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評周最難
評周最難。評周之難，不僅在於我們對其行為難有全面的瞭解；評周之難，尤其在於我們對其處境難有準確的把握。
相比之下，評毛要容易一些。毛晚年享有絕對權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在當年的中國，唯有毛一人可以淋漓盡致地展現其意志、思想和個性。所以，晚年毛澤東的形象是清楚的，明確的。我們對之既不難解讀，也不難評判。
晚年周恩來的情況就不同了。在文革中，周始終是前臺人物，表現很充分。但是，人們有理由推測周在後臺還有另一套不同的表現。因為我們對周在後臺的表現不甚了了，所以我們心目中周的形象就是殘缺不全，甚至不乏扭曲變形的成分，此其一。
第二，鄧小平也說，周在文革中「經常要說一些他不願意說的話，做些不願意做的事」。問題是，周的言行哪些是違心，哪些是本意呢？我們總不能說，周的言行，凡是好的都是真心是本意，凡是壞的都是違心是無奈。針對著中共在講述文革時揚周貶毛的傾向，毛的後人就發過「好事都是他們家（指周）干的，壞事都是我們家（毛，江）干的」的牢騷。
第三，再說周在文革中的違心的表現，違心，為什麼要違心？都是出於必要的自我保護嗎，抑或有的僅僅是反映出性格的懦弱或姦猾？
第四，畢竟，周在中共黨內樹大根深，頗有實力，照理說是可以在某些問題上對毛的意志加以抵制的，周為什麼要一味順從毛呢？所謂「相忍為黨」，「照顧大局」，在什麼時候是一種自覺遵守的更高原則，在什麼時候是一種韜光養晦之術，在什麼時候只是一種屈服的藉口？
第五，關鍵在於，周在中共體制中究竟處於何種境地？周順從毛，有幾分是主動，幾分是被動？主動意味著什麼，被動意味著什麼？考慮到周本人正是該體制的締造者之一，上述問題就變得更複雜了。凡此種種均可表明，評周確實相當困難。儘管說人們對毛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分歧，但評毛的分歧多半源於不同的價值標準；而在評周的問題上，即便是持有相同價值標準的人也常常得出很不相同的結論。
感謝高文謙先生寫出這本《晚年周恩來》，為我們解讀與評判周恩來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好的文本。
高文謙先生曾經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由於工作職務之便，高文謙得以披閱大量中共內部的歷史文獻以及對若干當事人進行採訪談話。八九期間，高文謙帶領同事上街遊行，熱情支持學生運動，還起草公開信，大力鼓吹政治改革。「六四」後遭當局整肅，雖然被單位領導保護過關，但高文謙從此下定決心和中共專制體制徹底決裂，再不充當御用文人，再不滿足於在夾縫中做文章，而是要把自己所瞭解的文革浩劫真相告訴國人，以史為鑒，從中吸取真正的教訓。後來，高文謙來到美國，耗時五載，歷經艱難，終於完成了這部五十萬言的《晚年周恩來》。
二、「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黨。」
《晚年周恩來》主要寫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表現；寫到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和劉少奇的關係，和江青等「四人幫」的關係，和林彪的關係，和鄧小平的關係；寫到中共上層權力鬥爭。其中，毛澤東的專橫霸道，奸詐殘忍，固然令人憤慨；而包括周本人在內的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投機怯懦，苟且偷生，更令人搖頭嘆息。正如索爾仁尼琴在談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時講過的那樣：要搞這樣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這樣的黨：大部分掌權的黨員，直到自己被捕入獄的前一刻，還在毫無憐憫地把別人關進去，遵照同樣的指示消滅自己的同類。
把任何一個昨日的朋友或戰友交出去送懲辦。而且今天頭頂上帶上了受難者光環的所有布爾什維克，都已經充當過殺害其他布爾什維克的劊子手（在此以前他們都曾是殺害非黨人士的劊子手，這就不用說了）。也許正是需要一個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們神氣活現地標榜的世界觀原來是多麼不值錢。他們依仗這種世界觀把俄國搞得底朝天，摧毀它的基石，踐踏它的聖物，而在他們所搞亂的俄國，他們自己卻從未受到過這種懲辦的威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間布爾什維克手下的犧牲品，從來沒有像那些布爾什維克領導幹部自己挨整時表現得那麼渺小。如果詳細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歷史，那麼令人厭惡的主要不是斯大林及其幫手，而是那些既屈辱又醜惡的受審人－－他們在喪失了先前的高傲和堅決性後所表現出的那種精神卑賤實在令人作嘔。
如高文謙所言，在中共黨內鬥爭史上，「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一直屹立不倒，並且最後總算善終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樣做到這一點的啊？對自己同類的不斷的出賣──從彭德懷、彭羅陸楊，到劉鄧、陶鑄、賀龍、楊余傅。毛要打倒誰，周就出賣誰（有的人還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賣自己的乾女兒孫維世和親兄弟周恩壽，可以出賣自己的衛士長成元功。（1）
