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弱勢民工盼強勢改革

世人關注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三月十八日落下帷幕。人民代表制度是中國大陸的根本政治制度，明年是憲法對這一「中國特色」的議會制度作出系統規定的五十週年。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農民申紀蘭，是大陸唯一從第一屆到今年第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她對亞洲週刊說：「一九五四年我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從平順縣到長治，一路只是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我騎著毛驢趕到長治，再轉乘卡車和火車，來到北京。」人民代表制度也走過崎嶇不平的路，四十九年過去了，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在新形勢下面臨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中南海已發出強烈的政治信號：人大改革勢在必行。政府改革、政黨改革、司法改革，都離不開人大改革。中國大陸竟有一億多人沒法享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絕大部分選民對所選的候選人，不瞭解、不熟悉，根本就沒見過面。改革，就是人大代表候選人的參政議政能力，要有具體考核標準。改革，用百姓的話說，就是要讓人大這「橡皮圖章」硬起來。

始終關心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的北京亞運豪庭的屋業管理員屠健，在A座門口，認真讀著那張一整版名單的日報，有人問：「你能知道他們都是誰嗎？」他搖了搖頭：「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有什麼事也不會找他們。不過，不是常常說，人民代表人民選，人民代表為人民嘛，讀一遍他們的名字，心裏有個底。」「你有選民證吧？」「當然有，我們是在小區直接投票，不過，連區人大代表候選人都沒見過面，更別說這些全國代表了，他們究竟是誰，我也不明白。」他說著，不好意思地笑笑。

在今屆人大會議上，再次有人大代表公開對這一現狀作出質疑。上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天津雷世鈞等三十名人大代表、浙江楊明志等三十一名人大代表，都曾提交關於修改《選舉法》的議案，但所獲答覆是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正「認真研究」，再無下文。今屆人大會議上，程立新、許金和等百名人大代表聯名提交議案，要求修改《選舉法》。

選舉法不適應社會

許金和等三十九名代表認為，目前《選舉法》中有關「候選人介紹」、「選區劃分」、「選民登記」等條款，已不適應現實社會的選舉實踐需要。確保選民對候選人「知名、知人、知情」，是選舉核心環節，但目前的選舉實踐中，選民與候選人溝通十分不暢。

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課題組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公眾「對候選人瞭解多少」的問題上，「只瞭解一點」、「完全不瞭解」的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六；六成選民對介紹候選人的方法不滿意；三成五的選民認為應當讓候選人與選民直接見面，作競選演說，回答選民提問。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國家法室副主任陳斯喜認為，這與目前選舉法對介紹候選人制度不完善有關。

前不久，江西省上饒市信州區北門鄉龍潭村農民廖懷鑫，出動宣傳車為自己參與競選作宣傳廣告，最終在多方壓力下，被迫退出競選；福建延平區樟湖鎮溪口村原村委會主任廖良興，拍攝競選演說錄像帶，由閉路電視播放，被罰款一萬元人民幣。福建省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游勸榮對此評論說：「憲法保障公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一切旨在促進開闢選民與候選人溝通渠道的努力，都應得到鼓勵，相關的法律和政策規定，應隨之相應調整。」

李邦良是在北京的浙江籍民營企業「十佳優秀經營者」。這位全國人大代表說：「十多年來，許多浙江籍人已經成了『老北京』了。目前，在北京經商和辦企業的浙江人達四十萬，辦了企業上萬家，為北京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但他們中間卻沒有人在北京當選人大代表。」這些浙江人居住、工作、生活、納稅都在北京，由於戶籍仍在浙江，無法以人大代表身份，反映自己的聲音。

浙江予外來者權利

李邦良老家在浙江義烏，普通外來打工者從二零零一年起就有自己的人大代表，那年十二月，來自江西、安徽、貴州的王小君、王芳等七名外來務工者，當選為義烏市大陳鎮人大代表，成了浙江省首次外來工參加居住地鄉鎮人大代表選舉範例。

深圳的人大代表是一百四十萬擁有深圳戶口的市民推選的，但這座新興都市有四百萬「非戶籍常住人口」，即流動人口，其中大部分就是通常所說的民工，沒有民工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深圳，但他們卻是公民選舉被遺忘的群落。來自深圳的全國人大代表（原深圳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餘慶說：「絕對不應當用戶口卡住外來常住人口的脖子，影響他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人大代表、北京用友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京接觸了一些外省籍非公有經濟人士，他們都希望參加工作和居住所在地人大代表選舉，但卻不知道可以找誰。長期在某一市務工或經商人士的利益，其實更多的正是與居住地政府行為有關，而與其戶籍所在地關係不大了，在現居住地切身利益的有效表達，就需要有暢通的參政議政渠道。

在今屆兩會期間，一份《關於建議盡快修改「選舉法」，確保外來勞務工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議案，得到來自深圳所有七名全國人大代表的附議，還得到廣東代表贊同。目前，廣東外來流動人口一千萬，佔了廣東省總人口的六分之一。

