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初創時魚龍混雜。以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建立的「工農革命軍」為例,其主要成分是遊走於各種地方武裝之間的兵痞、食不果腹的飢民(所謂打起招軍旗,不愁吃糧人)、游手好閑的「二流子」、民團、土匪以及城市暴動失敗逃散的共產黨人。這班烏合之眾群龍無首,雖然只有幾百人,卻是個個桀驁不馴,很難駕馭。毛澤東的對策是「支部建在連上」, 於是有了三灣改編。其時群雄蜂起,有袁文才王佐一干人馬組成「馬刀隊」,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盤踞井岡,佔山為王。毛澤東帥眾進山,何以稱雄?他提出的口號是「黨指揮槍」。此計果然了得,不僅將袁王所部納入麾下,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2團,袁更將井岡美女賀子珍獻於帳下,做了毛的壓寨夫人,另獻一千大洋。「黨指揮槍」原是向土匪爭兵權。
「七七事變」以後全面抗戰局面形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成局,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共產黨宣布所有武裝力量接受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揮。共產黨內一班不夠老辣奸詐的人物,如王明之輩,不知是計,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毛澤東生怕軍權旁落,遂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重提「黨指揮槍」。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說:「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和人民的兵權」。向誰爭?不言自明。抗戰時期「黨指揮槍」是向國民黨爭兵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軍隊應當屬於國家,還是繼續屬於共產黨,成了曠日持久的爭論焦點。早在1941年10月10日,毛澤東的同鄉,也是他在北大聽過其課的講師梁漱溟先生提出政綱,主張「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忠於國家,反對軍隊中黨團組織,並反對以武力從事黨爭。」當時共產黨處於劣勢,遂大力推崇梁氏言論,不過想藉此削弱蔣介石軍權,並非真心主張軍隊國家化。出於同樣目的,1945年國共和談中共產黨力主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在民盟等第三勢力配合下,終於把「軍隊國家化」寫進了雙十協定,周恩來簽字。豈料4年後共產黨上臺,立刻翻臉不認賬,不再承認軍隊國家化,反而把「軍隊國家化」的言論列為反黨亂軍的滔天大罪。與此同時,高分貝強調「黨指揮槍」,「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此時,「黨指揮槍」是露骨地向國家爭兵權。
1949年「共同綱領」規定,軍隊「是屬於人民的武力」「 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1954年憲法更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但實際上軍隊依然是「共軍」,國家沒有一天行使過對軍隊的指揮權。1950年出兵朝鮮,就是中共政治局開會,毛澤東力排眾議,拍板決定的。那個「統帥」全國武裝力量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連個會都沒開。1962年對印度用兵,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大量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命令。依憲「統帥全國武裝力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幹什麼去了,我們不知道。到了文革,連遮羞布也不要了。在1975年通過的憲法裡竟公然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其後的怪事就更怪了。1979年揮師入越的,不是國家主席,也不是共黨主席,竟然是一個副總理兼參謀總長。到了1989年調派數十萬大軍進京勤王,屠殺千百平民百姓的,既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腦,這回連個副總理都不是。他只是個「軍委主席」。他在國家主席面前,儼然如溥儀身邊的「皇帝御用挂」,「黨和國家」都要聽憑這位不穿馬褲的吉岡安直擺佈。
在中國,黨就是槍,槍就是黨
有論者指,共產黨高喊「黨指揮槍」,卻從來沒有一天不是「槍指揮黨」。這固然是事實,但結論不準確。在中國,黨就是槍,槍就是黨。從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槍,從來就不存在非黨的槍指揮過黨,也從來沒有過不是槍的黨存在。它們之間從來就沒有誰指揮誰的問題。固然「黨指揮槍」的口號多次被用來做內鬥的藉口,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獨攬軍權的事實。以「建國」後發生的兩次嚴重的「槍指揮黨」事件,所謂彭德懷「軍事俱樂部」事件和林彪「五七一工程」事件來看,惡鬥的雙方有哪一個人主張過應當由國家指揮軍隊嗎?他們爭鬥的不過是在共產黨裡邊由誰指揮軍隊而已。壞蛋拿槍還是混蛋拿槍,對人民都不是福。