僅僅出賣別人還不夠，周還不斷地自污自辱，不斷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來》一書裡，高文謙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寫給毛的一封信。當時，周被已經擴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來，在醫院中瘦得體重只有61斤，自知來日無多，在病榻上用顫抖的手給毛澤東寫下這樣一封信：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以下兩段匯報病況，略）
為人民為世界人的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同志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自省，不僅要保持晚節， 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75.6.16.22時
為了讓毛能領會自己的一番苦心，周還以央求的口吻，給毛的機要秘書張玉鳳附了張便條：
玉鳳同志：
您好！
現送十六日夜報告主席一件。請你視情況，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時
（候），搬給主席一聽，千萬不要在疲倦時搬，拜託拜託。
周恩來 1975.6.16.22時半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韜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對。因為所謂韜晦，所謂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種時間特性。現在韜晦是為了將來展現，今天屈是為了明天伸，可是周寫這封信的時候已經病重不起，已經沒有將來沒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沒有韜晦和能屈能伸的意義。韓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臺拜帥在後，所以留下千古佳話。要是順序顛倒過來了，要是一個堂堂大元帥，後來竟然願意從別人胯下鑽過去，那就不成佳話成笑話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飽受酷刑，因為怕被斯大林處死，所以才不顧體統向斯大林搖尾乞憐，雖然可悲可恥，總還情有可原。周恩來卻是身患絕症而不起，即將壽終正寢，「死去原知萬事空」，何必對毛還如此低首下心，奴顏婢膝？在讀過這封信後，誰還能說周是頂天立地，威武不屈？
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裡寫道：「1966年12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開會。江青來了，要找周。從延安時期就給周任衛士和衛士長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請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說：『你成元功是總理的一條狗，對我是一條狼。馬上給我抓起來。』這事給汪東興處理。汪堅決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說可以調動成的工作。鄧穎超代表周告訴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說明我們沒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後來汪同我說：『成元功跟他們一輩子了。他們為了保自己，可以將成元功拋出去。』」
三、明哲保身豈是愚，違道順上更非忠
《晚年周恩來》裡寫道：76年元旦過後，周的病情繼續惡化，已近彌留階段，偶爾從昏迷中醒來，還要身邊的工作人員給他念毛澤東詩詞，「當讀到『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時，甚至露出笑容，還喃喃自語道：『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怎樣解釋周的臨終表現呢？太做作了。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緊鑼密鼓中，毛對周的猜忌嫌惡幾乎不加掩飾，「據身邊的醫護人員說，周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日子裡，一直讓播放越劇《紅樓夢》中的『黛玉葬花』和『寶玉哭靈』這兩支曲子」。如此形勢，如此心情，周怎麼還能聞毛詩詞而露出笑容，怎麼還能唸唸不忘歌頌毛？當然是演戲。這齣戲越演到後來越走調，演員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沒辦法，只有硬著頭皮演下去，演到底。這就叫「保持晚節」。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
於是許多人便認為，周恩來是以傳統的君臣之道來處理他和毛澤東的關係，周恩來晚年的行事作為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忠君思想的現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簡言之，周恩來是毛澤東的大忠臣；周的忠誠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謂之愚忠。我對這種觀點不以為然。我認為這是對傳統君臣之道的誤解，也是對傳統觀念裡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誤解。
