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太上喜歡演戲，演的是滑稽劇，似乎頗有些娛樂效果，讓人在開口一笑之餘多活幾年。而朱鎔基演的是"主旋律"的"清官"劇，卻很能欺騙一些善良的人。當年朱鎔基喊的口號"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云云，讓很多人熱血沸騰，似乎蒼天有眼，又一個包青天奇蹟般地產生了，中國又有希望了。
八九年朱鎔基一曲"勸千歲殺字休出口"給聽說的人留下深刻的好印象，加上他被打為右派的經歷，人們似乎有理由相信他會有些正派的品格。但是不少清醒的人根本不相信什麼"青天"，對這位橫空出世的人物仍然"聽其言，觀其行"。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位"青天"表現出來的，無非還是那些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黨國官員的共同特色。
在作副總理主管經濟時，"懂經濟"的朱鎔基對於過熱的經濟，不是對症下藥地約束政府投資，壓縮政府開支，制止政府部門參與市場經商，而是嚴令銀行緊縮銀根，收縮貸款，於是銀行紛紛拿私營企業的貸款開刀，撕毀貸款合同勒令提前還貸，而朱鎔基對國營企業的爛帳"三角債"卻繼續投入大量銀行資金。結果中國經濟活力所在的私人企業大量倒閉，經濟迅速降溫。從增長率的數字上看，似乎是達到了朱鎔基期望的目標，於是朱鎔基得到了"經濟沙皇"的稱號。朱鎔基對自己讓經濟"軟著陸"的絕技頗為得意，在記者面前吹噓自己憑此足可以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實際上，正是朱鎔基的這些得意之作，在後來使得中國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可能復甦。
朱鎔基還向全世界宣布臺灣的民主"是個笑話"，又一本正經地保證將賴昌星從加拿大弄回來後"不判死刑"，明明白白地表現出這位總理對現代社會一些基本知識的見解荒唐，他自己才真正"是個笑話"。當然，同無能的李鵬相比起來，朱鎔基非常能幹，能幹之處就在於非常能斂財、花錢，這就是所謂的"懂經濟"的主要表現，也是朱鎔基自豪的資本。正是因為能幹，朱鎔基極愛虛榮，聽不得不同意見。為了他的面子，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惜一切代價"是朱鎔基的口頭禪。朱鎔基給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就是愛擺弄些數據，有時候一興起就信口亂吹，比如二○○二年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吹噓本屆政府"建設了九萬五千萬千瓦的電站"。實際上到一九九八年底，全國總裝機容量才二萬七千多萬千瓦。人民網發布的全文，到後來又不得不將這句牛皮刪掉。
由於戶口制度造成的城鄉隔離，農業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一個行業，雖說每年有四億多五億噸的糧食產量，平均到人頭，產值還遠不到一千元，但這卻是在沒有其它收入時，農民年收入的一個大頭，同時糧食市場本身也是一個巨大的市場。從八十年代初開放糧食市場以後，國營糧站形成的壟斷格局被打破，糧食相對自由地在市場流動，農民和市民都得到好處，這對農民的現金收入逐年增加有著現實的意義。