「黨指揮槍」的口號禍害無窮
首先,它把軍隊變成了對外逞能的工具。共產黨執政後本應與民休息,療治戰傷,養精蓄銳,收回外國軍隊佔領的旅順大連和中東鐵路,待機光復外國強佔的我大片領土。毛澤東卻逞一時之能,貿然發動「抗美援朝」。是次戰爭投入兵力190萬,傷亡95萬餘眾,其中13萬5千餘中華兒女棄屍異國他鄉。為了什麼?說來可笑,只為挽救一個金日成小朝廷。共產黨當政半個多世紀,除了和美國、蘇聯、印度、越南發生較大規模戰爭以外,和朝鮮、蒙古、緬甸也都發生邊界軍事摩擦。可以說,除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沒有一個鄰國沒和中國交過手。如今,中共又日夜兼程,加緊準備對臺開戰,以剿滅臺灣的民主。所有這些戰爭,都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戰,是政治之戰,甚至是黨魁個人逞性妄為之戰,而不是國家利益之戰。
其次,它把軍隊變成了對內專政的工具。共產黨死咬著「黨指揮槍」不放,是因為它執政沒有取得人民的授權,缺乏起碼的合法性,必須依靠武力維持其獨裁專制。它統治國家的權力不是源自於法律,而是源自於武力。軍隊是這個黨可以胡作非為的最後力量來源。釣魚島遭外國染指,不見我國軍隊有任何作為,它卻在國內大顯身手,對平民百姓肆意殺戮。1959年在西藏,1962年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直至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無辜民眾的鮮血浸紅了八一軍旗,使它成為罪惡和恥辱的永遠標記。1961年建立的武警部隊,更使軍隊鎮壓人民的功能專業化。至此,軍隊完全墮落成為共黨看家護院的家丁,國家恐怖主義的刀斧手。
再次,它把軍隊變成了黨內惡鬥的工具。共黨頭子之間爭權奪利,每每閃著刀光劍影。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和1976年的所謂「粉碎四人幫」就是明顯例證。在中國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老大。鄧小平「復出」要的第一個職務就是參謀總長,1980年後他保留的最後一個職務是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他不要,黨的主席他不當,他只要軍委主席一職。就憑手中的這把槍,他可以欽點生前身後的4個總書記,3個國家主席,罷黜2個總書記,他可以號令全國,穩做太上皇。他的繼任者江澤民有樣學樣,任期屆滿仍長期把持軍權不放。他們黨內黨外沒有任何職務,僅以共產黨員身份統領三軍,也給了他們口口聲聲強調的「黨指揮槍」一個絕妙的諷刺。
由於共黨把軍隊當成自己的御林軍,視為禁臠,使軍隊完全喪失了崇高的目標和軍人的榮譽感,加之軍隊長期游離於任何有效監督之外,它已問題叢生。各級軍官爭權奪位,政委和司令員「尿不到一個壺裡」;貪污腐化盛行,金錢美女成了軍中鴉片;高級將領擁兵自重,抗命不尊,甚至要挾「中央」;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牢騷滿腹,不滿情緒在全軍瀰漫;懶、散、亂、軟、沉,日甚一日;謊報軍情,欺上瞞下,更是司空見慣;「漏訓」「少訓」「跑訓」等花樣百出,抗議暴動事件時有所聞。在現今世界強軍如林的形勢下,共軍的戰力差距卻越來越大。雖然也裝備了導彈潛艇核武,並砸重金擴展信息化,都不過是病老虎展露自己的牙齒。
軍隊不能保證共產政權千秋萬代不變色
共軍的現代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妄圖提升戰力的同時,也從根本上動搖黨指揮槍的地位。「老八路」已被年齡淘汰出局,有文化的現代人陸續走進軍營,一批具有軍事專業素質的軍官團正在形成,他們不可避免地把現代的國家觀念和軍事思想也帶進軍中,普遍不安於做共黨的禁軍教頭。各種信息工具在軍中普及,據說每個連隊都有電腦。現代化的理念和民主國家建軍治軍思想在軍中傳播。軍中的有識之士公開挑戰「黨指揮槍」的口號。八十年代就有《從階級軍隊向共和國軍隊的跨越——試論我軍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文在軍中和社會上流傳。近年三總部一批中下級軍官更散發《軍方改革派意見書》,提出「更新現代化的概念」的主張。甚至像李德生、楊白冰、廖漢生、蕭克這樣的老軍頭也聯名上書胡錦濤,提出廢除地方黨委書記兼任軍隊第一政委的制度。去年更有高級將領劉亞洲等人發出公開信,呼籲軍隊國家化。軍內的反叛與社會上的抗爭出現互相結合的趨勢,軍人組織、參與或支援地方上的民眾遊行、示威、靜坐、請願、上訪等活動,使高層防不勝防。黨,首次遇到指揮槍的真正危機。
慌不擇路。面對軍隊質變的局面,共產黨拿不出有效的對策,仍舊玩弄軟硬兼施,恩威並重的老套路。他們連續下發數個文件,羅列一大堆「禁止」,以防軍隊「出格」。同時強化軍中各級政治機構,一方面加大政治灌輸的力度,企圖窒息任何異己思想;一方面把國安、國保等特務手段移植軍內,殘酷迫害一切懷疑、動搖和叛逆。與此同時,出高價購買軍心。近幾年中共連續給軍隊加薪,其幅度成倍超過全國平均工資增長。對高級軍官則濫發將軍肩章。江澤民在任13年8次封了79個上將。1997年10月24日那一天就封了152名將軍。以致將軍肩章貶值,連貼身保鏢都可以授上將軍銜,難怪部隊裡流傳「軍營裡的將軍,廚房裡的蟑螂」。胡錦濤不甘示弱,2004年以來他就授予兩批共12名上將軍銜。人們不禁要問,現在國家處於和平時期,軍官們沒有尺寸戰功,何來如此眾多的將軍?如果最高領導人都可以把軍銜做為拉幫結夥換取支持的籌碼,那還有什麼理由埋怨全國買官賣官成風?