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處的蔡定劍，是憲法和人大制度理論專家。這位北京大學法學院「人民代表大會與議會研究中心」的執行主任認為，選舉制度應該從今天的以戶口地劃分選區，改為以居住地劃分選區。當然，這首先需要改變中國的人口管理制度，從戶籍管理改為居民管理。比如，長期居住兩年以上而獲居留證，即可參加當地選舉，享有參加管理當地城市的管理權和發言權。

據悉，人大代表名額分配原則是農村人口每九十六萬選出一人，城鎮人口每二十六萬選出一人。有學者認為，這種名額分配的不平等，體現了城鄉不平等。還有學者認為，人大代表的構成越來越非大眾化，第十屆人大中共黨員的比例，由第一屆的百分之五十四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三，幹部的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二，知識份子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一，工人農民的比例則下降到百分之十八。中共中央黨校王貴秀教授認為，這種非大眾化的反面，人民代表的官員化，以致一些地方出現百姓找代表反映問題竟然遭打壓的現象。

人大和政協會議不是表彰勞動模範和名人的大會，要討論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有代表當選後，竟然說：「感謝黨和政府，我一定履行好代表的職責，好對得起栽培我的領導。」有代表在政府官員面前自認低人一等，稱自己對政府機關的監督是「提建議」、「出點子」。有代表說：「我們是來學習的，是來接受教育的。」全國人大代表姚秀榮坦承，當全國人大代表的前兩年，到北京開會，面對那麼多官員，一直不太敢講話，直到第三年，才開始大膽反映百姓的真實意見，大膽聯名提議案。中國人民大學憲法學教授韓大元說：「當全國人大代表，首先是職責，是人民派往權力機關的使者。」

今屆人大會議上，時時能聽到「別離你代表的人群太遠」。來自山東省泰安市的全國人大代表王元成，在兩會期間獨自來到北京月壇公園勞務市場。那個勞務市場主要是從外省進京的打工者聚集於此。他對著他們大聲說：「我是全國人大代表，也曾經進城務過工，大家有什麼困難和建議，可以通過我向上反映。」人群一下子湧了過來。來自安徽巢湖的農民工張君濤嚷嚷：「我們不偷不搶，公安警察憑什麼到處攆我們，動不動就抓住我們往地上按？」來自河北滄州的建築農民工陳剛說：「為什麼老闆總要剋扣我們的工資？」

王曾當選全國十大傑出進城務工青年，他也曾是外來打工者，後憑著奮鬥，已脫離原來所處的弱勢群體。這位泰安工商聯副會長對亞洲週刊說，他們所說的遭遇，他都經歷過。回到代表駐地，他寫了一份《關於建議制定進城務工人員權益保護法》的議案，希望在五年任期內，看到一部專門保護進城務工人群權益的法律。在人大會議閉幕前夕，此議案被正式立案。據透露，這屆人大議案組收到一千零五十份議案，僅三百多份經層層審查最終立案。王如此自覺尋找自己所代表的人群，反映他們的呼聲，在代表中顯得難能可貴。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夏家駿，被人們稱為「夏青天」，十多年來，在擔任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期間，來自各地的一些百姓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難題，都會「來北京找夏老頭」。他平均每天要接四十多個求助電話。他幫助素不相識的百姓，解決了各種大小困難上千件。一名南方人到北京找他，說自己家人沒有犯任何錯誤，卻被當作一場鬥毆的嫌疑人抓走了，找了很多地方都沒有人過問。一次，夏出差南方這座城市，於是找到市長辦公室，在門口連續坐了四天，沒人理睬他。後來，他打聽到市長秘書的電話，於是打過去，秘書一聽就來氣：「誰讓你打我的電話，市長沒時間。」說完就挂了電話。夏說：「這樣的情況我沒有少遇到，令人痛心。我作為政協常委想說話都那麼難，更不用說普通百姓了。」

今年北京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北京市民李起到人大代表下榻的賓館，向賓館服務員遞交了一封致人大代表的信，反映他對一項地方政策的看法。服務員接信後，讓他等候，過了片刻，保安人員將他帶到治安崗亭交給民警，隨後，警車又將他拉到警署派出所。

上訪者認錯才被釋

李起被公安關到地下室，一再被問話，滯留七小時，並被勒令寫下三點：「這是上訪行為」，「下次再也不去了」，「這次我錯了」。在他寫下認錯書後，警方才放人。他說：「我下次真的不會再去了，如此對待我，我還能去嗎？」

人民代表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今年十九位年輕官員和學者入選全國人大常委會，人們熱議的「專職化」終於邁出第一步，中國政治在行政與議政之間原有價值判斷開始有調整。上屆人大，從正副委員長到秘書長，十九人中八人是前政府官員，人大九個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全部曾擔任中共或政府官員。憲法規定：人大常委組成人員不能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查和檢察機關的職務。此規定原本就是要防止人大常委會變成政府翻版。人大常委會也不宜由以前的政府官員擔任，兩者在權力上應該互相制衡。

新一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人員結構發生重大變化。人們普遍認為，這顯示人大預算監督將要加強。這一委員會將受全體(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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