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不必害怕。回想香港回歸前夕，當時對九七後言論新聞自由的擔憂與恐懼，是何等嚴重，多少人悲觀，多少人「投奔怒海」，包括知名的政論人士，但是這五年情況如何？想說想罵的人，依然可以發揮，數萬人的六四燭光晚會照開，逃走的人回來重享待遇不錯的自由，以反共著稱的名嘴一樣備受捧場。證實了我的判斷：中港之間「有鐵絲網就有希望」。很多人簡單的以為香港插上五星旗，共產黨就可以為所欲為，而不去研究推出「一國兩制」，中共是受著諸多條件的制約，而不能甚至是不必要在香港實行大陸式的管制的，例如國際的承諾、對臺統戰等等。如果照回歸前某些人的估計，沒有二十三條，香港的新聞自由也已經完蛋。
這次公布諮詢文件時，港府當局保證「絕對不會」減少現有自由。說「絕對」是誇張的，因為中共要減少香港的自由，可以採取二十三條之外的方法，就是它已經做和正在做的，用軟手段例如經濟利益的引誘、控制與收買，去幹預新聞自由。這正是香港新聞界新的威脅之所在。中共使用這種合法的軟手段，比使用法律制裁的硬手段對它更有效、更方便、更有利，這已經有很多個案可為佐證。但是，董特首鄭重許諾，也非戲言。至少反映港府高層比北京高層瞭解港人港情，他們不願做惡人，不願成為反對聲浪的目標，更不願因此而影響投資者信心。據我所知，港府對二十三條立法一直是以拖延手法應付，在北京一再催促下，才應承十六大之前啟動立法（詳見開放雜誌十月號）。香港大公報最近曾指評說：特區政府「對二十三條立法延誤了足足五年，未作任何解釋，嚴格說已然不妥，但畢竟尚有可原之情，難言之隱。」可為旁證。
第二、有抵制的理由。香港法律界權威「大律師公會」曾指出，香港現有法例已大致上禁止二十三條所列之行為，無需另行立法。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是為了保障香港的權益而設置，但二十三條明訂是為了中國的「國家安全」。從新增的兩宗罪「分裂國家罪」和「顛覆罪」，明顯看出其對香港人的威懾性質。這是二十三條立法的精髓。
所謂「分裂國家」乃是不願和一黨專制的國家統一的同義語，針對者不只是臺灣，也包括香港。人們記得，直到九七回歸前夕，港大社科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百分之五十九的市民對回歸不感興趣，百分之七十的市民滿意英國人的管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市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香港藝術家把回歸形容為一場「盲婚啞嫁」的婚姻。臺灣的抗拒統一，更不在話下。但是，香港人對九七回歸的反映，只是停留在意願表達的層面，即言論自由的層面。而且很克制，主張港獨的少數人，在媒體上表達的機會幾乎沒有。
所謂「顛覆」之罪，在起草基本法的最初五年，均無提及，是九零年二月草委九次會議上才加上的（同時加上與外國政治組織關係的兩條罪）。很明顯，是因為香港人在1989年北京學運時期表現了令人驚訝的熱情（六百萬人的城市有上百萬人上街示威遊行！）而六四事件，中共定性是對暴亂的鎮壓，香港人便有了支持「顛覆社會主義」之嫌。但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同情，包括捐款贈送物資，和迄今不斷的六四燭光晚會一樣，也只是一種表達的自由，並無違反當時的法規。
因此，可以視二十三條立法，是對香港市民一直享有的正當的合法的自由權利的侵犯，也是對「一國兩制」原則的違反，或者說，是為了「一國」而犧牲「兩制」。雖然，葉劉淑儀闡釋說，二十三條針對的活動是戰爭、暴力等行為，是「極度嚴重罪行」。她甚至舉例說，是類似「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和「黃巢之亂」的罪行，竭力營造與市民無關的「寬鬆」氣氛。但是，這類罪行都可歸於「叛國」之中處置，重複立法將給濫權的執法者以把柄，特別是在某種非常情況發生時。
古希臘有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故事，君王賜宴，寶座頂上卻懸掛一把利劍；今人林培瑞把中共的專政形容為盤踞在客廳吊燈上的一條蟒蛇。這些警喻名言告訴我們，統治者往往會使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招數，這正是中共統戰屢建奇功的要訣，讓你生活在 1984式的恐懼之中。香港常招詬病的言論自律現象，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二十三條立法後，可以預料自律會演變成為一種社會習慣。大家珍惜的自由將在無形中大打折扣。
概言之，我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就像核武一樣，是一件威懾性的戰略武器，而不是一件有現實殺傷性的戰術武器，我們可以反戰，卻不必驚恐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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