朱鎔基曾對全世界吹噓，中國的糧食儲備可以供中國人吃兩年。後來卻發現糧食系統有兩千億元的虧空，糧食儲備幾近空虛，朱鎔基的大話才真正"是個笑話"。朱鎔基惱火之餘，就搞起所謂的"糧食系統改革"，試圖重新恢復糧食系統舊有的壟斷地位，再搞統購統銷那一套，比如規定長途調運糧食必須通過國家糧站。本來糧食系統由於態度惡劣、壓級壓價、收購糧食後不給錢而給白條，深受農民痛恨；而私人糧食販子由於競爭，會相對公平，出價總是高於國家糧站，更主要的是給現金，對農民增加收入少受氣有著實際意義。再加上貪污、腐敗，糧食系統在一九九八年就已經實際破產，地方糧站已經紛紛準備解散。由於朱鎔基的改革，糧食系統起死回生，重新獲得壟斷地位，對農民變本加厲地壓榨。這種"改革"由於逆潮流而動，經過三年多迴光返照，最後不得不重新放開糧食市場。糧食系統的虧損累計達七千億元。不光是糧食，棉花、蠶繭等農產品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都曾有過國營和私營企業的價格大戰，朱鎔基重新壟斷市場的"改革"，雖然暫時消滅了這種現象，但最吃虧的是農民。按照政府的數字，農民年收入的增長率立即大幅度下降到2.1%，受到直接打擊的是原本活躍的農村經濟。
朱鎔基的糧食系統"改革"和其它農村政策帶來的惡果，就是嚴重打擊了農村經濟。廣大農民不僅在經濟上蒙受巨大損失，而且因此喪失了相當多參與市場並擴大市場的能力和機會。這不僅使農村經濟蕭條，對於城市經濟也有著很大影響，因為農村同樣是城市工業品的巨大市場。八十年代初由於土地承包制度、糧食市場開放，農民有了現金，就成為中國經濟起飛的初始動力，而農民本身也是改革後最早最活躍的商人，由此產生的鄉鎮企業是中國經濟最活躍、最生機勃勃的力量。而九十年代暫住證、身份證等等強化隔離制度的政策出臺，各級公安根據這些強化政策，"靠山吃山"，對進城農民進行盤剝甚至任意抓捕收容，更加上地方政府的超高額人頭稅，一方面掠奪了農民微薄的一點進入經濟活動的原始資金，並增加了人身和財產風險，使得廣大農民在經濟活動中幾乎沒有機會，更不用說像八十年代那樣迅速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農民購買力大幅度降低，直接影響到城市工業品的銷售，這與經濟蕭條有著直接關係。沒有購買力的人口，絕不會成為市場。對比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況，農民只要有當地的介紹信，就可以到各地經商而不會有失去人身自由並損失財物的危險，那才是農民大展身手的好時候。
當然朱鎔基可以拿出許多數字說明自己能幹，比如二○○一年的財政收入達到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一億元，比上年幾乎增加18%，與同期的經濟增長率7.3%(國外專家以為實際只有3.5%)相比，高出好幾倍，是一九八九年財政收入的6.2倍，而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則增加到5.6倍，低於財政收入增長速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二○○一年中央財政收入達九千一百七十四億元，是一九九四年的6.2倍，同期國民生產總值只增加到2.1倍，即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幅是同期經濟增幅的幾乎3倍整！再來對比一下，一九七八年全國財政收入為一千一百多億元，一九八九年為二千六百多億元，再考慮物價上漲因素，實際增長幅度很少，只有37%；而同期經濟增長則遠遠高於財政收入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增長到一九七八年的2.71倍(不扣除物價因素為4.66倍)。由此可以看出朱鎔基在為中央政府斂財方面，確實非常能幹。風行一時的電視劇《雍正王朝》中，殘暴的雍正皇帝被翻案、吹捧的一條主要功績就是國庫的銀子增加了幾倍，看來真是"與時俱進"，價值觀念變了，朝廷越能聚斂越值得稱頌。然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稅收高速增長絕不會是好事。經濟蕭條時稅收高速增加，只能說明商家和老百姓手裡的錢必定減少了，投入再生產和消費的資金必然跟著減少而導致經濟進一步蕭條。一些馬屁代表居然大力歌頌每年財政收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增加一個百分點，爭取二○○五年達到20%！老百姓還活不活？！
