中餓死了多少人，或者是「文革」中天下多麼大亂，亦或是林彪事件給了毛多大打擊，毛澤東都如此對待。而上行下效，各省、市、區、縣、鄉、鎮乃至各基層單位幹部總結各自的工作時都會套用毛澤東的「三七開」或「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理論，頗有全國幹部皆「數字辯證」之概。
應該說，毛澤東喜歡在言談文章中使用數字，在一定情況下的確能增加具體、形象、生動之趣，本無可厚非，但如果「數字遊戲」玩過火了，玩成了不容批評、一貫正確的強辯，乃至玩到了對國家事務的處理中，其危害則大矣哉。國家經濟政治事務是錯綜複雜的，不是某個人用幾個數字就能涵蓋和處理的，在這方面，即使「英明偉大」如毛澤東者也概莫能外。後人讀歷史，也許會對那種「數字遊戲」感到好笑，但不知能否從那可笑中體會到我們國家和民族難掩的傷痛。
2006.7.2
標籤: 歷史(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KD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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