周恩來愚蠢嗎？不，當然不。周恩來在文革中謹小慎微，拿捏分寸，見風使舵，機敏精巧，明哲保身。這哪裡是愚蠢？
至於說到忠誠，我們必須懂得，忠誠並不等於順從。周恩來對毛澤東堅持順守哲學，這決非中國傳統的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非為臣之道。中國古代是講究身份的。同一個「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義是不同的。奴僕的忠誠和大臣的忠誠，其內涵是不一樣的。李志綏在回憶錄裡寫道，毛要去天安門廣場檢閱紅衛兵，周跪在鋪在地毯上的地圖給毛指點行車路線。李志綏當時心裏就想：「以堂堂一國的總理，怎麼能舉止像個奴僕一樣呢？」林彪有一次當著汪東興面批評周「像個老當差的，不管誰當了領導，周都會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唯命是從」。周的表現可以算得上忠奴或忠僕，但算不上忠臣。
何謂忠臣？漢代的荀悅說：「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臣意味著堅持「道」即仁義原則，為堅持「道」敢於違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於對君主的過失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所謂「文死諫」，「諫」是指給君主提意見，規勸君主改正錯誤。「死諫」的意思是：寧可冒著激怒君主，被君主殺頭的危險也要堅持仁義原則，也要堅持批評君主的錯誤。古代忠臣的典範，如比干，屈原，魏徵，海瑞等，都是冒著殺頭風險也要直言進諫的。忠臣的意思和現在人們說的「忠誠的反對派」有幾分類似。忠臣意味著在恪守君臣分際，也就是承認君主權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堅持給君主提出批評意見。問題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聽不進你的逆耳忠言，反而還要對你打擊迫害，你為什麼還要承認他的權力，還要對他繼續盡心盡力呢?所以，有人把這種忠誠叫做愚忠。
周恩來不是忠臣。因為忠臣的定義是敢於「違上順道」。忠臣是個褒義詞，單單是賣力地為君主效勞未必稱得上忠臣，還要看你的效勞合不合乎道即仁義原則。所以，我們說東林黨人是忠臣，我們不會說魏忠賢是忠臣，我們都說魏忠賢是奸臣，是姦閹。江青自稱是「主席的一條狗」，狗的特性就是忠於主人，但是我們並不說江青是忠臣。當然，說江青是忠臣的也有，不過那只是某些至今仍堅持「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一派人的立場。可見，人們其實都明白，忠臣的定義是和「道」，和政治正確相聯繫的。周恩來對毛澤東百依百順，明知毛是錯的也一味順從，正所謂「違道順上」，所以周不算忠臣。
孟子曰：「長(助長--引者)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釋：「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岳飛決心收復失地，迎還二帝；高宗卻擔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當不成皇帝了，秦檜知道皇帝的心事，設計害死岳飛。這就是逢君之惡。一般人只是責罵秦檜，明人文征明一語破的：「笑區區一檜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來在文革中的作為，大多屬於「長君之惡」。但也不盡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組長也是周提名的。這兩件事都是毛沒有說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動提出來的。類似的事情還有一些。正如高文謙分析的那樣：「毛在黨內雖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體事情還是需要有人來辦，特別是像周氏這樣在黨內既有影響又善於排難解紛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於出面的問題上，由周出面斡旋，貫徹毛的意圖，更能收到別人難以起到的效果。」這就不僅僅是長君之惡的問題了。
長君之惡也罷，逢君之惡也罷，周不是忠臣，這一點總是肯定的。高文謙引用權延赤《走下神壇的周恩來》裡的一段話，鄧穎超「曾對中共黨內一批總想『揚周貶毛』的老幹部說過這樣的話：你們不要這麼搞，恩來什麼時候反對過毛主席？他這個人你們不是不瞭解，路線對了，他就對了，路線錯了，他就錯了。你們那樣說，那樣搞，無法向歷史向後人交代麼」。林彪說的好：「什麼路線，就是毛線。」周是跟毛不論對錯，明知毛錯了也跟。換之，周
從不曾「違上順道」，只有過「違道順上」。這就是說，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道德標準，周也算不上忠臣的。
四、為什麼共產王朝無忠臣
如果周算忠臣，那麼試問，彭德懷算什麼臣呢？算亂臣算反臣嗎？廬山會議上的彭德懷敢於就大躍進的錯誤批評毛澤東，彭德懷才算忠臣。
