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夫婦結婚40年，感情非常篤厚，可想而知這突如其來的災難，對杜老師的打擊。我幾次打去電話安慰他，他在電話那端只是喃喃地，「這簡直是沒有家了」，那份刻骨銘心的痛苦，在電話裡都能清楚地感覺到。他對這個「事實」不能接受，難以忍受，無法承受，已經去看了兩次心理醫生；同時感冒、肺炎發作，前列線炎加重。而他才64歲。
杜聖修夫婦都是黑龍江大學的教授，他們的狀況使我不期然地想到中國這一代知識份子，他們中間英年早逝的太多、太多了。曾看過一篇關於著名數學家張廣厚早逝的報告文學，其中提到，據對中國兩萬多中高級知識份子的死亡統計，他們比全國人均壽命要短近10年，死亡平均年齡是58點2歲，而全國人均壽命是68歲。在兩萬多名已故中高級知識份子中，死於中年（40到60歲）的高達61.42％。而副教授的死亡年齡平均不到60歲，講師更低，平均49歲。這真是令人恐懼的數字，中國的知識人在那個「吃的是草，擠的是奶」的壓榨、盤剝制度下，付出了多麼巨大的犧牲。
●瘋狂的年代，人和羊更能溝通
常言道，人老了就開始懷舊，我還沒覺得自己老，但已開始經常念叨往事。李老師的突然去世，使我驀然傷感，聯想起了許多令我至今難忘、並深深感激的老師們。
雖然我從小就挺努力，想做出點什麼成績；但很遺憾，我既沒出生在高知家庭，又沒成長在條件好一些的首都或大城市，而是一直在中國最北部、最邊遠的小城鎮拚命地東找一本書，西尋一點信息。成長過程中那絕不亞於身體飢餓的精神飢餓，至今想來都感覺切膚之痛。
但幸運的是，我總是能遇到好的老師。幾個星期前從網上看到黑龍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學校舍塌方的消息，情緒波動了好久，因為那正是我念小學的地方。在那個學校，有一位最早對我非常好的當時50多歲的女老師那毅。令我一直難忘和感激的是，她不僅對我的學業關照倍至，而且多次跟我母親誇獎說「這孩子將來一定有出息。」對一個念小學的孩子來說，老師如此這般的讚賞，尤其是在他的母親面前，不僅極大地滿足了他的自尊心，更成為他必須刻苦努力的巨大動力。
儘管那毅老師對學生們的慈愛、關照和耐心，超過了許多孩子們的父母，但她一直都無法評上模範教師，更入不了黨，就因為她丈夫曾在國民黨時代做過北安的廣播站長。文革時，他們夫婦都被揪到街上批鬥。我曾在那毅老師家見到過她的所謂「國民黨丈夫」，一個說話不多，但開口就給人很有學問感覺的老先生。在他們狹小孤寂的庭院中，總栓著一隻流露著憂鬱眼神的羊。曾在關於儲安平的傳記文章中讀到，儲安平挨整之後，閉門在家，連老友梁漱溟去探望都不願開門，只與一隻羊作伴。看來那些有點自己獨立思想的人，在那個瘋狂的人性失落的年代，和羊等動物或許更能溝通。
●困在一間房裡的中學老師
上中學的時候，我又遇到兩位好老師。巴慶瑞和他的妻子孫彩蓮都是我的老師，一個教數學，一個教語文。而我正好又曾當過這兩門課的課代表，所以和兩位老師的關係比較密切。在恢復高考的消息傳出後，我已經畢業多年，正手忙腳亂地準備複習功課考學之際，卻不幸得了急性黃疸性肝炎，被鎖進傳染病房。為了能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上學機會，晚上通融了護士，脫下患者服，溜出醫院，跑到巴老師的家裡補習數學。他不僅毫不在意我是傳染病患者，而且十分耐心輔導我那幾乎全忘光了的數學。有了巴老師的幫助，我才順利地通過了數學考試。
但巴老師和孫老師，兢兢業業教書幾十年，卻一直生活在極度的困境中。我一直清楚地記得：他們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卻全家住在一間房子裡，用帘子隔開當作各自的睡房。在這般的困窘中，巴老師還設法在兩個上床之間搭了兩個橫桿，當作雙槓練身。
●一堂課，掃倒了很多孔已己
我的大學老師們，就更令我難忘和感激。剛剛去世的李雁波老師是英語系的，來教我們中文系的公共外語。李老師不僅和藹，心地善良，而且非常有耐心。當時中文系的學生，多想當作家、詩人，可想而知，對這樣的學生掰著指頭教英文ABC會多麼困難。我就是其中非常抵制英語課的一個；一心只想用中文搞文學創作，根本不想學外語。再加上總是熬夜寫詩、辦文學社團等，所以一上英語課就打磕睡，有時一堂課從頭睡到完，可李老師從沒訓過我，甚至都沒打斷我的課堂懶覺。
李老師之所以對我「網開一面」，我猜一定是與她的丈夫杜聖修有關，因為杜老師是我們這些有點叛逆思想的學生的「精神導師」。他一直非常支持我們探索、獨立思考。杜老師是研究魯迅的專家，在對周氏三兄弟、中國近現代文藝思潮的研究上，在國內學術界有相當的地位。我還清楚地記得他在課堂上講《阿Ｑ正傳》時那種神采飛揚的樣子，臉色紅潤，精神頭兒十足，說話速度有點像機關鎗，好像一堂課下來，很多愚腐的孔已己就被掃倒了。他的課非常受學生歡迎，在宿舍裡，學生們誇他時就親切地說「老杜這堂課上得挺棒」，因為77級學生中，很多人比他年輕不了多少，我入學時已25歲，只算班上年紀中等的。