在朱鎔基管經濟期間，他搞的改革之一是兩稅制，即中央政府直接對地方徵稅，地方稅收分開徵收，這與過去由地方稅收上繳不同。這樣，中央財政的口袋迅速鼓起來，而地方稅收卻大幅度減少，且中央財政對地方的反饋卻不成比例。另一項所謂的"改革"是財政下放包干。這包括縣級和基層政府一方面必須上繳上級政府定額稅收，而縣級和基層政府的財政預算必須自己解決，上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不管的。由於政府規模急速擴大，基層政府就對農民任意徵稅，殘暴壓榨農民，這是導致廣大農民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急劇貧困的直接原因。對於城市居民來說，每月八百元才會徵收所得稅；而農民無論老幼，無論有無收入，都是按照人頭徵收。正是由於人頭稅對老百姓極盡壓榨之能事，貧者尤其無法承受，美國憲法明確規定不得徵收人頭稅，中國在清朝也曾改為"攤丁入畝"，"人口滋生永不加賦"。鄉、村級政府為了上繳財政，大量借貸，甚至借高利貸，不僅導致大量地方政府債臺高筑，處於破產狀態，而這些強加在農民頭上的債務，進一步加深了農民的貧困。這才是朱鎔基"成功"的稅收改革的真實面目。這種稅收改革，是以農民急劇貧困為代價的。對於農民的處境，朱鎔基不是按城市居民的同一徵稅起點來對待農民，從而徹底緩解他們的稅賦壓力，而是準備將農業稅率由5%提高到8.4%，從而將農業稅額由三百億元提高到五百億元，以為他再發個文件什麼的取消其它雜稅，撥出二百億元補貼一下，基層就不再向農民亂徵稅了。如果這就是全部問題所在，而這樣一來就解決問題了，那麼農民不還是要出同樣多的錢而沒有任何改善嗎？這種主意，未免太荒唐了吧？
而將農村教育預算下放到鄉級政府，更是對中國農村教育產生致命的打擊。各種財政預算中，首先遭到剋扣的就是教育經費，結果長期拖欠教師工資成為全國普遍存在的現象，這迫使教師不得不採取養豬、在學校經商等對策來獲取收入。尤其惡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公然逼迫教師去徵稅。而經費不足，地方政府就要求學校對學生收取高額學費，直接導致大批兒童輟學。直到最近，教育經費預算才被收回縣級政府，教師待遇才因此有所改善。《南方週末》曾對一個縣調查發現，在稅收中分得最大一份的中央政府，對地方教育的投入根本沒有，縣級財政只有9%。稅收最少的鄉政府則負擔48%，其餘全部由農民承擔。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中國緬甸交界的地區，兒童紛紛到緬甸去讀書，因為那邊讀書不要錢，飯也免費。注意，緬甸可比中國窮得多！
朱鎔基為了面子曾經表演過一場精彩的經濟增長率為8%鬧劇。由於誇下海口要將經濟增長率達到8%，而經濟偏偏有目共睹地不景氣，朱鎔基就將"保八"當成了全國的政治任務，年終時終於千方百計弄出個7.8%的增長率自欺欺人。而朱鎔基對記者說，全國報上來的增長率數字都高於8%，似乎全國省級官員都說假話，只有他自己就沒說假話。但是，從這些報上來的高增長率，又怎麼能算出個7.8%？而這些說假話的官員受到懲罰了嗎？沒有！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下級官員紛紛說假話，只能證明上級官員喜歡聽假話，至少說假話無害。朱鎔基對全世界記者聲明，江西芳林村小學的爆炸不是由於學校製造鞭炮，就是朱鎔基公開撒謊的一個例子。學校成為鞭炮工場，恰恰是朱鎔基稅務和財政"改革"的結果！
空話、口號是朱鎔基的常態。回想一下，朱鎔基當總理時信誓旦旦宣布的"三年使國有企業扭虧增盈"的目標是不是空話？為了這張空頭支票，朱鎔基搞所謂的"債轉股"，將國營企業欠銀行的巨額貸款，變成不值錢的股票，使國營企業根本不用承擔還債的責任。這一"改革"不過讓那些效益惡劣的國營企業更迅速地爛掉。一堆爛帳轉嫁到銀行，最終還不是轉移到存款的普通百姓頭上。而在同時，朱鎔基為瞭解決國營企業之間的"三角債"(其實是連環債務)，強迫自己抓在手裡的銀行動用數千億元資金。這雖說能暫時解決掉一些連環債，但國營企業沒有債務責任而導致沒有信用的關鍵問題，卻更加沒有指望解決；而銀行投入的資金更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對效益惡劣的國營企業是一種變相的鼓勵，不久就產生更多的"三角債"。
