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漣是香港大學計算機系博士高材生，曾任職澳門科大助理教授。
王漣，200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香港大學計算機系後，被聘為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然而2006年9月12日，他被中共珠海國安局特務綁架，在高壓迫害和精神洗腦後，被迫當了中共特務，其特殊任務就是「搞垮香港大紀元」和「盡快搞垮香港大紀元」。
幾年來，中共特務對香港大紀元的破壞一直沒有中斷過，從早期中共利用黑社會流氓手段威脅香港媒體，一度使大紀元時報無法找到承印商；到香港大紀元自行創辦印刷廠後，中共派流氓砸爛印刷廠的電腦製版機，再到脅迫大紀元報社核心技術人員做特務，企圖從內部分化搞垮香港大紀元。
在經歷了一系列生不如死的精神折磨後，王漣並沒有屈服，勇敢站出來，公開揭露中共特務的罪惡勾當。王漣表示，希望用他的親身經歷告訴人們，中共迫害法輪功手段之卑鄙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他同時也希望那些跟他有類似經歷的人，能真正為自己的未來著想，靠出賣自己換來的只有無盡的痛苦，唯有堅守原則，擺脫恐懼，放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自我陳述
我叫王漣，1974年4月10日在中國武漢市出生。
我在1996年從武漢大學計算機科學系畢業後，到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讀碩士學位，而後於2000年開始在同一位導師的指導下修讀博士學位，直到2004年6月完成博士的學習。從2004年9月到2007年1月我受聘於澳門科技大學資訊科技學院任助理教授，為本科和碩士研究生授課，並指導兩名碩士研究生的學習。
中共花費數年時閑暗中調查我
1998年9月我在香港開始修煉法輪功，1998年底我和另外一個法輪功學員在香港大學月明泉建立了一個煉功點。我們每天早上在那裡煉功， 直到2002年9月份我因為搬家，沒有再去那裡。1999年7月中共邪黨開始了對法輪功的殘酷鎮壓，我沒有放棄，仍然堅持修煉。我在香港參加了許多香港法輪功學員抗議中共鎮壓法輪功的活動。例如：遊行、請願、功法表演、SOS緊急救援步行等，也利用個人時間在街上發法輪功真相傳單，打電話到大陸講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
2001年9月，香港大紀元時報正式成立。我擔任編輯，並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A（名字略去）一起做電腦技術方面的工作。由於我2004年9月開始在澳門上班，所以我辭編輯一職，仍參與部分技術方面的工作，直到2007年2月5日。在這期間我也參加了反對23條大遊行、聲援退黨遊行、散發《九評共產黨》、聲援高律師請願等。
因為香港移民局和中國國務院香港和澳門事務辦公室發給我的學生簽證2002年底到期，而我的學業當時還需要大約一年才能完成。 為此，我在2002年下半年向香港移民局和中國國務院香港和澳門事務辦公室申請學生簽證延期一年。香港移民局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請，而中國國務院香港和澳門事務辦公室卻遲遲沒有回音。
後來我母親請北京的一個朋友去打聽結果，這個朋友見到了負責審批學生簽證的官員，他告訴我母親的朋友，「其他人都可以延期，就是王漣不行，因為他修煉法輪功！」（早在2000年8月，我從香港羅湖口岸進入深圳時，在深圳海關因被查出法輪功書籍而被關押一天。） 就這樣，我不得不在2002年底離開香港，回到武漢。
因為我的妻子是香港永久居民，於是我可以在武漢本地申請三個月的探親簽證到香港，而無須到北京向中國國務院香港和澳門事務辦公室申請，就這樣在反覆探親中我最終完成了我的博士學習。
根據有關法令，我將在和妻子結婚5年後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我們2002年7月結婚，這意味著2007年7月我就不用在申請任何探親簽證就可以自由出入香港。正當我嚮往這一天只有10個月就到來的時候，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在廣東珠海拱北海關被綁架
