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日，台湾民众抗议马英九赴大陆见习近平。（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在共匪血腥的蹂躏下，在残暴的共匪警察整个村落的屠杀下，大陆人民如想自动的从事任何有组织的革命，是很困难的，他们没有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最轻微的革命嫌疑，就会不仅为他自己，而且为他的全家，并常常为数个村落，招致大规模的屠杀，然而我们在自大陆获得的情报，使我们得以经常获悉他们愿望革命，他们愿在我们能将他们加以组织，并供给武器和采取其他必需的牵制行动时，成为战斗的游击队员。
我们今天在台湾的困难，不是在如何在大陆上争取有效的人员，而是在如何获得并供给他们以必需的装备。当我们确信他们的爱国精神及自我冒险行动，将不致因无联系及无效的技术而受到牺牲时，中国匪区内，数以百万计的男女人民，均将献身参加到爱国团体里去，革命的火焰正在抑制下猛烈的燃烧，我们绝不能容其熄灭，我们既不能等待过久，也不能向敌人透露，好让他们以屠杀手段，将之消灭。
让我向你保证，在你们的援助之下，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必将在适当时期，挺身而起，以收复他们土地，并为整个亚洲重获一个新的安全，他们胜利战斗所需的补给及工具，根据你们的军事方法衡量，将是十分原始的，但是在爱国的中国人民的手中，在北平共匪能够清算他们之前，即使是你们的最陈旧的地面和空中武器，也能具有胜利的效能。
在韩战发生的前一年多，即一九四九年，蒋总统曾要求美国领导组织一个亚洲人的反共军事互助联盟，当时在华府的国务卿，认为我们的建议“时机尚未成熟”，而未予接纳。同年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亦向华府提出一项计划，主张成立“太平洋反共公约”。而没有我们建议中所明列的军事方面，此一计划也未被接受。
英国政府为了她若干妄自尊大的目的，与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联合一致，不愿意有一个横跨太平洋的亚洲联盟，以保卫亚洲的自由，这种情形将必会证明——如果还不曾证明的话——是我们这一代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大韩民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日本、泰国、马来亚、以及东南亚许多现今称为“中立”的国家，本可于一九四九年在美国的明智领导下结成一体，而共党指使下对韩国和越南所发动的攻击也就很可能已予阻止了。全世界的共党侵略势力，已经统一在一个单一的全面共军军事指挥之下。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联合力量具有充分效率，那么远东的反共人民以及欧洲的反共人民就必须同样地联合起来。在欧洲发起了反共的联防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识），却无意于亚洲和太平洋缔造一个反共联防组织，这有什么道理可说呢？如果听命克里姆林宫沆瀣一气的共党可以逐一毁灭欧洲的自由国家，对于太平洋，为什么如此健忘，甚至于不知道听命于莫斯科沆瀣一气的共党也可以逐一毁灭亚洲的自由国家？
由于台湾的随时可以出击，共党统治亚洲的计划乃陷于危险，这是促使克里姆林宫史达林继承人们，在今年三月，开始他们的韩境“和平”、“停战”新宣传来在亚洲换取更多时问的运动的许多主要因素之一。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困恼，不但由于我们在台湾的六十万武装部队，而且还由于在共党侵扰地区里面的千千万万秘密反共军民，这些人都已准备就绪，我们一发号令，他们就将向共匪无数的脆弱防地进攻。
1952年蒋宋美龄在美国退伍军人杂志发表文章称：外子和中国国民党成为亚洲反共的中国堡垒。（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我们过去曾建立一种组织，以探知不但与中国有关而且与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有关的克里姆林宫帝国主义计划的详情。外子在一九二五年膺选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由于熟知莫斯科的计划，外子和中国国民党就成为亚洲反共的中国堡垒。一九二六年，外子受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砥柱中流，屹立于克里姆林宫侵窥的亚洲的道路之中，成了他们的障碍。共党要想征服亚洲，他们必须遭遇到蒋总统和中国国民党的阻遏，否则，也得从旁绕过这种阻遏。
