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自然引發人們對大陸官員素質的審視，並比較兩岸官員的不同素質。其一，雙方的學歷相差懸殊。臺灣官員的學歷大都是洋博士，而大陸則是土學士；其二，兩者的年齡幾乎相差一代。臺灣官員大多是四十幾歲，而大陸官員則接近六十；其三，兩岸官員的英文能力不能同日而語。臺灣官員的絕大多數是留美或留歐，而絕大多數的大陸官員則是「啞巴英語」，能讀不能說。其四，雙方的心態與語態截然不同。臺灣官員在國際場合比較自信、儒雅、寬容，而大陸官員則相對強硬、褊狹和固執。如此不同層次的學位、年齡和素質的官員，如果是「窩裡斗」、兩岸官員還能戰上幾個回合，但一旦在國際舞台上過招，大陸官員就相形見絀。
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大陸官員的素質、尤其是外交素質相對不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其實與大陸官員的本人智商並沒有直接關係，相反，兩岸官員的智商很可能是不相上下。所以，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客觀因素。
首先，兩岸官員的素質代溝是歷史的悲劇所造成。當二、三十歲的蔡英文正在大英博物館潛心苦讀時，而二、三十歲的唐樹備則在經受三年飢荒之苦和十年「文革」之亂，當全大陸民眾捧著「紅寶書」當聖經時，臺灣社會正在經歷經濟起飛的奇蹟。所以大陸的人才荒與多年的天災人禍密切相關。
其次，雙方的人才差距與不同的政治生態有關。臺灣已經進入民主選舉時代，政府官員必須承受立法院這一「煉獄」的洗禮，由此逼使官員必須能說、敢說，而大陸的官員儘管也需要接受人大的「監督」，但大都是備而不詢，或者只講不答，根本不需接受人大的直接質詢。長此以往，反應能力、應對能力和演講能力出現「用進廢退」的效應。
再次，兩者的素質差異還與各自的意識形態有關，進入二十一世紀，大陸與臺灣相比不是缺乏人才的數量，因為隨著大批留學人才的回國，大陸的人才結構和人才資源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是，大陸方面只借重他們在科技和經濟方面的長才，而在敏感的兩岸和外交領域，仍然奉行當年張春橋的用人原則：「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充其量只任用一些留美人才提供政策諮詢而已，如賈慶國、蘇格等。這是中國古代只用「奴才」、不用「人才」的現代翻版。
兩岸官員不同的外交表現與各自不同的官場文化存在關聯。儘管臺灣官場仍然存在東方官場所固有的「拍馬」文化，但官員本人存在對下負責的內在驅動，因為既有代表民意的立法院修理，也有大眾媒體民意測驗的難堪。而在大陸，「唯上」、「唯書」是官場的定律，「不干不錯、多干多錯」則是為官的法寶。知而不言、干而不好，只是水平問題，但知無不言、干而出錯，則是立場問題。記得諸葛亮曾對劉備說，您有多少膽略，我就有多少謀略。大陸官場決定了最高領導人在兩岸問題上缺乏膽略，死守「一國兩制」，自然導致國台辦的官員難有謀略。
所以，當人們在感嘆兩岸官員存在「素質代溝」、「觀念代溝」和「年齡代溝」之時，不能只能表面而又膚淺地責怪大陸的「演員」不佳，而應該從歷史的悲劇、政治的生態、意識的僵化和官場的文化等客觀因素去分析。很顯然，如今的大陸並不是「朝中無人」，而是朝中不會、不願、不敢用人。
世界日報
洪朝輝（賓州 西切斯特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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