2006年9月12日中午，應學校要求，我到珠海去商量一個合作研究的項目，在過拱北海關的時候被扣留在海關的拘留室。兩個小時以後，大約十個人走進拘留室，有的穿警察制服，有的著便衣。在確定我的身份後，蒙上我的眼睛，解掉我的皮帶，收走了手錶和手機，把我劫持到一個麵包車內。不知過了多久，我被推進了一個房間，當我詢問他們為什麼把我帶到這裡來時，他們不回答我的問題。又不知過了多久，我被蒙上眼睛推倒另一個房間，房間的窗戶被釘死，並拉上了厚厚的窗簾，還架設了攝像機，有三個人坐在審問臺前後，臺前的一張小凳就是我接受他們問話的位子。
這三個人向我表明他們是廣東省國家安全局珠海分局的人員。我問他們，「為什麼把我綁架到這裡？」他們說：「你清楚你自己的問題。」 我說我不清楚，他們在推脫了一會說：「因為你修煉法輪功，更因為你為香港大紀元時報工作。」
接下來，他們說對我實行監視居住，而且就居住在這個審問我的房間，也就是說，吃飯，睡覺，大小便，洗澡都在至少兩個人的監視下完成。我問他們：「監視居住我多長時間？」他們說，「短的一天，長的半年，不過半年後還可以再來半年，再來半年，直到我們認為合適才解除。你不要忘了，我們是國家專政機關，我們有權力這樣做。」
我反問他們，「修煉法輪功是我個人的自由，因為法輪功教我做人要‘真，善，忍’ ，修煉法輪功後我身體變好了，心態平和了，朋友們都信任我，都知道我是好人，這有什麼問題呢？至於說我為香港大紀元時報工作，我的工作完全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進行的，完全符合香港的法律，我並沒有在大陸為香港大紀元時報工作，又有什麼問題呢？而且我修煉法輪功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你們為什麼現在綁架我呢？我今年7月回武漢探望父母為什麼沒事？」
他們拿出厚厚一本A4大小的紙張說：「我們調查你已經幾年了，這裡都是你的材料，我們是專政機關，想什麼時候抓你就什麼時候抓你，你以前進來沒抓你是時機不成熟，但是你每次進來是什麼時候，幹什麼我們都知道。修煉法輪功不是什麼信仰自由的問題，你被騙了，我們要讓你知道該信什麼不該信什麼，這是政府的責任。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你就應該聽政府的，政府沒鎮壓之前你可以信法輪功，政府鎮壓了之後你就要聽政府的話，馬上退出。你要早退出了，我們也就不抓你了。至於說你在香港為香港大紀元時報工作，你認為不違反香港的法律，但香港同樣是中國的領地，攻擊共產黨就不行。香港大紀元時報現在是敵對組織，我們遲早會除掉這個組織。」
「散發《九評》資料就可以判刑」
他們又說：「散發《九評共產黨》的資料就可以判刑，而你為香港大紀元提供技術支持，保證其能正常的運作，以致《九評共產黨》的資料大量的撒播，你的罪不小啊？另一方面你還為香港大紀元時報建立網站，都不知道有多少人通過這個網站看到了《九評共產黨》，是槍斃你好呢？還是下半輩子讓你在監獄裡待著呢？」
聽到這裡，我有些害怕了，他們也看出來了，所以反覆對我強調我犯了滔天大罪，死不足惜；同時又不斷提醒我：「你還年輕，讀了博士，在大學教書，一個月二萬塊錢，不容易啊，想想你的父母，想想你的妻子，兒子。如果你真的被槍斃了，或者關進監獄出不來了，他們怎麼辦呢？你自己的前程呢？」
在他們的反覆威逼下，我真的害怕了，我那老父老母，我的妻子，兩歲的孩子，我的工作，一切的一切不停地在我腦海裡翻滾。他們並不給我喘息的機會，他們要我詳細講述我如何開始修煉法輪功，為香港大紀元做了什麼具體工作。
在問答中，我發現他們對我的瞭解非常的多，非常的可怕。我不知說什麼好，其實我講什麼有什麼意義呢，他們好像什麼都知道。後來我才知道，他們就是通過問那些他們知道答案的問題來撕裂我的心理防線，讓我崩潰。由於我第二天早上要上課，他們要我給學校發一封請假的電子郵件，謊說是證件有問題，要滯留珠海，以免學校懷疑。
不知是幾點，他們說：「今天就到這裡，你吃點東西，好好想想你的問題。」 他們離開後，面對食物，我沒有一點胃口，我的身體已經很疲勞了，但頭腦中卻翻江倒海一般。他們給我安排了一個床墊，讓我睡在地上。但是我根本無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們接著昨天的問話，反覆詢問我為香港大紀元做了什麼具體工作。中間不斷提醒我的「罪惡」有多大，「要老實交代問題，不要想其他任何事情。」
大概是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們沒有來問話，進來了兩女一男，非常客氣和我聊了一會家常。然後一個女的開始大談精神信仰沒有問題，但是相信有神就太愚昧了；第二個女的則不停地誹謗和攻擊法輪功，把法輪功學員說成是愚昧，野蠻，為了個人的金錢和地位可以為所欲為的人。那個男人就直接講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神，要面對現實，多賺錢才是正道。他們的洗腦持續了幾個小時，然後退下。原來的那幾個國安官員又上陣再次反覆詢問我為香港大紀元做了什麼具體工作，一直到他們休息。在大概晚上9：30左右，他們讓我給妻子打一個電話謊稱我有事在珠海。以免我妻子因找不到我而疑心。
