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新疆街头（图片来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大约2014年夏季，我在房前加盖门廊的工程开始了；我请了两位搞建筑装修的维吾尔人负责工程。他们有时忙不过来，就会请拉丁裔短工。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我发现干活的多了一位老人，我以为是他们请来的拉丁裔帮工，就没有在意。快到收工时间了，我走出来看看，并邀请他们进屋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再回家。
谈话间，我发现老人是维吾尔人，是两位搞建筑维吾尔人之一的远房亲戚，他来美国看望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儿子一家，已经几个月了；老人几天前来维吉尼亚探访其他亲朋好友，但不想呆在家里，就和他们一起来帮忙干活、聊天。
谈话间，老人告诉我他退休前是维吾尔自治区人大机关干部，负责为维吾尔官员起草讲话、翻译文件等；之前，他是乌鲁木齐一所维吾尔中学的文学老师；谈吐凸显他是一位学者，对维吾尔现代和古典文学有着极深刻的见解，对维吾尔近代史更是娓娓道来。
老人看到我家里满书架的维吾尔及中、英文书籍，特别激动；其中好多中文书，如《张治中回忆录》、《冰与火》、《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他都读过。他花了很长时间浏览我的书架，然后问我能否借给他几本维吾尔、中文书籍阅读，他特别想读艾力汗・图热的自传体回忆录《突厥斯坦悲剧》和齐亚・萨迈蒂的《艾尼巴图尔》、《艾合买提江・卡斯木传》，及中文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我爽快地答应了。
我问他在美国的生活，他苦笑了一下说，除了找不到人说话，感觉寂寞孤独外，一切都好。他说每天儿子和儿媳去上班后，只剩下他和孙儿女，而孙儿女除了简单维吾尔语如“Dada（爸爸）、Apa（妈妈）、和Buwa（爷爷）之外，基本听不懂维吾尔语，无法进行交流，所以他不得不抽空看电视跟着孙儿女学英语。
我说你可以教孙儿女维吾尔语，他说他试了，但效果不大，因为孩子在幼儿园、学校都是英语，回家电视上也还是英语；然后，他哈哈一笑，非常乐观地告诉我，他计划探亲结束回去时，带着孙儿女一起回去，把孙儿女送到喀什噶尔去生活一段时间。老人极其自信地说，只要让孩子们在维吾尔文化发源地的喀什噶尔待上一个月，准保孙儿女能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回来。
老人临离开维吉尼亚前，借还书之际再来拜访，我们俩又聊了一会儿。当我谈到中国政策在向左转，习近平要回到毛泽东老路，重启文革那一套；而且，对维吾尔人的迫害性政策正在加码；可能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维吾尔人时，老人不以为然，他信心满满地告诉我，不会的，就算习近平想那么做，也做不到。他说中国的老干部、中老年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遭遇过文革的疯狂，绝不会让习近平重走老路。
他说维吾尔人的日子可能会不好过，但过一段时间，习近平到期交班后，就会好转。他总结性地对我说道：“老弟，我经历过共产党的历次运动，都是一阵风，长的几年，短的几个月。文革我们都过来了，还能有比文革更可怕的运动吗？不会的，放心，这种不得人心的政策，很快会有人出来纠正。”
我不想说老人愚昧，他很聪明，不仅了解汉文化、历史，而且维吾尔人文化、历史知识也很丰富；但大概是在体制内呆久了，对政治风向失去了敏感性，有点麻木，还有点幼稚；但我无意与一个一面之交老人进行辩论。
自那次告别后，我没见过那位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忘记了那位老人及和他的谈话交流。
2025年的新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又与这位老人不期而遇；老人看起来真的是老了，头发胡须雪白，消瘦的脸上一副苍老和抑郁，眼睛也失去了光泽，几年前的自信和热情荡然无存。