不得已，朱鎔基再出餿招，讓這些爛透了的國營企業到股票市場發行股票圈錢，用虛假信息給老百姓形勢大好的假象，讓人們購買這些國營企業的股票。當這些垃圾股票充斥市場後，再來一招"國有股減持"，試圖圈進更多的錢，結果股市崩潰，那些相信政府鬼話的人血本無歸。而那些背後操縱的銀行、國營企業、官僚及太子黨則大撈了一筆。
朱鎔基的另一個空話就是政府裁員，最後還是不了了之，政府機構不僅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膨脹。與此鮮明對照的是，在沒有建立任何形式上的、更不用說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國營企業為了朱鎔基"扭虧增盈"的目標，對於無權無勢的工人搞裁員卻一點不含糊，造成數千萬城市失業人口。這也是他"扭虧增盈"計畫的最重要部分，所謂"減員增效"。但這麼龐大的失業人口沒有生活保障，迅速陷於貧困境地，卻造成全社會的不安全感，直接打擊人們的信心。與此同時展開的住房改革，剝奪了城市居民的大量積蓄，醫療制度改革則完全拋棄了原本受益的城市居民。這幾個大動作使得全社會的普通人普遍沒有安全感，不得不節省開支存錢。直接的後果就是經濟急劇蕭條。消費減少，造成生產利潤減少，造成在職員工收入減少，進一步導致消費減少，這個循環還在持續。國營企業是否應該裁員增加效率？住房和醫療體制是否要改革？當然應該。但社會改革不是玩電子遊戲，老百姓要生存、要吃飯，在人們沒有基本保障、沒有廣泛的謀生機會時，就搞什麼"大刀闊斧"的大手術，後果必定是致命的。
當"改革"立竿見影地造成經濟萎縮後，朱鎔基不是對症下藥地解決社會保障制度問題，而是想方設法逼老百姓消費。為了刺激消費，政府對一降再降、已經低得可憐的利息徵收利息稅，似乎老百姓就那麼傻，為了節省幾個稅錢就會像官員們一樣大手大腳。另一項措施是大幅度增加各級教育的學費，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學費，因為一般老百姓對別的開支可以省，而對子女的教育總捨得咬緊牙關投資的。同時大幅度擴大高等教育的規模，將招生人數翻倍。這造成高等教育質量嚴重下降，高學歷失業人口迅速增加。而高學費和畢業後找不到工作，更直接嚴重挫傷了農村兒童讀書的積極性，因為他們原本只有比大城市學校低劣得多的教育條件，卻必須超過高得多的分數線，才能考取大學，而這種"改革"意味著許多人在付出更多努力、在遠遠超過大城市學校的激烈競爭中獲勝之後，卻由於高額學費而不得不放棄，況且即使能完成學業也難找到工作，還有比這更絕望的情況嗎？
另一個措施是為公務員加薪。而對普通公務員來說，他們也不過是普通百姓，對於當今社會缺乏安全感的狀況，他們同樣耳聞目睹，他們敢隨意花錢嗎？而對有實權的官員來說，工資漲一倍同樣不夠塞牙縫，如果不是那些公款，他們如何能夠花天酒地，如果不是那些不義之財，他們怎麼能豪宅二奶的幹活？
既然老百姓不願花錢，朱鎔基的最後一招就是政府使勁花錢刺激經濟。各種大工程大量上馬，各種項目、慶典也是化錢的好方法，如北京國慶就可以揮霍上千億，治理空氣污染又是上千億。對老百姓有利的當然應該花錢，但花錢應該量入為出，有個節制。而且貪污的最好方法就是上工程，可以說每一項政府工程後面，都有一大群貪官，利益驅動使得官員們想方設法上工程，他們尤其愛好大氣魄的工程，比如海口市的官員有本事將全城所有椰子樹砍掉種棕櫚。朱鎔基的稅制改革，大大增加了稅收，為官員們亂花錢提供了基礎，但最關鍵的政府預算制度的改革卻連影子都沒有，於是國家的財富就像流水一樣漏到官員們口袋裡，再安全地流到外國。亂花起來，錢總是不夠的，於是又大量發行國債，朱鎔基在總理任上幾年就發行國債六千六百多億元，而這裡面有不少又是直接攤派到老百姓的工資裡的，實際上進一步減少老百姓的消費慾望，反過來打擊經濟。還有透支造成的財政赤字，最後還不是要通過在老百姓頭上收更多的稅來補償。"赤字總理"的稱號，對朱鎔基何其貼切。雖然在其它地方花錢如流水，但對社會保障制度和基礎教育，朱鎔基又何等吝嗇！