「槍斃，關幾十年都太輕了」
第三天上午那三個洗腦專家又給我灌輸了幾個小時，然後三個國安官員照舊問我為香港大紀元做了什麼具體工作，一直持續到下午。傍晚時分，兩個新的官員出現了，級別可能比之前問話的要高。
他們陰沉這臉，「你知道自己犯了什麼樣的罪了吧？《九評共產黨》攻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讓中國的領導都丟了臉，現在每天都有人在你工作的香港大紀元網站上觀看文章，每天都有人在街頭閱讀大紀元，影響很壞。你說怎麼處理你吧，槍斃，關幾十年都太輕了。」 他們反覆強調這個話題把我說得一句話都沒有，當時覺得真是萬念俱灰，等死了。
他們卻又話鋒一轉，「唉，你好歹也讀了那麼多的書，怎麼會信法輪功呢，居然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神呢，現在都是什麼時代了，我告訴你，沒有神，真有神，你叫他出來保護你呀？不過呢，我們政府寬大為懷，只要你願意悔過，我們一起想想怎麼能挽回你造成的損失。這樣吧，你先寫個悔過書。」
幾天的精神折磨，我已經身心俱殘，在他們的高壓下，我承受不住，極其痛苦，恐懼使得我違心地按照他們所指明的格式和要求寫下保證書，聲明我願意放棄修煉法輪功。在看完我的悔過書之後，他們要求我在最後加上「要做到隨叫隨到，叫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句話。也就是這句話，讓我明白他們綁架我的真正目的就是讓我做特務。
等我在保證書上簽字之後，那兩位高級官員的臉上露出了難得見到的笑容，他們讓手下給我上茶，讓我休息一下。然後就離開了。過了大概半個小時，他們回來了，臉上泛著紅光，嘴裡吐著酒氣，笑著對我說，「高興，喝了幾杯慶祝一下。」 然後讓手下解除對我的監視居住。之後非常熱情地蒙上我的眼睛說，「不要擔心了，我們出去一起吃夜宵。」
「我們領導看來看去就看中了你」
就這樣我在大概9月15日凌晨被他們送到一個不知什麼餐館吃飯。言談中，他們按捺不住喜悅。其中一個手下對我說：「你知道嗎，香港那麼多人修煉法輪功，我們領導看來看去就看中了你，你可真不簡單哪！」 那個領導，也就是級別最高的那個官員接著說：「是啊，你從1998年就開始參加法輪功的活動，博士，又是香港大紀元技術人員，香港的學員都相信你，所以你來幫我們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以後我們經常見面，你呢就不要再看法輪功的經書了，不然你又相信法輪功了。不過功還可以煉，長時間不煉，盤腿都盤不上，人家會懷疑的。
再有呢，明慧網還是要看，不然跟不上法輪功的修煉形式，人家也會懷疑的。吃完飯休息休息，明天下午送你過去。星期六下午照例去香港大紀元辦公室。下個星期三下午過來珠海這邊，具體地方我們會通知你，你和小曹單線聯繫。記住，不要和任何人提起這些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和父母。做的好，就可以早日去香港定居；做的不好就…，你這麼聰明，應該明白的。另外過去澳門以後馬上到學校報個到。」就這樣我在9月15日下午回到了澳門。
回到澳門後，我先到學校向院長表示證件已經沒有問題了。然後我坐船回香港。在船上，我哭了，都是法輪功讓我明白了做人要「真，善，忍」 ，要處處為他人著想；是法輪功改變了我暴躁的脾氣；是法輪功讓我的全家有了健康的身體… 然而我現在卻離開了他，更讓我痛心的是自己要做特務，要出賣那些和我一起工作過的好人。我覺得自己已經承受不住了，我要讓人知道這些，我不能真的離開對法輪功的信仰。
船到香港後，我把所有的一切告訴了法輪功學員孫阿姨，她告訴我趕快想辦法去國外。晚上我又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妻子。
9月16日我照例去了大紀元辦公室，但是我不願意和任何人說話，心虛，別人的一個笑臉，一個招呼都能讓我膽顫心驚。9月18日，那個叫小曹的國安人員通過電子郵件要我到珠海吉大中天酒店大堂見面，並留下了姓名叫曹雲峰。9月20日，我來到珠海吉大中天酒店大堂，曹雲峰把我帶到一個房間，那個領導和一個審問過我的手下笑臉相迎。 坐下後，聊了一陣閒話。領導說：「你不要有負擔，給我們做事，就是在給黨，給國家做事，是最偉大的，最光榮的。好好幹，你那個香港居留權還有幾個月就給你了。」