不過嚴格說來，彭德懷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因為第一，彭德懷的萬言書只是私下裡交給毛的一封信，不是準備在會議上公開發表的，而過去忠臣給皇帝提意見都是在朝廷之上當著文武大臣公開提出來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大發雷霆，糾集其追隨者對彭德懷猛加批判，硬是要給彭德懷扣上反黨的罪名時，彭德懷很快就舉手投降，全盤放棄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最後還簽字畫押，承認了自己的反黨罪名。我們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寧死也不放棄原則的，彭德懷當忠臣但沒有當到底，所以我說他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
周恩來不是忠臣，彭德懷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實際上，共產黨裡沒有忠臣，起碼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裡沒有忠臣。因為共產黨制度里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共產極權制度和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區別。
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屬於韋伯所說的傳統型統治，其正當性或曰合法性是來自它所宣稱（同時也被旁人所信服）的歷代相傳的規則和權力的神聖性。君主的權力來自天意（天子受命於天），來自血統（王位世襲），他人不得覬覦。君臣之間的界限是明確的，不容逾越的。君主並不是因為其正確才成為君主的，君主並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別的。因此，批評君主的過錯並不等於否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於對君主的合法權力構成直接的挑戰或威脅，皇帝錯了也還是皇帝，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評。大臣的責任是輔助君主行道，見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時候提出批評。在這種制度下，最高權力為君主所獨享，在君臣之間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多數大臣的意見不可能對君主形成某種制約），君主在貫徹其決策時，不需要製造出臣民一致擁護的假象。這種制度無疑是專制的，但由於它承認「道」「君」分離，也就是承認君主可能違反「道」，因而給為臣者批評君主和堅持異議提供了一定的空間。即便遇上殘暴的君主，當忠臣可能招致殺身之禍，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無上光榮；忠臣則從強大的傳統資源中獲得精神支撐和傲對權勢的勇氣。
共產極權制度則不然。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它堅稱共產黨壟斷了真理（黨是偉大、光榮、正確），偉大領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領袖英明正確，代表正確路線）；這就是說，在共產制度下，黨和領袖都是把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稱的獨一無二的正確性之上的。因此，質疑共產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
然而我們又都知道，共產制度（無論是黨的制度還是國家制度）畢竟是現代的產物，它不是以公開地高踞於民意之上或公開地作為人民的對立物而出現，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和代表人民作為自己存在的根據。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例如代表大會，選舉，表決等形式；以及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黨員還有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規定。這就使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面臨一種巨大的危險：如果多數人不認為黨是偉大光榮正確，不認為領袖英明正確，從而選出一個非共產黨的政府或者把偉大領袖本人選下臺呢？林彪在暗中對毛揣摩多年後總結出一條心得－－「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擔這份心）。黨和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它就必須釜底抽薪，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因為只要你成立一個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政治組織，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於領袖的政治主張，都意味著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所標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對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獨佔權力的挑戰。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機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麼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懷來當領袖呢？