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傾聽突破「信息柏林牆」的自由聲音 祝賀《德國之聲》開播四十週年

發表:2005-06-15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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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當共產極權的獨裁者築起阻隔自由的柏林牆時,世界上的自由國家與德國人民站在一起;1989年6月4日,當中共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心向自由的中國人時,西方的自由國家都向劊子手發出正義的譴責。
不久後的1989年11月9日,阻隔東西德的柏林牆轟然坍塌。那時,我因參與八九運動而被囚禁在秦城監獄,當我知道「柏林牆」坍塌的消息時,發自內心的喜悅,使那幾天成為黑色牢獄生活中最鮮亮的日子。我浮想聯翩,想到納粹極權的大屠殺罪惡和共產極權的近半個世紀的恐怖政治,也想到曾為人類精神作出偉大貢獻的歌德、席勒、荷爾德林、海涅、貝多芬等大師,特別想到對我影響最大的偉大哲學家康德。

康德哲學,為人類的理性劃出界限,對克服人類的自負和狂妄起到過劃時代的作用;康德倫理學,在理性主宰一切的啟蒙時代,為人類的信仰保留應有的尊嚴。更重要的是,在專制主義依然強大的時代,康德第一次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政治倫理原則:社會中的每一個分子,1,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作為臣民都是平等的。3,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更強調,自由體制才是通向永久世界和平之路;康德也為啟蒙運動提出最響亮的口號:「勇敢地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樣的啟蒙所針對的,主要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道德朦昧,即,呼籲人們拿出勇氣,擺脫那種不經他人引導便無力運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未成年狀態。

因為康德、歌德、席勒、貝多芬,也因為中德兩國都經歷過極權主義所製造的巨大苦難,使我對德國有種特殊眷戀。納粹極權把整個德國拖入戰爭的深淵並犯下種族滅絕的罪惡,共產極權使一半德國人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下,直到柏林牆的徹底坍塌,德國人才獲得了完整的自由。中國人承受過的共產極權大災難,更是舉世罕見。

16年前的1989年,更應該是載入中德兩國史冊的日子,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偉大八九運動,在6月4日的屠殺中悲慘落幕;而德國人爭取自由的事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阻隔東西德的柏林牆轟然倒塌。兩個與人類的自由事業命運攸關的日子,同樣令整個世界震驚。然而,兩個日子給世界的感受卻全然不同:一則以大悲、一則以狂喜而銘刻史冊。

按照感同身受的常識,在西方自由聯盟的幫助下推倒了柏林牆的德國人,理應對遭受血腥六四的中國人有著更深切的同情。然而,現在的法、德兩國領導人卻全力推動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如此重經貿而輕人權的對華政策,讓我感到困惑和不解。

眾所周知,16年前,歐盟因六四屠殺而對中共政權實施武器禁運,人權問題是武器禁運的法理依據。禁運令也明確規定武器出口與人權狀態掛鉤。顯然,是否廢除這一基於人權理由的政治決定,首先應該視中國的人權狀態而定。

六四後的十六年以來,儘管,中國經濟取得了長足進步,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在日趨多元化,但經濟發展像高速火車,而政治及人權的發展卻像蝸牛,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和觀念變化,不要說言論壟斷、頻繁文字獄、禁止民間結社、大規模宗教迫害和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即便與六四屠殺相關的人權狀況也是原地踏步:中共政權至今不承認鎮壓的罪錯,六四亡靈沒有得到安慰,六四難屬受到壓制,因公開要求為六四正名的蔣彥永醫生遭受迫害,因反對鎮壓而下臺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被軟禁至死……所以,時至今日,中國人仍然處在一黨獨裁的陰影之下。當下中國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人權,而不是尖端武器。

我不知道,以人權問題為法理依據的禁運令,在中國的人權狀況仍然糟糕之時,德法兩國領導人聲稱已經無理由維持「軍售禁令」的證據何在!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上,經濟自由化固然重要,但政治民主化更為重要;發達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財富差距固然令人痛心,但自由國家與獨裁國家之間的人權狀況的差距更應該令人矚目。沒有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將遭遇難以突破的瓶頸,也不可能獲得持久的發展動力。現在,獨裁下的中國正處在兩級分化--不僅是貧富分化且是政治與經濟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險狀態中。所以,自由國家在與中共政權打交道時,不應該為了經貿利益而犧牲人權。如果僅僅為當下的經貿利益而犧牲人權,那就不只是在褻瀆奠基於西方的人類共同價值,而且是在損害西方國家和全世界的長遠利益。

自二戰以來,有一種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和國際觀頗為時髦: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強調尊重不同國家的傳統、文化和制度,為了這樣的尊重,甚至容忍某些國家的道德殘忍和政治野蠻,容忍獨裁者對本國國民的任意處置。然而,尊重不同國家的傳統及其文化與容忍邪惡的獨裁製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來,這種相對主義的國際觀和文化觀是典型的「新朦昧主義」,它不是缺乏財富的經濟貧困,也不是缺乏知識的理智朦昧,而是缺乏人性良心和道義勇氣的道德朦昧。正是這種失去正確道德方向的「新朦昧主義」對邪惡的容忍,撕裂了作為人類共同家園的地球村,造成人類生存的悖論: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尊重與保障,另一極是對人之尊嚴的羞辱和剝奪;一極是人權高於主權的普世主義,是作為聯合國憲章基礎原則的保障和尊重人權,另一極是主權至上的國家主義,是不問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國的主權與文化傳統的國際規則。所有的獨裁國家,正是在主權至上規則和所謂「多極化」口號的庇護下,對內踐踏人權與實施國家恐怖主義。這種世界性分裂的不公、殘酷和野蠻,遠甚於南北之間的巨大經濟差異。我不知道,尊重人權的文明和踐踏人權的野蠻之間,如何和平共處或互不干涉?

中國能否和平轉型為一個自由國家,不僅涉及到十幾億中國人的人權和福祉,也將影響到世界民主化進程和人類和平。所以,中國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僅要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也取決於自由國家的支持。類似「德國之音」這樣的華語媒體,就是對中國人爭取自由的支持。特別是在網際網路時代,境外媒體所披露的真相和所作出的獨立評論,通過廣播和上網,對突破中國的「信息柏林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康德逝世二百年之後,「人是目的」之啟蒙之鐘的鳴響,一直圍繞康德這一聲源。不幸的是,二百年後的今天,中國仍然處在把人作為工具的道德朦昧之中。作為一個心向自由的中國人,我在置疑德國政府的某些對華政策的同時,也感謝德國政府、德國人民和「德國之聲」對中國問題、特別是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我把這種關注看作是來自康德的啟蒙之音的當代迴響。

這迴響,正穿過封鎖中國人視聽的「信息柏林牆」,給中國人爭取言論自由的事業以支持。我堅信,在中國人自己的持續努力下,也在自由國家提供慷慨幫助下,中國的「信息柏林牆」的坍塌的日子,不會太遠。

2005年2月25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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