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黄梅戏电影《天仙配》上映，内容经中共改编，偷梁换柱，与原有的传统剧目大相迳庭。（网络图片）
1955年，黄梅戏电影《天仙配》在大陆上映，引起轰动。几年内，观看人数超过一亿四千多万人，创下当时戏曲片的上座记录。影片中的满工对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主要演员也随之名扬全国甚至海外。然而，绝大多数观众并没有意识到，这部作品的内容与原有的传统剧目大相迳庭。中共通过改编，偷梁换柱，将其变化为替中共宣传所谓的新婚姻法、宣扬反抗阶级压迫的“教材”。中共把党文化包装在优美的曲调之中，利用文艺的形式进行愚民洗脑。这一部“经典”戏剧，隐含着丑陋的假象，以及导演和主演的血泪。
中共是如何变异传统剧目《天仙配》的？
董永行孝的故事是《天仙配》的基本素材，始见于东汉末年武梁祠石刻画像。魏晋时，曹植的《灵芝篇》以诗歌形式、晋代干宝在《搜神记》里以散文形式都对此有所记载，主要情节包括天帝遣神女下凡，帮助董永偿债，以及主人赠钱与他等。明代的青阳腔《织锦记》又丰富了变文和话本的描写，后来的剧目便由此移植产生。
在传统戏剧里，《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的剧情为：秀才董永家贫，父亡，卖身傅员外府上为奴，得资葬父，孝行感天，玉帝命七仙女下嫁董永，赐婚期百日。成婚后七女为傅府一夜织成十匹锦绢，傅员外大喜，认董永为干儿，焚卖身契。时满百日，傅员外赠银送董永回家，途中夫妻泣别。七仙女临时告之有孕，留白扇进京进宝，董永进宝得官，七仙女如约送子旋返天庭。董永乃与傅员外之女结为夫妻。
新编《天仙配》实际上是为了宣传中共于1950年通过的新婚姻法，达到“扫除封建旧传统”的目的。
1953年，黄梅戏编剧陆洪非根据胡玉庭的口述本对《天仙配》进行了改编，主要改动之处包括：改七仙女奉旨下凡为向往人间、私自下凡；改董永秀才身份为农民，删去其拜傅员外为干父和进宝得官、娶傅女为妻等情节；将傅员外主动焚契改为百般刁难，将傅员外赠银送董永回家改为七仙女织绢争得三年长工改百日等。
经过这些改动，傅员外成了剥削农民的恶人，玉帝破坏美满婚姻。陆媒百科上写：“剧本剔除董永与七仙女的离合系由天定的宿命论思想，加强了这部神话剧反封建的现实意义。改编本又删去傅员外认董永为义子、董永与傅家小姐成婚的情节，突出了古代劳动人民反封建剥削的强烈愿望。”
于是，在银幕和舞台上，观众们看到的是：七仙女向往人间的生活，和董永上演了一场自由恋爱，却被“封建专制”拆散。人们听到的是“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这般唱词。一个有据可考、流传历代的孝行感天的故事，被硬生生的变异为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争取婚姻自由的荒诞戏。真实的历史和悠久的传统，就这样被故意抽离，无缘亿万观众。
严凤英（中）在《天仙配》中的剧照。（网络图片）
迎合中共：“七仙女”严凤英 被逼自杀 死后被开膛
《天仙配》受到广泛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演员严凤英。她以甜美的扮相、圆润的演唱和真挚的表演打动了观众。严凤英成名于上世纪40年代，在中共窃权后，她被中共的谎言蛊惑所蒙蔽，努力争做文艺“新人”。她争取入团、入党，主动出演现代戏，在《党的女儿》、《江姐》中扮演革命妇女，并且积极参与慰问演出等活动。严凤英得到了中共的嘉奖，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
可是，好景不长。在文革中，严凤英被扣上了“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反动权威”、“放毒能手”等罪名，最后被指“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她多次受到批斗、被迫做检查、写交代，人格扫地，受尽屈辱。
1967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内出现了“追打严凤英联络站”造反组织，年底召开了社会性的“斗严”大会。作家白榕先生回忆了当年在黄梅戏剧团大院内批斗严凤英的恐怖的一夜。他写道：
“那天晚上造反派耀武扬威地搭台把黄梅戏剧团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起来跪在院子里，点起汽灯大喊口号”。他说，四面八方的普通老百姓都涌来看，不是因为他们对严凤英有什么刻骨仇恨，也不是看热闹，而是来看看这位一代名伶。严凤英当时“被揪着头发，头被压得很低，他们喊着口号一样一样的问她，她硬是一声不吭。”
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发表造势社论，歪曲事实，点名说严凤英在1964年在北京观摩京剧会演时，“疯狂围攻”京剧《智取威虎山》，称“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4月6日，艺校造反派单独提审严凤英，要求她星期一必须交出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否则就砸烂你的狗头，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这时，严凤英多年的合作伙伴、董永的扮演者王少舫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对严上纲上线。严凤英非常伤心，说最好的朋友怎么也讲这样的胡话。4月7日，她在家里怎么写也写不出造反派要的材料。晚上，她去找到当年一同进京的文化局干部，希望他能够为她作证，可是遭到婉拒。她说：“我站得直做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
