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北将军兆惠返京向乾隆帝进献回部叛军小和卓霍集占首级及俘虏情形。（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是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60年，退位后当了三年太上皇，实际掌握最高权力长达63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第二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乾隆皇帝文治武功兼修，乾隆年间，当时文化、经济、手工业都是极盛时代，对于发展清朝康乾盛世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为一代有为之君。庙号清高宗，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葬于清东陵之裕陵。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清王朝处于极盛时代。乾隆皇帝一生酷爱写诗，所作诗篇超过三万首（也有统计说至少四万三千首（含辞臣之作）），作文千余篇，古今中外，诗作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乾隆皇帝还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佛教、喇嘛教的碑刻、碑文、碑记、诗碑、诗匾等，许多流传至今。
乾隆同康熙、雍正一样倾仰五台山，尊奉文殊菩萨，礼遇藏传佛教僧徒。他曾六度朝拜五台山，制碑题额，赐诗赏物，修葺佛寺，兴建行宫，举行法会。之后，五台山佛教臻于全盛。乾隆朝台过程中，沿途所建行宫达21处之多，今就五台山就有3座。（录自《略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乾隆学识渊博，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兼通，在朝台时多次赐诗题额，制碑泐石，御书辰翰。其中仅乾隆十四年春，就有御制五台碑文8篇，御题五台寺庙联额51块。现在保存完整的御制碑还有菩萨顶的两座汉白玉四棱碑和殊像寺、黛螺顶御制碑、塔院寺大藏经阁《宝塔院作》壬子季春御匾、《镇海寺作四首》壬子季春御匾、殊像寺己巳“大圆镜智”御匾和广宗寺的一副楹联等等。这些御制诗文和匾额都是他礼谒五台山的“纪实”。从这里，足见乾隆帝对五台山之景仰与重视。（录自《略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
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撰写了碑文《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有序）》，直接点明“五台山，为文殊师利道场，梵语谓之曼殊师利”，并留有御笔诗文碑刻。
乾隆皇帝留下了大量的关于佛教、喇嘛教的碑刻、诗碑、诗匾等，许多流传至今。（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殊像寺落成瞻礼即事成什（有序）
五台山，为文殊师利道场，梵语谓之曼殊师利。山麓有寺曰“殊像”，传是文殊示现处。妙相端严，瞻仰生敬。
辛巳春，奉圣母，幸五台祝厘，瓣香顶礼，默识其像以归。即归，摹勒诸石。遂乃构香山，有碑模而像设之，颜曰：“宝相”。兹于山庄普陀宗乘庙西，营构兰若，庄校金容，一如香山之制；而堂殿楼阁，略仿台山，亦名以“殊像”，从其朔也。夫佛法无分，别见清凉。五峰，固文殊初地，香山塞山，非彼非此，矧以竺干视之，固同为震旦中菩萨示现之境乎？是则阐宗风，延曼寿，功德利益，又皆一合相之，推广平等者也。
工始于乾隆甲午夏，逾年落成。以诗代颂，并志缘起如右：
殊像全规台庙模，撰辰庆落礼曼殊。
金经蒙古犹常有，宝帙皇朝可独无？
译以国书宣白业，习之修士翊浮图。
虽然名实期相称，师利应嗤谓是乎？
（源自《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此碑文为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高宗弘历撰，原碑藏承德殊像寺，此据《热河志》移录。殊像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1774～1775年），仿山西五台山同名寺庙而建的汉式寺庙，但由满族喇嘛主持。据《理藩院则例》卷五十八：“热河殊像寺专习清字经文，设喇嘛五十缺，由（北京）妙应寺清字经喇嘛内拣选。德木齐、格斯贵各二缺，教习喇嘛五缺，专令教授清字经卷”。乾隆时期，曾在此庙内翻译了三部满文大藏经。（《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根据专家的解读：
“曼殊师利”梵帙读作平声，其音近“满殊”，故西域达赖喇嘛等进丹书，借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今俗讹“满殊”为“满洲”，非也。
“金经蒙古犹常有，宝帙皇朝可独无？”佛经本出厄讷特诃克，是为梵帙，一译而为唐古特之番，再译而为震旦之汉。其蒙古经，则康熙乾隆年间陆续译成者。乾隆认为，以清朝全盛之时，不可无国书之佛经，因而命开馆译定。
“译以国书宣白业，习之修士翊浮图。”是寺喇嘛皆令清字经，即阐曼殊师利之义。