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因為君並不是道的化身；共產黨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因為共產極權專制把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認有任何別人比自己更正確，不敢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在中共黨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臺，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我們知道，忠臣的定義是違上順道，是承認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確更高明；然而共產制度卻堅稱唯有偉大領袖最正確最高明，所以共產王朝不允許有忠臣。
共產黨禁絕不同力量和不同聲音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動輒把不同意見打成」反黨」「反革命」，把少數派撤職、開除、監禁，並且還禁止少數派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交流，否則就扣上」非組織活動」、」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在這裡，持異議者甚至沒有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他們被迫要「承認錯誤」。最令人費解的是，剛直如彭德懷者為什麼也會「低頭認罪」呢？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一夥的張聞天到底是理論家，他在檢討書裡闡明瞭他們低頭認罪的理由－－因為要維護領袖的威信。如張聞天所說，毛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而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的威信就是損害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段話裡的最後一句是胡說（因為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損害黨的利益不等於損害人民的利益），不過前三句倒有它的邏輯：因為在共產制度下，領袖的威信據稱是源於領袖的英明正確，因此維護領袖的威信就是承認領袖的正確。既然毛不能不是對的，那麼彭德懷就不能不是錯的。反過來說，如果毛是錯的，彭是對的，那麼憑什麼還該毛做領袖？那就該讓彭做領袖。問題是毛一向被認為代表黨，毛錯了，就是共產黨錯了，共產黨錯了憑什麼還壟斷權力領導一切？那是不是該讓別的黨上臺了？這個邏輯結論是彭德懷張聞天們不敢接受不敢承認的，所以他們只好低頭認罪。
回到周恩來的問題上來。我們知道，周在廬山會議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順上違道的角色，但是周並非歷來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預算時，周不贊成毛的急躁冒進，曾經當面抵制過毛的決定。周甚至對毛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可見，周也有過違上順道的表現。後來，周為了這次「反冒進」而遭到毛的嚴厲批判，被指離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想來在那時就吸取了「教訓」，明白了共產黨制度下當不成忠臣的道理。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種制度、這套系統，或遲或早就會發現，在其中，個人再也無法堅持獨立的聲音棗除非你與制度決裂。
五、另一部分事實
如作者所說，《晚年周恩來》「評述了周氏其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側重在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揭示周的處境、心態、為人處世之道以及在主、客觀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由於周的活動舞臺在高層，所以作者的描寫主要集中於宮廷，對社會則著墨較少。因為「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所以在敘述周和毛以及其他高層人物的關係時，作者主要描寫他們之間的分歧與矛盾，較少寫他們的共識和一致。這種特定的視角和側重對寫作來說難以避免，無可厚非。讀者閱讀時務必留意，否則容易產生錯覺。這是我要提醒的。
例如清查「五一六」事件。《晚年周恩來》只提了一句：1967年9月，毛澤東「在審閱姚文元奉命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時特別加了一段話，點了前一段在社會上反周最力的造反組織『五一六』的名」。
