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蘭陵笑笑生不一定要拿潘金蓮和西門慶考試眾生,不過他那麼寫確實產生了複雜的社會效果。看來,凡事都有一個本意與衍生意的區別。歷史人物所作所為的本意如何,對既成的史實關係已經不大,人們多半就事論事做出評價。細看那些褒貶,莫不出自評論家本人的愛憎或需要。《戰國策》裡不是有一個「鄒忌諷齊王納諫」的故事嗎:鄒氏之妻因愛他而說鄒比國中美男子城北徐公還好看,小妾因怕他也如此奉承,來客有求於鄒忌自然順情說好話。這個故事還可以引伸下去:鄒忌「修八尺有餘」,喜歡五短身材的人不會覺得他美;鄒忌「形貌昳麗",世間還有惟覺張飛、李逵之屬才是標準男子漢的;鄒忌「朝服衣冠」,那些刻意上街不修邊幅的人,對鄒絕對不稱酷。正所謂「有愛孫猴兒也有愛豬八戒的」,但是缺了誰也成不了《西遊記》。
再如,敵後武工隊對國人而言是抗日英雄,到了鬼子的軍史裡就沒有什麼好話了;克格勃特工在蘇聯是祖國衛士,西方人卻談虎色變;塔利班戰士之於阿拉伯世界或稱伊斯蘭勇士,在歐美則名恐怖份子。一個國家的民族英雄,可能是另一國的喪門災星,時移勢異又變為本國的歷史罪人;此地的分裂主義者可能就是彼處的開國元勛;無兄無父和大義滅親兩大頭銜往往一人榮膺;賣掉親生兒子換取革命經費之舉(中共元老曾志,見曾女陶斯亮文),在黨內、同志交口傳揚,在外人、聞者無不膽寒;炙熱一時的領袖、舵手,在臣民心目中的地位也不均等,被其恩澤的頌他為紅太陽,懾服於他的尊他作大統帥,亡國共產的則懷恨在心;如此等等。端看定位的基點是什麼樣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與其說對同一人同一事相反或不一致的評估是混亂和矛盾,不如看作互相補充,綜合而成完整事物的本來面貌。所謂人生如戲,歷史更是一台大戲。這個大舞台上,生旦淨末醜缺一不可,人的一生也同時扮演各種角色,歷史人物莫不如此。人的思想、情感複雜多樣,表達的時候先是「文以載道,詩以言志」;不夠,於是「吟之不足則歌詠之,詠之不足則舞之蹈之」;還不夠,於是發明小說、戲劇、繪畫、電影;為了盡興,每個形式又分出若干流派。人類的文明史與此差強相似,各個宗教門派、政黨組織、理論學說,種種革命、運動、改良、改造,就像推動國家社會發展運行的大機器上的零件和鏍絲釘,或曰歷史大戲中的一個個場次、唱念做打的角色、吹拉彈唱的樂隊、臺前幕後道具和台上台下品頭論足的人。
史書讀者同戲院的觀眾一樣,對角色、情節、表現形式各有先見的偏好。有人看歷史上的亂世梟雄像戲台上的群魔亂舞,就有人說非這樣的人不足以開創某國某族的新天地,其實鬼怪也是神仙,代表想像和威力。有人把社會上異端邪說比作藝術中的魔幻與荒誕,就有人說有些感覺非如此不能表達,若無同好怎能流傳到被您看見。有人指出某某理想、主義幼稚可笑,就有人說恰似漏洞百出、手法笨拙的《金瓶梅》,自有其開一派新風的歷史地位。某大國曾試行「工農兵佔領文藝(和政治)舞臺」,起初萬眾響應;未幾,人們發現社會既有分工就不能越俎代庖;而且,要說是戲,還是帝王將相的故事好看。總而言之,就像文學藝術的萬千表現形式各有特定的抒情功能一樣,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各個黨派、理論學說、社會改革方案,也都各有根據;其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的適宜性,並不因所受的批評有所增加或減少。
既然歷史是大眾的事,而賢哲偉人也不外乎「人所具有的他(我)都具有」,那麼,評說歷史事件和政黨人物就不是什麼人的特權,不過說法略有不同罷了:論之以善惡的,是言笑之談;斷之以美醜的,是藝術之談;別之以好壞的,是百姓之談;區之以對錯的,是門派之談;定之以是非的,是政治之談。歷史的角度和方法,則首重產生的原因、得勢的背景、失敗的緣由、在歷史進程中起過的作用,諸如此類。 (全文完)(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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