中共這套辦法究竟有多大成效,很值得懷疑。在全球民主化潮流下,軍隊國家化是大勢所趨,任何阻擋都是枉費心機。從蘇聯東歐軍隊在國家民主化浪潮中的演變看,大致有3種模式。一是羅軍的起義倒戈模式。面臨國家前途的選擇,他們毅然奮起,臨陣起義,逮捕惡行昭彰的共產法西斯頭子齊奧塞斯庫,交付人民審判,從而創造了世界共產史上首例共軍推翻共黨統治的壯舉。二是蘇軍政變瓦解模式。他們在國家轉型的關鍵時刻,站在保守勢力一邊,發動軍事政變,企圖挽救共產制度滅亡。其結果是軍隊自身的瓦解,以失敗告終。三是波軍妥協變革模式。面對團結工會的崛起,波蘭實施了一年半的「戰時狀態」,軍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70年,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奉命派部隊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廠,屠殺了44名罷工工人,200多人受傷。1989年6月4日,是關乎波蘭前途和命運的一天。這天議會大選,在開放的262席中,團結工會贏得261席。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名為波蘭統一工人黨)一席未得,創造了世界歷史上執政黨競選慘敗的「零的記錄」,從而揭開了民主波蘭歷史的新篇章。同一天,在遙遠的東方,另一個共產黨正為保住專制政權,出動完全現代化的野戰部隊進入首都,以坦克機關鎗回應了民主的呼喊。但這一天波軍沒有出動,他們待在軍營裡。事後雅魯澤爾斯基被選為新的共和國總統,團結工會的顧問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和平地結束了共產黨統治波蘭45年的歷史。這3種模式都證明了,武器不能消滅思想,軍隊不能阻止歷史。中共是槍桿子拜物教,近乎愚痴地迷信武力。但共軍不可能保證共產政權「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他們最好的選擇是順應歷史潮流,拋棄共產黨,和人民一起做專制政權的掘墓人,而不是殉葬品。
臺軍之路乃共軍的必由之路
不過談到共軍的出路,我還是強力推薦臺灣軍隊走過的道路。這支軍隊原來也是一支黨軍,雖然名義上稱為國軍,人們都認為那個「國」是國民黨的「國」,而不是中華民國的「國」。內戰時期「總裁上諭」或「總裁訓示」成為軍隊的最高命令。國民黨才有總裁,中華民國沒有總裁。這說明它奉行的也是「黨指揮槍」。但是它順應了世界潮流,一步步地走向了國家化。先是蔣經國時代撤銷了軍中的政黨組織,並於1985年任命汪道淵任國防部長,開創了中國文人治軍的先河。李登輝時代臺灣立法院通過「國防法」和「國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軍隊「超出個人、地區及黨派關係,依法保持政治中立」,禁止軍中建立政黨組織和從事政治活動,也禁止軍人加入政黨和協助政黨活動。與此同時,縮減軍隊政治機構,國防部政治部被撤銷,改設政戰室,人數由1萬2千人減到7千餘人。其功能由內部控制轉為對敵政戰和向軍人進行忠於國家,忠於憲法,忠於元首的教育。到陳水扁時代,軍隊國家化得以全面落實。2002年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修正案和參謀本部組織條例正式實行,標誌臺軍正式轉型為國防軍。民進黨執政後任命國民黨籍湯曜明為國防部長,證明臺軍已經不再是政黨的工具。近幾年臺灣政黨惡鬥、廝殺,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軍隊始終保持中立。這是軍隊國家化的結果,也是國家民主化的保證。臺軍之路正是共軍的必由之路,「黨指揮槍」正在被中國人民唾棄。
—— 本文減縮本原髮香港《動向》2006年8月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香港《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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