我們知道，清查「五一六」事件是文革中的一個大事件。「五一六兵團」本來是北京部分高校的一個規模不大的造反組織，多次張貼大字報炮打周恩來。在1967年夏秋之交，中央文革即將其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予以鎮壓，又查抄又抓人。照理說，「五一六兵團」之事至此已經了結。殊不知在一年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五一六」的問題又被提出。1970年1月，林彪和江青等人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隨即展開了徹底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2月，毛澤東與周恩來聯手，將清查運動正式擴大到全國範圍。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清查運動中，被清查者早已超出參與過炮打周恩來的造反派，而是延伸到所有反對或懷疑中共上層領導及各級新生紅色政權的群眾。據十分保守的估計，在這場運動中，遭受迫害的群眾多達幾十萬，致死致殘者也有數萬之眾。該運動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臺後才不了了之。不論我們對所謂造反派作何評價，這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其莫須有、想當然，其株連深廣、卑鄙殘暴，都是不可寬恕的。周在文革中作過不少違心之事，但清查「五一六」應不在此列。這表明，在使用專政手段對付民眾對付反對者的問題上，周和毛沒有區別。
還有遇羅克的問題。遇羅克是誰下令殺害的？據友人Y君說，吳德之子曾親口告訴他是周恩來。周說：「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這很有可能。首先，遇羅克的《出身論》發表在北京，影響遍於全國。對遇羅克的定案很可能涉及中共最高層，決不是北京市一級就能決定的。
其次，雖然在文革中，因言論罪而被處死者很多，但是像遇羅克這樣全國出名的異端思潮代表人物被殺害的好像很少。例如寫林彪大字報的伊林滌西，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小凱，寫《四一四思潮必勝》的周泉纓以及後來的李一哲，儘管也遭到迫害，但是都沒有判死刑。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1967年4月被中央文革的戚本禹點名批判，遇羅克本人在1968年1月被捕，先是判十五年監禁，後來突然又改成死刑，但並沒有立刻執行，一直到1970年3月才被槍殺。從整個過程來看，具體主管部門好像沒有准主意，抓不抓，判不判，怎麼判，執不執行，好像都不是由他們作主，而是由更高層的大人物直接干預的結果。
那麼，這個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會是誰呢？不會是林彪、四人幫一夥（包括謝富治、吳德等），否則，當後來遇羅克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平反，還通過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正面歌頌時，早就揭露出來了。那時候，凡是能推到林彪、四人幫頭上的壞事，一定會推到他們頭上，哪裡還會替他們遮掩？唯有當下令殺害遇羅克的大人物屬於「德高望重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屬於中共在文革後、甚至在今天都必須維護其崇高聲譽和光輝形象之列，當局才會始終諱莫如深。在文革中握有大權，文革後仍享有盛譽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葉劍英、李先念等不大可能插手此案，除了周恩來還有誰？
六、為周辯護無法自圓其說
為周恩來辯護的論調很多，但都是淺嘗輒止，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無法自圓其說，經不起分析和追問。
1、有人說，周恩來緊跟毛澤東，是因為他把毛視為真理和權威的化身；即便在毛作出錯誤決策、甚至對自己也猜忌整治時，周仍然認為毛的領袖地位是無可取代、不應替換的，因此只能在維護和服從的前提下徐圖改進。簡言之，周在晚年的所作所為，在當時的他看來，是在實現自己的革命理想；儘管我們今天對這些作為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評價。
這種觀點不值一駁。因為周在晚年為了跟毛而做的一些事，無論是按照中國傳統道德觀念還是按照共產黨自己標榜的革命理想都無法為之辯解。且不說周在其他「老一無」（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被打倒時落井下石（起碼也是同聲附和），連鄧小平也要指其「違心」即違反道德良知－－這還是根據共產黨自己標榜的道德準則；甚至就連周做的那些常常被視為德政善舉之事，其實往往也經不起推敲。
試舉一例。《晚年周恩來》裡寫道，在「紅八月」，紅衛兵打人抄家，草菅人命。許多高級統戰對象也被殃及。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章士釗寫信向毛求救，毛批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於是，周趁勢列出一份應予保護不受衝擊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共十三人名單，對他們採取了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此舉歷來被人稱道。但是，那區區十三人名單以外的人呢？當紅衛兵見到這份名單時，他們難道不是同時也得到明確的暗示：那些在名單之外的人－－千千萬萬的人－－是任隨他們凌辱處置的？！事實上他們也是這麼領會，這麼行動的。誰能說在「紅八月」的血腥罪惡中就沒有周的一份？惡有大惡、中惡、小惡之分，但縱然小惡也是惡。