我俩如久别老友重逢，极热烈地拥抱寒暄，然后就坐在一起聊了起来。老人告诉我，他2015年年初回了乌鲁木齐；同年年底，他的一位还在自治区政府的朋友，很神秘地告诉他，他如果可能，最好出国和儿女待一段时间。他先是犹豫了一阵，但发现维吾尔自治区的高压态势不仅没有减缓，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抓人高潮开始了；即便退休人员，只要是维吾尔人，都被要求表态“发声亮剑”，并被要求上缴家里的维吾尔语书籍。
他说他也被迫表态了，也被迫“发声亮剑”了，家里的藏书也都上交了；但看着身边一起工作了一辈子的维吾尔朋友，有在职的官员，有和他一起退休的干部，有他认识的知名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他开始害怕了，在极度的恐惧中，他找熟人花钱要回了被迫上交的护照；然后，在2016年年中，悄悄地离开了乌鲁木齐。
我说你一个退休干部，应该没有参与什么大事，有什么特别令他害怕的大事吗？他告诉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在2009年7.5之后，中央派了几个联合调查组，召集了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要他们开诚布公谈谈对7.5的看法，及发生的原因，并保证谈话内容保密，以后不抓辫子。
他说一开始大家还是有所顾虑，都沉默不语；中央调查组，就点名几位维吾尔体制内红色作家发表意见；听他们大谈什么中央不重视维吾尔干部呀等无关痛痒的问题，他和其他几位与会同道就有点坐不住了；就要求发言。在发言中，他和几位同伴指出，其实，7.5的深层原因是所谓“双语教育”和“维吾尔剩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导致。
他说，尽管当时及过后的一段时间，确实没有追究任何维吾尔知识分子的问题，大家也都以为就此过去了；但他发现，这次的大抓捕，有一部分维吾尔知识分子就是以反对中央“双语教育”政策等罪名被抓捕的，包括所谓“问题教科书”牵连维吾尔人，也都是当年在自治区官员鼓励下，向中央联合调查组反应“双语教育”和“维吾尔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有大问题，必须停止，否则还会出问题的那些知识分子。
说着、说着，他声音哽咽：“那些人都是无辜的，我和他们大多数都认识，有些还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都年纪一大把了，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活着走出监狱；说实话，至少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真心相信中国政府一定会越来越开放，会信任维吾尔人，会给予维吾尔人更多自治的政府官员或知识分子。”
谈话越来越沉重，为了转移话题，我问他近况如何，他深吸一口气说到：“在美国的生活是无忧无虑，但寂寞、孤单；尽管儿孙绕膝，但心还是在家乡，”他不无忧虑地继续道：“我想念那些一起工作过的朋友，想念留在家乡的女儿和孙儿女；忧心那些被抓捕朋友。”然后是更深沉的叹息。
我继续努力使话题生活化，就问他是否和家乡女儿、孙儿女有电话联系，他说有；我问经常通话吗？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复说基本上是一个月一次，不敢太频繁，害怕给女儿带来更多麻烦。
我说你那边的孙儿女也都长大了吧，他苦笑了一下说：“是，他们都长大了，”然后他沉默了。我追着问道：“电话里，能和那边的孙儿女谈话吧？”老人稍显尴尬地看着我说：“谈话？可以，但他们都用汉语，连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汉语！伊利夏提老弟，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境况。我每次听到孙儿女在电话里用汉语说‘爷爷好’时，我特别悲哀、伤心。几个月前的一次通话中，我似乎忘了他们在哪儿，当孙儿女在电话里问候说‘爷爷好’时，我实在接受不了，就严厉地训斥他们讲维吾尔语。结果，话没有说完电话就断了；再打过去，女儿接电话；她很委婉地告诉我，现在大家都讲国语，在家里也要讲国语。我知道了，我又给女儿惹了麻烦。”