●保存了20年的一塊石頭
也許是出於偏愛，我一直覺得我的老師們很有特色、很特別。他們中很多都思想開放，對學生們的一些「出格」想法、做法不僅不阻礙、訓斥，而且相當鼓勵；我們可以像朋友般交流思想，而且許多觀點一致。當時我主辦了一個文學社團「大路社」，不僅受到杜老師的支持，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老教授陳堤還擔任我們社團的「顧問」。與周老師的情誼尤其令我難忘。
周老師是知名的戲劇評論家，思想非常開放，雖然當時已50多歲，但總像年輕人一樣有激情。我們這些夢想當詩人、作家的學生，常到周老師家裡討教，不僅把他當作導師，還有一種摯友般的親切感。畢業之際，正值「反自由化」運動開始，我因辦社團等所謂「自由化錯誤」而留校反省，周艾若老師動用一切力量保護我。一直令我非常感動的是，我第三次在全中文系做了「檢查」之後，周老師在家裡親手給我做了一碗麵條，安慰我，鼓勵我。極左的校黨委書記白汝瑗和副書記夏毅文找他談話，拍桌子威脅他考慮後果，但被他當場拒絕。畢業時，我曾用家鄉黑龍江五大連池的火山石，製作了一個「假山」送他留念。後來他調到北京，出任了「魯迅文學院」副院長，因八九民運時支持學生而遭到整肅退休。半年前他告訴我，雖然他從黑龍江搬到了北京，但那個「石頭」20多年來他還留著呢。
我還欠中文系很多老師的恩情，像資料室的王英久老師，他曾偷偷地把只允許老師看的內部書刊借給我，像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解凍》，以及《斯大林女兒的二十封信》等等，給了我最初的關於自由，關於共產專制的知識，對我以後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
●仗義執言的五個教授
黑大另一位和我情誼深厚的是俄語系的李明晏老師。他喜歡文學，曾翻譯了多本俄國作品。在他的宿舍裡，這位似乎有著俄羅斯人豪爽氣質的老師，經常招待我們這些窮學生，尤其是我們「大路社」的成員。我們一起談文學、談時事、談「新思想」，不像師生，更像朋友。我一生第一次有人給過生日，就是他在宿舍操辦的。他自製了「蛋糕」：用牛奶、雞蛋、加糖攪拌，在火上熬成汁，然後澆在一層層餅乾之間，在冰箱浸放一天，就濕潤成鬆軟的蛋糕。那是我吃過的最有滋味的蛋糕。李明晏老師後來移民去了澳大利亞，仍著文寫書，現在擔任澳洲紐省華文作家協會會長。
我在黑大畢業之際遭肅整，很倒霉，但困境中幾個老師曾給過重要的一臂之力，我一直銘記。畢業分配的時候，我得到了《詩刊》編輯部指名給我的一個名額，去做評論組的編輯，但由於我的「自由化問題」，不僅北京去不成，學校當局還硬要把我分到中俄邊境的小城愛輝（那個《愛輝條約》的地方），等於是流放。在這種情況下，中文系五位教授聯名向校黨委要求把我留校。他們不僅本身是知名學者，有的還有點特殊身份，例如周艾若教授是周揚的長子；李人紀教授是前中共總書記李立三的兒子；陳堤教授是蕭紅的同窗；呂冀平教授是中國八大語法學家之一；刁紹華教授是研究俄國文學的專家。由於這五個教授的仗義執言，我才得以留在了哈爾濱。
●把老師圍繞成一輪太陽
正是在這些老師的支持下，我們的「大路文學社」才得到發展。今天，不少當年我們「大路社」的成員，都在文學、新聞界做出了相當的成績。比如，幾年前在美國以小說《等待》獲得「全美圖書獎」的哈金（原名金雪飛），是唯一來自英語系的成員；現在國內知名的文學評論家李慶西，秦皇島燕山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福亮，中國《國土資源報》社長劉允洲，上海《海港報》總編輯薛耀先，以及天津《新晚報》總編輯，《中國法制報》副總編輯等等，都是我們當年「大路社」的成員。這還只是我近年聽到的一些，不知還有多少成員已在各種崗位上做出了成績。我想他們也會像我一樣，對大學的老師們充滿感激。
在深圳辦報的時候，我有一次回家鄉北安，特意宴請了已當了中學校長的巴老師。我和一群中學的同學，輪番向老師敬酒。那天他非常高興，談啊，笑啊。我這個到南方辦報紙的記者，也被他視為有了「出息」，同桌的同學中，有的當了廠長，有的當了主任，有的成為畫家，把老師圍繞成一輪太陽。
我今天多想能自由地回到中國，給所有幫助過我、我所敬重的老師們，都舉行一個宴會，把同學們都找來，給老師敬酒，有一個機會，再讓老師成為中心，看老師們的神采飛揚，聽老師們開心的笑聲。
可惜我今天無法回去，自己都已年近半百，老師們則已進入老年；只能用這篇小文遙寄對他們的懷念，但願老師們多多保重，我們後會一定有期！
（載《開放》2003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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