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一九一九年物價指數為一百，則一九三零年大約為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說：五四運動時的銀洋三元，購買力相當於十幾年後的國幣四元左右。
具體的市場波動情況如何呢以主要食物價格計算：一九一一到一九二零年大米每斤三點四分錢；豬肉每斤一角二分錢，白糖每斤六分錢，食鹽每斤一到二分錢，植物油每斤七到九分錢；到一九二六到一九三零年大米每斤六點二分錢，豬肉每斤二角錢，白糖每斤一角錢，食鹽每斤二到五分錢，植物油每斤一角五分錢；等等。
那麼當時北京的生活水準又怎樣呢？
據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會狀況調查》的結果，二十年代初一個四五口人的勞動家庭父母加兩三個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費一百三十二點四元，也即每月十一元就可以維持了。當時一個標準家庭的貧困線定為每月收入十元（合今人民幣三百五十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魯迅所說，學者教授們的生活水平屬於「中產知識階層」。他們不像統治集團、剝削階級那樣豪華奢侈，也不像體力勞動者和城市貧民那樣一貧如洗。
二十年代在北京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伙食、房租、交通費）八十元已經很寬裕了（合今人民幣兩千八百元），許多物價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講師們的收入，普遍在二百元以上，甚至可達四百元（合今人民幣一萬多元）。因此能夠盈餘很多錢來購買中外文書籍報刊，並且從經濟上提攜後起之秀和自費出書。如沈從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輩們的資助。
據記載，北京城內一座八至十間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僅二十元左右；一間二十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四至五元。魯迅在一九二三年一度租用的磚塔胡同六十一號，三間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資僅三元（見《魯迅日記》）。
出入乘坐「洋車」人力車，費用在城裡每次只有一角錢左右；包車每月十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裡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軌電車，新派的學生們經常乘坐。司機開車後不是按喇叭，而是腳踩鈴鐺「噹噹」響，所以人都叫它「噹噹車」。起初電車的路線有四條，不久擴充為六條，以前門、天橋為中心，環城一圈：
第一路紅牌總段，天橋至西直門。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十枚（合四分錢）；至西單牌樓二段十八枚（合七分錢）；至西四牌樓三段二十六枚（合一角錢）；至西直門四段三十二枚（合一角三分錢）。
第二路黃牌總段，天橋至北新橋。共分四段，天橋至前門一段十枚；至東單牌樓二段十八枚；至東四牌樓三段二十六枚；至北新橋四段三十二枚（車費同上）。
第三路藍牌總段，東四牌樓至西四牌樓。共分四段，東四牌樓至東單牌樓一段十枚；至天安門二段十八枚；至西單牌樓三段二十六枚；至西四牌樓四段三十二枚。
第四路白牌總段，北新橋至太平倉。共分二段，北新橋至地安門一段十枚（合四分）；至太平倉二段十八枚（合七分）。
第五路綠牌總段，崇文門至宣武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天安門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宣武門二段二十枚（合八分）。
第六路黑牌總段，崇文門至和平門。共分二段，崇文門至珠市口一段十四枚（合五分半）；至和平門二段二十枚（合八分）。總之，電車比人力車方便得多，車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飯館、看戲京戲、文明戲和話劇、電影、泡茶座、逛琉璃廠買書籍、碑帖、文物。
據顧頡剛等回憶：一九一三至一九二零年北京大學食堂伙食費每月六元，六人一桌，六菜一湯，饅頭飯隨便吃；個人在飯店包伙每月十來元，四菜一湯。花費一元錢就可以請客涮羊肉。
在大館子請一桌十席，高級的魚翅席每桌十二元，加酒水小費總共不到二十元，每人二元。魚唇席十元、海參席八元一桌。最高檔粵味「譚家菜」，四十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魚翅，可供十一人入席；這屬於豪華消費。
至於以平民為對象的中等飯鋪，二元錢一桌的「便席」，菜譜有：
（１）四冷葷：四個裝熏魚、醬肉、香腸、松花蛋的拼盤，每盤五分；
（２）四炒菜：如溜裡脊、魚香肉片、辣子雞丁、炒牛肉絲等，每盤一角；
（３）四大碗：多為米粉肉、四喜丸子、紅燒魚塊、扣肉等，每碗二角；
（４）一大件：一個紅燒整肘子，或一隻白煮整雞，加一大海碗肉湯，合六角。
這一桌菜相當豐盛，十個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二角。
遊樂場所又怎樣呢？兩大著名公園─中央公園（現稱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的入門券都是銅元二十枚（或五分錢）；公園設有幾個著名的茶座，茶水一角，點心每盤一角。文明茶園，可以邊飲茶邊聽曲，每人七分錢。
二十年代北京的劇場稱為「戲園子」。著名的廣和樓戲園門票二角，城南遊樂園門票二角，電影院（當時還是無聲黑白片）票價一至二角。最貴的演出，票價在一元左右。
根據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的調查材料，當時北京的手工業者、木匠、人力車伕等，每個家庭每年消費約二百元，合每月十七元（含人民幣六百元）左右，這是社會下層的水準。而當時《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樂，生活消費比一般高出幾倍，都無衣食住行之憂。
《新青年》同人，絕大多數加入了「進德會」，遵守「不嫖……」等戒律。他們是封建禮教的破壞者，也是現代道德的實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當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釗等人，更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他們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為理想事業而奮鬥終身，甚至獻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
《文化人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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