一般人在評價他人時，免不了以己度人。作為毛時代的過來人，我們當年都熱烈地崇拜過毛，以一種理想主義的情懷追隨過毛。於是我們很容易假定當年的周氏也是和我們一樣的理想主義。然而這種類比是不恰當的，因為我們和周的處境迥然有異。在極權主義的洋蔥頭中（借用阿倫特的比喻），越是處在核心者越是犬儒，越是處在外圍者越是輕信。我們以前擁毛擁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矇蔽」。萬里在1979年一次國務院高層會議上講到農村的貧窮時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不消說，「這些情況」周恩來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我們是極權制度謊言體系的犧牲品，周恩來卻是這一謊言體系的構建者。兩者豈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
順便駁斥「人民的好總理」這一神話。只要我們想到三年大飢荒和十年浩劫都發生在周的任內，想到這兩場災難給中國人民帶來的不可思議的巨大痛苦與犧牲，所謂「人民總理為人民」之說就不攻自破了。辯者會說罪在毛而不在周，可是周始終維護毛，所以周不能不分擔罪責。我們可以承認周並非不想為人民謀利益，問題是，在「人民的好總理」那裡，人民的利益從來不佔據首要地位。周在政治上的首要原則是維護毛，順從毛；只是在此大前提之下，他才可能去做一些補救和修正的工作。所謂「顧全大局」中的「大局」顯然不是人民的大局，而是毛的大局，黨的大局。所謂「相忍為黨」，被「忍」掉的只能是人民的利益，就是為了黨的利益而犧牲人民的利益。周既然要把毛的利益和黨的利益置於首位，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讓位，不能不靠邊，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被犧牲。
2、鄧小平說：「沒有總理文革的結果可能更糟；沒有總理文革也不可能拖那麼長。」
這話的後一句主要是指二月逆流。在1967年2月的懷仁堂會議上，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公開向中央文革小組發難，毛大發雷霆之怒。本來站在反對者一邊的周立即轉向，並勸說那幾個老帥副總理低頭認錯。於是，「這場文革期間在黨內高層中僅有的一次集體抗爭，在毛澤東的淫威和周恩來的幫襯下，頃刻瓦解，整個形勢隨之逆轉」。
為周辯護者每每強調周的尷尬處境。他們說，在當時，周要正面抵制或反對毛是不行的，毛髮動文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事實上，順之者也可能亡）；抽身事外，袖手旁觀，聽任事態的發展而無所作為也非上策－－何況毛還要硬拉著周下水，君命難違；所以，周只好積極投身其中，在順從的前提下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力圖起到某種緩衝或制約的作用。所謂「只可順守，不可逆取」，並非放棄己見，一味順從，而是避免正面衝突，以柔克剛。
這種辯護看上去很有道理，只是辯護者未曾意識到，當他們在如此辯護時，他們已經承認了毛是暴君，承認了中共製度的高度集權，高度獨裁，承認了在這種制度下，連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都毫無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保障。周可以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辯護：「不下
地獄誰下地獄？」可是，地獄是誰們建造起來的呢？
趙無眠先生曾經尖銳地指出，給周恩來辯護的那套理由和邏輯，也完全可以用來給汪精衛辯護。汪精衛也可以說他是忍辱負重，曲線救國。為汪辯護者也可以說，沒有汪偽政權作緩衝，淪陷區的人民會更受苦。我還要補充一句。有一點汪精衛可以比周恩來更理直氣壯：畢竟，日本軍國主義不是他汪精衛扶起來的，日本人入侵中國不是他汪精衛領進來的，大片國土也不是在他汪精衛手中丟掉的；而中共暴政的建立和毛澤東暴君地位的確立，周恩來卻負有極大的責任。
當然，為周辯護者可以說周當年為中共打天下和擁戴毛成為最高領袖都是出於善良的理想主義；等到日後清醒過來發現事與願違，自己已經騎虎難下，身不由己，只好委曲求全，取順守之道，勉為其難。問題是，周對此可有深切的反思和透徹的覺悟？
大陸學者笑蜀，把中共在抗戰期間發表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等報刊上的一批鼓自由民主
的文章彙編成冊，重新出版，取名《歷史的先聲－－中共半個世紀前對人民的莊嚴承諾》。李慎之先生在這本書的香港版上作序，其中寫道：
我自己當時是個左派青年，而且是其中的積極份子，是學生運動活躍的組織者。我完全信奉毛澤東、共產黨提出的一切口號、一切理論，雖然我在國民黨統治下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大的危險，然而主觀上確也是舍生忘死地願意為其實現而奮鬥的。現在重讀這本書的時候，簡直不知道心頭是什麼滋味。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的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但又是誰騙了我呢？這本書的副標題是「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這難道也是我幹過的事嗎？不錯，我是向我的同齡人或者行輩稍晚於我的人宣傳過「黃金世界的預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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