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為了保障港幣跟美元的聯繫匯率，朱鎔基"不惜一切代價"；朱鎔基最近這次跑到香港去"挺董"，為了香港的繁榮，又要"不惜一切代價"，準備拿他非常得意的兩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做賭注。這一切都是為了面子。而香港卻是不給中央政府交稅的！也就是說，要用大陸百姓的血汗錢，去給香港再鍍層金。這樣大手腳的人管家，不是敗家精是什麼？
"懂經濟"的朱鎔基實在太能幹，他雄心勃勃的經濟改革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嚴重打擊了城市和農村經濟，造成經濟持續萎縮，而他的解救措施無非是挖肉補瘡，讓問題更加嚴重。他自吹給下屆政府積累了兩萬五千億元"優質資本"，實際上是十多萬億元社會保障資金的缺口，三萬五千億元的銀行爛帳，兩萬五千六百億元國債，僅二○○二年的財政赤字就高達三千零九十八億元，及一個萎縮的經濟和動盪不安的社會。雖然這不能由朱鎔基承擔全部責任，但他是主要責任者，是一些主要措施的發起者和執行者。
朱鎔基口口聲聲反腐敗，他自己控制著銀行系統，而他的一子一女卻在銀行業中身居要職，毫不迴避。比如他兒子朱雲來於一九九四年在美國獲得大氣物理博士學位，然後又去弄了個會計碩士學位。後來在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公司當低級別的僱員，干了兩年後，於一九九八年回國就成了中國國際金融公司最高層的六名成員之一，而且逐漸成為說一不二的人物，其作用與其職位極不相稱，破壞了公司的管理結構，造成管理混亂。朱雲來這樣迅速地位居要職，有這麼大的影響，又能在股市當中呼風喚雨，靠的還不是他老子有權勢嗎？要不然，難道他天生"懂經濟"不成？對朱鎔基到底怎樣清廉，還是存疑的好。
朱鎔基在二○○一年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清廉本是對政府官員的起碼要求，怎麼在朱鎔基那裡就成了個了不得的業績了呢？不過，真的謝天謝地，朱鎔基總算要從總理位置上走開了。
在一個專制體制中，掌權的人太能幹而又好虛榮，就是老百姓的災難。他們往往相信"成大事者不謀於眾"，偏愛大氣魄的動作，幹事偏偏崇尚果決和大刀闊斧而不是謹慎，加上聽不得反對意見，出了問題又不能面對。這樣的人來折騰一個國家，不出問題才怪！如果最高統治者是這種人，那政局就更加顛三倒四，百姓苦不堪言。不信的話看看毛皇帝時候的中國。在昏昏噩噩的當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還有些自我發展的自由空間。但是，腐敗是專制之癌，無論當權者精明還是昏庸，因為整個統治階層的利益來源於權力，專制的權力不受制度和老百姓制約，必然的結果就是膨脹的權力掠奪更多的利益，孤立無助的老百姓對此無能為力，注定要倒霉。
所以，對目前的中國，千萬不要指望什麼清官，什麼能人，只有老百姓自己組織起來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政府權力進行制約，讓政府不能隨意行為，從而削弱政府權力，進一步削弱中央集權，並根除政府在經濟活動中與民爭利的行為以及壟斷政策，即使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老百姓的自由空間都會大大擴展，經濟才有可能良性發展。在目前這個制度下，千萬不要再來個朱鎔基式的強人，中國再經不起折騰。
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永別了，朱鎔基！
據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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