（以上解读录自《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乾隆皇帝为满人建立了专用寺院，还组织编译了本民族语言的大藏经。先是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出版了《蕃藏目录》，查考藏译全部的佛典；两年后又敕令编纂了一套满蒙汉蕃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以供满族寺院诵经所用；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清文较汉文句意明畅，以译佛教咒偈，较可得其三昧”为由，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着手进行《国语译大藏经》的工作，译事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共译出一百零八函，计六百九十九部，二千四百六十六卷。乾隆亲撰《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以满、蒙、汉、藏四体文字刊于卷首，并以朱色印刷，精致地处理全经的贝叶、夹装、写刻、刷印和装帧。（录自《“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以下简称《“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始，在热河建成的殊像寺中，寺僧诵习佛经即全部使用满语。计乾隆总共在北京内外建立满洲寺院十二座，地点则散布于香山、圆明园、清漪园、清东陵和清西陵等处。（录自《“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乾隆皇帝还曾留下《殊像寺》诗匾，据专家考证，应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撰写。
《殊像寺》诗匾
殊像亦非殊，堂堂如是乎？
双峰恒并峙，半里弗多纤。
法尔现童子，巍然具丈夫。
丹书过情颂，笑岂是真吾。
乾隆丙申仲秋之月下澣御笔
（源自《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此诗匾为清高宗弘历撰，现存承德市殊像寺。原题有“乾隆丙申仲秋之月下澣御笔”字样。丙申系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匾当为是年制。原匾有裂痕，字迹有缺，此据《畿辅通志》补正。（《清代喇嘛教碑刻录》）
根据专家现有的解读：
“殊像亦非殊，堂堂如是乎”形容文殊的像貌堂堂正正，异常广大，法体有如山河大地。殊像寺与普陀宗乘之庙各据一峰，并峙两山，相去半里，因此有“双峰恒并峙，半里弗多纤”。
“法尔现童子，巍然具丈夫”，指文殊菩萨以化身到凡世间行菩萨道时，却往往现各种变化身，有时是个孩童，也有时是个男子，没有定数。即文殊菩萨虽然有时现童子身（头顶五髻，作童子形），有时巍然高大似巨丈夫。
“丹书过情颂”，指喇嘛进丹书称颂清皇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即西域每于新岁献丹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云云，盖以“曼殊”音近“满珠”也。“丹书过情颂，笑岂是真吾”，西藏的丹书中称呼我为文殊菩萨，皆是西藏的奏书情意过重了，我闻名笑着想，文殊是真我吗？
（以上解读根据：《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巨殿巨塑—殊像寺》；《换个角度看雍正》）
“文殊大皇帝”、“曼殊师利大皇帝”的名号成为西藏来书称呼清朝皇帝的惯例。《一史馆藏蒙文老档》记载，五世达赖在获得清延封号后，在（藏历）顺治十年（1653）三月向顺治帝投了一份“请安奏书”，在抬头部分达赖写道：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旋干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大皇帝明鉴。（《“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文殊菩萨皇帝”，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光绪等朝西藏来书多如此称呼清帝。到了乾隆时，留下数幅乾隆扮作文殊的唐卡画像，现存至今。（《清宫藏传佛教文物》；《“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钦定满洲源流考》中有如下考证：按满洲本部族名……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师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师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师、室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满洲”与“文殊”的考证令人震惊！西藏以“文殊菩萨”的尊号称呼清朝皇帝，这一事实也让人惊异！
乾隆在《殊像寺》诗匾中并未直接承认自己就是文殊的化身，甚至谦虚婉转的表示“笑岂是真吾”。
然而在蒙藏文的文献中，乾隆却多次大大方方地将西藏的尊号具体化，以文字或图像的方式表达他正是文殊的化身。（录自《“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雍正帝登基前的亲王府邸，于乾隆九年改建成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雍和宫”，到民初仍存放了一幅由清宫造像办事处之如意馆所画的“曼陀罗”佛像大挂图，名为“清高宗坐禅图”。并且在清高宗像的莲座下边，有几行藏文是颂扬清高宗功德的像赞。