我說：「很緊張，上個星期六去香港大紀元辦公室覺得自己是個賊，心虛。」那個領導說：「不要擔心，他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慢慢來，記住是為黨，為國家服務，要有自豪感。」
我說：「慢慢來吧。」那個領導說：「不急，放心，我們會保證你的人身安全，深圳每年抓幾萬人的刑事犯，要抓一個人，找個地方關起來了，誰知道啊！」
下達最主要任務是：搞垮香港大紀元
接下來領導向我表明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搞垮香港大紀元，當然具體怎麼樣行動要想清楚。」 他要求我多和香港大紀元的人員聊天，想辦法通過電腦維護的過程竊取到他們的電腦密碼，並且要我從電腦伺服器上偷一些文件給他們。
9月底因為他們有任務抓捕深圳的法輪功學員，所以沒有和我見面。到10月初的一個中午，他們來到澳門和我見面，交給了我兩個容量各是2G的USB存儲器，讓我用它們從電腦伺服器上複製文件出來。談話中他們很興奮地提到9月底在深圳抓捕十餘位法輪功學員的經歷。
10月初的一天，我到香港大紀元時報將其9月份連續三個星期的PDF檔案複製到了他們給我的USB存儲器上。在提供給他們之前，我把所有的檔案名稱裡面的人名資訊全部刪除，還刪除了一些我當時認為不應該給他們看到的PDF檔(比如廣告) 。
由於我進香港的簽證過期，我不得不在澳門另外申請香港的旅行簽證。所以幾乎一個月左右我沒有進入香港。在和他們的見面中，我曾經提出：「你們不用這麼麻煩，領導派一個人或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要做什麼就行了。不用見這麼多次面吧。」
那位領導說：「你知道嗎，原來你在香港，我們在深圳調查你；你去澳門上班，我們去珠海調查你，找到你這樣的人不容易啊，所以做什麼要我親自來說，每次我們都是從深圳開車2個小時過來珠海和你見面，因為我們要不斷幫你，保證你真的不再相信法輪功，像你這樣煉法輪功這麼長時間的人，如果我們不多和你見面，說不定那天你又煉了。」
10月底，我向學校提出辭職。院長很奇怪我的辭職。院長再三挽留我，最後無奈地告訴我：「再找一個你這樣的不容易啊！」在11月中，我又向他們提供了不很準確的香港大紀元時報辦公室的電腦分布圖，以及大概誰在使用哪部電腦。
他們很著急問我：如何最快搞垮香港大紀元？
我在12月20日向他們提供了已出版的兩期的PDF檔案。這次的見面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以往他們表現的不很著急，但這次他們好像很著急。那位領導問我：「你覺得怎麼樣可以最快搞垮香港大紀元？」我說：「這我可不知道。」他說：「其實香港就你和A學員（上述學員）負責電腦維護，你已經是我們的人了，如果能讓A學員自己退出，可不可以呢？電腦一壞，你在澳門上班，A學員又不幫忙，他們怎麼出版。這可不能抱怨說是共產黨搞破壞吧，哈哈！」
我說：「我可不敢去勸A學員，他不會幹。」他說：「放心，我們通過A學員的朋友和他接觸，這個人比較麻煩，我們查過，他這幾年就進過大陸一次，而且當天就回到香港了。要不這樣，你這次回去再多接觸一下A學員，請他吃個飯，多聊聊天，瞭解他的親人有那些，住在那裡，有幾個電話號碼，總之越多越好。」
和他們見過面後，我回到武漢，當晚和父母講述了這一切。父母都勸我逃到海外去。2007年1月1日，我回到香港，向加拿大和澳洲領事館申請旅遊簽證。1月8日我取得了加拿大的旅遊簽證，看到那張簽證，我高興的在街頭飛跑。終於有機會離開這一切了。
1月12日，曹雲峰又通過電子郵件要求我去珠海，我沒有回信。1月21日，我結束了在澳門的工作。1月25日，我拿到澳洲的簽證，我馬上向旅行社訂機票，要立即離開香港，但是旅行社說從當天到2月12日以後的票都沒了，可能要月底才有，或者等看有沒有人退票。就這麼我終於等到一張2月6日飛Melbourne的機票，要港幣約10，000。當時我妻子勸我在香港多留幾天，一方面多陪陪她，另一方面可以買便宜一半的票。
但是我實在等不了了，從拿到澳洲的簽證那天起，我就擔心他們會對我動手，每天我都把護照裝在一個小塑膠袋中，然後貼身綁在肚子上。因為我明白，這個小本子如果被他們偷走，我就死定了。
飛機終于飛離了香港機場，摸這內衣裡面的護照，我心理不知是高興還是擔心。高興的是我終於不用為他們買命，出賣自己和別人。擔心的是我那年邁的父母還在國內，他們會不會被這些壞人迫害；擔心妻子和孩子。
王漣
200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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