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別山支脈的一個山間小鎮上，有我們本家一個遠房親戚，和我同輩的小孩都稱呼這家親戚為二爺。二爺有個閨女，48年正是芳年18，外貌長得端正清秀，兩顆水靈的大眼睛、微笑時兩腮的莞爾，顯得十分可親可愛。在那兵荒馬亂之年，二爺為了女兒不至遭到意外不測，就於48年初把女兒送到我們家寄住，以暫避山區世亂。雖然她只大我六歲，但按輩分是我的姑母，所以我是口口聲聲叫她小姑。那時我是12歲的男孩，尚未脫離童幼之性情，總是把她當大人看待。或聽她講解書中之趣談，或幫她拉繩架干晒衣服。有時還從她那裡得到一兩塊小糖，甚為喜歡。
小姑雖然家住山溝小鎮，由於是獨生閨女，家裡還是傾全力供她讀完了初中。在她寄住我家的絕大部分時間中，都是在讀書，她幾乎讀完了我爸爸（中學教員）在家中收藏的全部書籍。
一天，家中意外來了一個陌生人。他腳蹬一雙草鞋，黑色長褲的褲腿直挽到膝蓋，上身著一件白色中式粗布上衣，看上去不過二十歲。他一進門就衝著媽媽問：「韓同坊在家嗎？」媽媽點點頭，立刻將爸爸從房間叫出來。爸爸從房間一跨出就主動介紹說：「我是韓同坊」，並招呼客人在堂屋坐下，遞上紙煙。媽媽給客人端來茶水。客人說：「你們不要害怕，我是上街來賣菜的，順帶受我們楊隊長的派遣，來貴府通知你一樁重要的事情。」
媽媽一聽話音不祥，立刻招呼我進房去。我進到房裡，看到小姑正豎起耳朵，貼近隔間的篾席，摒住呼吸靜聽外面的談話。我也走到她身邊，把耳朵湊到篾席邊。
那位自稱賣菜的人說：「我們楊隊長要我告訴你，韓玉英（小姑的名字）可以住在你們家，但只能呆在這兒，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准去。如果我們的人馬進了城關，楊隊長見不著韓玉英就拿你是問。你們看到了城東門操場上的那些人頭了嗎？（見《摸秋》一文）到時候，楊隊長不是拿你韓同坊一個人的人頭是問，是要拿你們全家人頭是問。」
爸爸一聲不語，空氣就好像凝固起來了。半餉，賣菜人跟了一句：「聽清楚了沒有？」
媽媽在一旁忙說：「聽清楚了。我們保證韓玉英不離開城關。」
賣菜人緊接著說：「那好。韓玉英現在在這兒嗎？楊隊長要我必須親自見到她。」
媽媽立刻招呼小姑出房間來見客人。我看著小姑嚇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萬般無奈地跨出房門。她站在房門口，低著頭，一聲不語。賣菜人又把剛才對爸爸說的話重複了一遍，問小姑：「聽見了沒有？」小姑無奈地點點頭。
賣菜人立刻起身告辭。爸爸直把他送到大門口外。我在背後看到，那人挑起放在門外的一擔菜箕，菜箕的一頭有兩捆素菜，另一頭放著一個瓦盆，瓦盆中有十幾個油炸獅子頭。爸爸一直把他目送到人影消失。
爸爸回來後，一臉苦色，半天不語。其時，小姑正站在堂屋的一角，拿著手絹哭泣抽噎。媽媽說：「不要哭了，哭也無濟於事，趕快想個辦法才是。」這時爸爸才告訴小姑，兩天前剛剛給她在上海的三叔去信，要他設法派人來接她去上海。這時，小姑哭得更厲害了，大聲抽泣地說：「我不能連累你們全家受害。」
經過一天痛苦無奈的掙扎和斟酌，第二天爸爸又重新給上海的三叔（我叫他三爺）去信，說明原由，告訴他韓玉英只能繼續呆在我們這裡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形勢越來越明顯，國民黨政權看樣子是大勢已去了。一天，那個不速之客的賣菜人又跨進我們的家門。爸爸主動迎上前去，並伸手和他握手。爸爸把他引進客廳就座，遞煙沏茶。客人沒有寒暄，開門見山地說：「我這次是受楊隊長派遣，來見韓玉英一面。」這時，小姑正好不在家，到南門外的二伯家去了。爸爸叫我立刻去二伯家把小姑叫回來。其時，我正光腳在院子裡玩。我知道事關重大，鞋子也沒來得及穿，拔腿就跑出門去。當時，縣城大街還是鵝卵石鋪墊的，我高一腳低一腳、連踢帶絆、跌跌撞撞跑到二伯家，把小姑叫回家。小姑一到家，那位客人就動身離開了。
客人一走，媽媽忙著打水讓我洗腳。這時才發現我的左腳上全是血，仔細一看，我的左腳大拇指的指甲蓋幾呼全裂開了。媽媽心痛不已，一定要攙著我，一瘸一拐去鄰近的診所。包紮後多日不能穿鞋，而且留下了終生痕跡。
1948年臨近年終時期，長江以北、蘇皖一帶的大小城市都岌岌可危了，或是處於共軍攻勢的前哨，或是處於共軍的包圍之中。一天，我們家突然又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一個書生模樣的年輕人。不過，他很有禮帽地稱呼我的父母為韓先生、韓太太。他說明是受均衡（即小姑的三叔）先生之重托，專程從上海來這裡接玉英小姐，並帶來韓均衡的親筆信。
爸爸展開書信，仔細閱讀。信的大意是：國民政府正在準備撤退，以長江天險為屏障，據守江南。如果長江守不住就撤到臺灣。現每天有輪船去臺灣，他計畫把玉英接到上海後一道去臺灣。
這會，剛剛有了一點安定氣氛、靜待江山易主的時刻，一下子又被攪得風浪驟起。爸爸、媽媽面臨一場生死的決策，小姑面臨一生前途的決策。
爸爸把小姑叫到面前，介紹從上海來的張先生，詳細講述了三叔的信，之後說：「玉英，你還是跟張先生一道去上海吧。我和你嫂子可以帶著孩子去皖西或是贛南謀生，那裡我還有些人脈。」
小姑淚如雨下，抽噎著堅定地說：「不，我不能把災難留給你們。萬一你們一家有個三長兩短，我怎麼向我父親交待，我也沒法活下去。」
這時張先生插話：「韓先生，你們不能也一道去臺灣嗎？」
爸爸遙遙頭，沒有說什麼。媽媽說了句：「異土他鄉，生活艱難」。大家的談話沉寂了很久，很久，很久。
第二天，爸爸媽媽送走了張先生。就這樣，風波一晨被激起，一夜又落平。一個18歲的少女只能無奈地等待著命運的裁決。歷史也給我留下了一個一生不解的疑問：爸爸當時為什麼拒絕去臺灣的建議？
来源:希望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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