一九四五年，由于事先未为我们所知的雅尔达秘密协定，俄军获允占领中国东北的某些极具战略性的地点，而在日本投降以后，保留这些地方。在日本投降后，由俄国急剧的占据中国东北数省以前，我们可以断言，有忠诚爱国军民所拥护的中国国军，其力量足以消灭威胁我们的那些渗透进来的共匪。不过，日本军阀刚一投降，俄军马上就从中国东北开始把虏获自日军的装备和武器，用来配备共匪军队，并驱其南下和我们作战。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曾和我们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在他们把从日军方面得到的装备交接共匪后不久，俄国即开始交给匪共更大批的给养和武器，这些东西都是他们靠二次大战时租借法案从美国得到的。这样一来朱毛匪军就装备得足以扩大叛乱，使我们从我们的城市南撒，他们并足以奴役中国大陆的人民，以及驱策其中许多人不但来对付中华民国，还在一九五Ｏ年那个不幸的冬天，编成军队送过鸭绿江，去侵凌并掳捕你们美国士兵。
你们首次在韩国天空散发“自由”通行证以后，那些很快向韩境美军投降和在韩国战俘营住过好几个月的共军，大多数都是以前的中国国军，他们都不甘愿在共党汉奸下面供驱策，就趁那个机会逃亡。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和北平的共党那么忿忿的要把他们弄回去惩处——给亚洲人作样子看。假若匪共宣传不向匪军扯谎，骗他们说被美军或联合国军俘获便会受虐待和死亡，那末在北韩的匪共军中，其逃亡的人数当会比实际逃亡者多得多，现在中国大陆上有无数的军民都在等待第一个真实的机会，以摆脱共匪的控制。在我们可以荣誉地提供援助的保证时，我们懂得如何从台湾以他们熟悉的语言和他们秘密通话。
喜爱中国的大地，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是非常有力的一个特质，因而任何一种役为农奴的监禁状态，将不能永久地把他们束缚下去。苏俄是明白这些的，因为在克里姆林宫中有一个共党的计划，详细列出方案来杀掉一亿中国人——年在三十岁以上的男男女女。苏俄恫吓美国的宣传所谓北平拥有一千万“忠实”军队一节，乃是一个欺骗，绝非事实。我们可以提出证明，在大陆被共匪掳持的部队之中，反共的士兵要比真正的共匪份子多出成千成万，而那些反共士兵都有他们适当的组织。
美国公民和政治家，应当记得“布勒斯—李托夫斯克和约”，反抗沙皇的布尔希维克红军得告扩展而对俄国人民施行独裁，其实不是由于真实的军事力量，而是由于它的运用诡计。当他们面临着为德皇军队所击败的时候，只是一部份有组织的苏俄共产党，藉号召“停战”，并同意如今已声名狼藉的“布勒斯特—李托夫斯克和约”而取得对俄国的控制，在这个期间，他们整编军队，集中新军力，其后就破毁了这个“和平”，并用军事力量和渗入破坏性的欺诈把德国人清算了。
史达林后来在莫斯科解释说：“‘布勒斯特—李托夫斯克和约’使共党得到了时问，乘帝国主义阵营中意见不一的机会，来分化敌方力量，保有农民的支持，并且集中力量以便对科查克和邓尼金发动一次攻击！”（按科查克及邓尼金均为白俄将领——译者注）。
我们在太平洋，一定非遭遇科查克和邓尼金的命运不可吗？
争取时间，分散敌方力量，同时巩固它本身的力量，准备做一次未来乘人不备的进攻，这就是克里姆林宫的永久不变的战略，一切其他战术都是以此为根本的。按照莫斯科日常的估量，人物和措词可以改变，可是苏俄当其虎视耽耽地南望太平洋大西洋一带之时，它的目的却依然是固定的。它的目的是要毁灭美国，由此好让克里姆林宫置全世界于其操纵之下。
中国大陆对莫斯科有重要价值的程度，远过于大多数美国人迄今所能觉察者。未来的庞大资源是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这在现代政治家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观念，但是，我深信，历史将会证明我所说的话是正确的。
对于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亚洲的未来的资产——或负债——可能是庞大非凡的，一个由共党控制的中国，其加诸美国人民的负担必将是无穷的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