在用藏文写成的像赞中，经翻译后的汉文是这样呈现的：
睿哲文殊圣，应化为人主。
广大难思议，善哉大法王。
安住金刚寨，坚固不退转。
随意大自在，殊胜世间尊。
（《雍和宫志略》）
专家是这样解读的：
“读者一定会感到奇怪，明明是‘乾隆坐禅图’，为什么赞语一开头却写下睿哲‘文殊’圣呢？而且赞中的‘菩萨’和‘人主’之间有应化的关系，这位‘文殊圣’又是‘世间尊’，摆明着乾隆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赞诗就算不是乾隆自己所题，但至少也是出于清宫之作，获得他本人的首肯，才会明白置于雍和宫中。”（录自《“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清高宗坐禅图”，在画像中乾隆戴着黄色的桃形帽，身穿黄色法衣，披上红色的哈达，做西藏喇嘛的打扮高坐于莲花台座上，在台座的左右和上下有成千成百的天竺菩萨和西藏喇嘛装束的人围绕着他，有在云里的，有坐着莲台的，有站立在地上的，也有跪着的。在清时，据一般太监们的传说，这张画图中所画围绕于清高宗四周的人，除了少数是依传统佛像的描绘方式外(其中几个是照着寺庙中的菩萨，金刚……等佛像的面貌摹画的)，其余大多数，全是当时蒙藏各呼图克图，和札萨克达喇嘛以上诸人的真面貌。（《雍和宫志略》）
在西藏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发现在“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满、蒙、汉、藏四体文字牌位背后，有一幅乾隆帝着佛装的唐卡像赫然在佛殿上，其手式及持物等与文殊菩萨绘像完全雷同。（《活佛转世》；《“满洲”与“文殊”的渊源》）
除了文殊菩萨，乾隆在宫廷画师的墨彩下，喜欢表现出多重特异的身份，还有道士、隐者、维摩诘居士、沙场健骑者等诸多形象。（《Excursions in Reading History》）
雍正晚年曾在宫廷召开“当今法会”，集皇族大臣齐来参禅，乾隆在当时亦有参加，并被雍正评价颇高。乾隆即位后，以从前的这段经历为荣耀。（《清高宗实录》）
雍正在位的最后三年曾经重新整理自僧肇以下十数名僧侣的著作及门人记述，编成《御选语录》，其中最后一卷即《当今法会》，内有乾隆帝所作的禅诗，署名为“皇四子和硕宝亲王长春居士”（雍正第四子弘历，在登基继位为乾隆皇帝之前的三年间，自雍正十一年至十三年（1733～1735）被封为“和硕宝亲王”，并赐号“长春居士”）。
笔者摘录数则乾隆帝当时所作的禅诗如下：
《示超鼎》：“我皇父以现在佛。发如来藏。万几余暇。时一随喜。偶揭词组。如灌醍醐。所以提持禅衲。整饬宗门。谆谆恳恳。直引曲喻。期望各有成就者。原为如来教外之旨。实能普利十方。弘济万品。会者自得。一如本分。当下即是。不假外求。而于修齐治平。兵农礼乐。政刑德教。及饮食起居。出入作息。一切有为法。原无干碍。故欲护此一灯。永毋消殒。”（摘录数句，非全文）
《觉海论》：“古人云。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识。又曰。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佛生之分。在觉与不觉之别。然觉者与未觉者。同住觉海之中。如或以觉为觉。则是心意识之觉。所为损法财。灭功德者也。即不以觉为觉。仍是幻化空身中之无明实性。非真觉也。必得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并此无明佛性。幻化法身之名。亦不可得。夫然后入微尘而不泄。徧大千而不溢。以缶取之盈缶。以瓮取之盈瓮。以陂取之盈陂。以泽取之盈泽。以江取之盈江。以河取之盈河。以海取之盈海。以天地取之盈天地。澄澄湛湛。寂寂惺惺。虽觉而不觉。不觉而常觉。是乃所为觉海欤。”（摘录数句，非全文）
《水月说》：“天上之月一耳。水印之而万焉。一月普现一切水。其本自同。一切水月一月摄。其归不二。设使祗明得真体之一。而未明幻体之亦一。则古人水月之妙喻。犹为未究也。有如泛航溪中。溪中此月也。由溪以之湖。湖中即此溪月也。由湖以之长江黄河。长江黄河中即此湖月也。由长江黄河以之海。海中即此长江黄河月也。由一小海以之乎四大海。四大海之月。即此一小海之月。而亦即此发航时。小溪中之月也。祗有一月。求两月不可得。忽于其间。堤岸隔之。一溪之水。分为二溪。则一月亦分为两月矣。由是而之焉。”（摘录数句，非全文）
（以上禅诗录自雍正皇帝《御选语录》之《当今法会》）
从这些乾隆皇帝的禅诗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勤于佛法修行，对佛法已有非常深刻的体悟。
《龙藏经》，康熙皇帝奉孝庄太皇太后之命作序，讲劝慈悲之道，普宣自他利益，令教化流布，国泰民安。（图片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
我们不妨再重温一遍“清高宗坐禅图”中的像赞：
睿哲文殊圣，应化为人主。
广大难思议，善哉大法王。
安住金刚寨，坚固不退转。
随意大自在，殊胜世间尊。
（《雍和宫志略》）
清代的乾隆皇帝难道真的是天上的菩萨下凡人间“化为人主”吗？他在人间也勤修佛法呀。“安住金刚寨，坚固不退转。随意大自在，殊胜世间尊。”那么，菩萨为了什么要来到人间呢？历史的真相到底是怎样呢？
古卷丹书藏玄机，后人难解其中味。历史纷纭有谜团，众多疑问待破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