看起来，任何话题，对维吾尔人而言，都不轻松；也是，对于一个在种族灭绝暴行之下呻吟挣扎的民族而言，哪来的轻松话题！
艰难的话题让我们彼此都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老人眼含泪水对我说：“伊利夏提，还记得你我第一次见面时的谈话吗？”我回答记得。他说：“我当时信心满满，以为美国的孙儿女，只要带他们回家乡待上一个月就可以学会维吾尔母语；没有想到，现在，不说美国的孙儿女，连家乡的孙儿女也不会讲维吾尔母语了；而且，现在，不说带孙儿女回家乡，连我自己都回不去了；而在家乡的女儿、孙儿女也出不来；我们太可怜了，家乡没能保住，现在连维吾尔母语也保不住了。”
他满脸忧愁地继续道：“现在，在美国，我无法和孙儿女进行交流，因为我的英语不行，而他们不懂维吾尔母语；在电话里，我无法和远在家乡的孙儿女进行交流，因为我的汉语不太行，特别是口语。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我和我的下下一代的文化、传统联系，就这样被活生生阻断了！中国政府制造的这一语言代际深渊，斩断了我们维吾尔人的家庭亲情，摧毁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和传统！这是种族灭绝，伊利夏提老弟，这是种族灭绝！我们太幼稚，太幼稚了。我们天真地以为他们会信守承诺，会信守让我们自治的承诺！”
他继而愤愤不平地说道：“中国政府以反右、反地方民族主义、文革等政治运动，以反恐怖、反分裂、反极端主义等口号，一茬又一茬地剪灭维吾尔知识分子；每次，只要火没有烧到我头上，我总是保持沉默；总以为这是一阵风，会过去；但我没有想到，他们是有目的的在种族灭绝维吾尔人，在同化维吾尔人。说实话，老弟，我现在才认识到，这是他们的长期战略！我们都上当了！”
看着老人苍白脸上愤怒的眼神，颤抖着的嘴唇发出的绝望之声，我只能是机械地点头表示同意；我无意打断老人的倾诉，这是被欺骗一代苟活维吾尔知识分子最后的愤怒，是希望者幻灭时刻的怒气发泄。可以说，中国殖民者的铁拳，让老人在他满怀颐养天年之美梦时刻，使其无家可归；更甚，甚至使其失去了和下一代、下下一代，分享自己人生甜酸苦辣的温馨人生之黄昏岁月。
老人因热爱维吾尔母语，一辈子以维吾尔母语为其人生事业，到头却发现，延续千年的维吾尔母语及其传承的维吾尔身份，不仅使其流落异国他乡，且使其在自己的后代面前成了哑巴；发现老人一辈子引以为豪的维吾尔母语及其传承的文化底蕴，使其在异国他乡的余年孤寂惨淡。
最后，老人问我能否再给他借几本维吾尔语书籍，我还是很爽快地告诉他行。第二天，我早早为老人准备了十来本维吾尔语书；他中午过来拿书，吃完饭临告别时，我把准备好的几本书递给他。他拿着那些书，以一种文人特有的敬意翻阅、抚摸着。
我又拿出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由上世纪著名维吾尔独立运动领袖、历史学家默罕默德・伊敏・博格拉（Muhammad Imin Bughra）撰写的《东突厥斯坦历史》维吾尔语精装本，和由诗人、历史学家图尔贡・阿力玛斯（Turghun Almas）倾心书写的《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典文学史》三本书的维吾尔语精装合订本，告诉他这是我送他的礼物。
他庄重地接过厚厚两本书，先是把书高高举过头顶，然后轻轻地拿到嘴边吻了一下封面，然后将两本书和其他书本一起，小心翼翼地放进他带来的背包，嘴里说着“谢谢，谢谢……”走出家门上车。
我站在房前走廊，目送老人自车窗挥手驶别，直到他的车消失在街道尽头；内心一股悲哀袭上心头；我不知道，我是在和老人告别呢？还是在和他一起，在异国他乡的流亡中，在和那养育并滋润我成长的，和母亲的乳汁一起成为我身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维吾尔文化身份、维吾尔传统、历史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