当天夜里，严凤英服下了大量安眠药、还留了绝命书。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说，他被妻子哭醒后，立即让14岁的大儿子去找医生来抢救。“因为整个剧团只有一部电话，而这部电话已经被军代表控制了，我再三请求让医院来救护车，救护车没来，却来了一群‘造反派’。”
造反派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在房间内不是抢救严凤英，而是进行床前批斗会，说：严凤英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严凤英哭着申辨，呼吸急促，口吐白沫。造反派批斗了半个多小时后，扬长而去。
王冠亚借来一辆板车，把严凤英拉到医院。医院说必须开介绍信才能看病，王冠亚再三央求无果，只能返回剧团开介绍信，此时严凤英的瞳孔已经扩散。最后王冠亚把妻子送到医院的住院部，因为没有病床，他只好把严凤英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抢救，严凤英在1968年4月8日清晨5点离开了人世，时年38岁。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来了。军代表刘万泉说：“严凤英自绝于人民，她的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
在刘万泉的威逼下，没有学过解剖的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严凤英的咽喉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翻找所谓的“发报机”等“特务工具”，最后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
关于严凤英的惨死，作家苏晓康写下了这样的评论：“‘七仙女’竟被开膛剖腹，而且是当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怎样疯癫、倒错的世道，才会导致这种惨剧？……直接施暴者，是一个军代表，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竟可以令他如此丧尽天良而不被制止？谁又应当负责并被追究？”
1952年中共“文艺整风”结束后，电影巨星石挥一心要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贡献力量，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于1957年11月跳江自尽。（资料图片）
站台中共：《天仙配》导演石挥跳海自杀
石挥的光环包括“话剧皇帝”、演艺巨星、著名导演。在《天仙配》中，石挥运用了蒙太奇手法，以灵活的镜头运用、不同的景别设置，突破了舞台局限，把故事从室内延伸到了室外。然而，对电影事业倾注全部热情的石挥，同样悲剧落幕，而且比严凤英早了11年！
自中共建政后，石挥导演的电影一部接一部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的作品之前还曾获奖，后来却也难逃厄运。石挥不能理解，心灰意冷。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运动，石挥被打成右派。11月中旬的一天，上影厂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举行了对石挥的批斗会。会上，同事“揭发”他骄傲自大，有点成就，就跟党讨价还价，演戏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几天后，石挥穿上一件棕色呢子大衣，吻别了年轻的妻子，去厂里参加对他的第二次批判大会。中午，他去银行给母亲汇了一笔钱，然后他问好友、上影厂的导演沈寂：“沈寂，怎么样？看样子情况不大好吧。”沈寂安慰他说：“不会怎样，顶多批判会开一下就完了。”石挥说：“不，至少以后不能演戏了，完了，完了……”
之后，不知何时，石挥走到了十六铺码头，登上了他拍摄最后一部电影《雾海夜航》时使用的道具船——民主三号轮，纵身跳进大海。1959年4月，一具腐烂的尸体被潮水冲上滩道。经公安验尸确定，那人是失踪了17个月的“极右份子”石挥。
结语：抛弃卸磨杀驴的中共 还原清纯历史 方能展示艺术才华
1978年5月，安徽省为严凤英“平反”。1979年2月，上海电影局召开大会为石挥“平反”。对于已经含恨离去的明星，对于痛失亲人的家属，“平反”这两个字，透着荒诞，充分说明中共的冷酷和无耻。中共对人性的践踏，无以复加。
石挥在他的最后一篇杂文《东吴大将“假话”》里写道：“有人不喜欢别人说真话，有人不允许别人说真话，有人不敢说真话，有人说了真话真吃了亏，有人说了假话反而得到尊重，于是乎真话逐渐少了，假话逐渐多了，这是我们新社会中极不应该有的现象，是一股逆流。”
石挥有所不知，这股以假代真的“逆流”，就是中共刻意制造的、红色“新天地”中永远的恐怖。作家苏晓康曾说：“一个艺术家，在承平时期可以家喻户晓、名满天下，一旦世道沦丧，或可遭遇常情无法想像的恐怖之境。”而这样的“世道沦丧”、“恐怖之境”正是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常态！
一部《天仙配》，折射出中共篡改历史、颠覆传统、迫害文化精英的罪恶。真相，在清晰地告诫我们：唯有抛弃中共，还原历史，艺术家们才能在自由的舞台上，尽情地展示才华，呈现艺术的清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