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2024年11月11日晚间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公共领域/微博）
【看中国2024年11月14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中国当前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动荡阶段。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民众的生活压力与日俱增。随着房市与股市的崩跌，政府试图以“救市”政策来稳定局面，但这些措施究竟是在为民谋福，还是掩盖经济结构的危机？各地“逐利性执法”、民间暴力事件的频发、社会分化的持续扩大，无不揭示出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治理正走向崩溃边缘。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近日分析了这一系列现象，揭示中国现今危机背后隐藏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这场危机对中国未来社会稳定的深远影响。
中共经济救市的虚假光环与社会性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状况的恶化，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府宣布投入巨额资金试图“救市”，以稳定房市和股市等主要经济支柱，然而这一措施却被视为一个巨大的陷阱。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并非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是为了掩盖系统性危机，实际上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帮助甚微。在我看来，这样的“救市”只是将问题拖延，并无法扭转持续恶化的经济局面。
明居正在《政经最前线》节目中表示，很多民众未曾深入思考这些政策的真实意图，纷纷选择借钱投入其中，希望能够搭上这班“救市列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当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持续下跌使他们的投资一败涂地，这些人也被沉重的财务压力所压垮，不少人最终选择以自杀来解脱。这些自杀事件背后，反映了深层次的社会性危机：经济困境已经在严重摧残民众的生活，而现有的救市措施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只会加剧财务不稳定的压力，推动更多人走向绝望。
“从杀人到自杀，再到杀官”，这样的连锁反应已然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中国社会如今面临的压力，远远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它还包括由经济引发的社会矛盾与政治问题。在此背景下，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逐步加深，社会治理的失序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中国社会的脆弱性已经显现，仅仅依赖经济刺激政策已无法化解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这正是中国治理结构走向崩溃的征兆。
民间绝望情绪爆发 贫富差距的扩大
随着经济压力的不断加剧，许多普通人无法再承受生活的重担，选择以极端方式来发泄内心的压抑情绪。中国各地无差别攻击事件频发，从学校、超市到公共场所，暴力行为遍布大江南北。这些暴力事件的爆发不仅表明人们的生活困难，也反映了社会中反社会心理的普遍存在。北京的中关村小学、深圳的日本学校等地发生的攻击事件，显示出暴力行为的随机性和无目标性，使得这一现象成为一种对现实不满的集体宣泄。
在中国，这种反社会现象的增多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深层的社会情绪爆发。在民众无法通过正当渠道表达不满时，暴力成为他们宣泄情绪的唯一出口。无差别攻击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体的绝望，更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危机，表明中国社会的基本安全网已经出现了严重裂缝。
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脆弱。根据2023年的数据，月薪35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超过6亿，而年收入超过百万的高收入人群却只有70万。这种极端的不平等现象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少数人掌握大部分资源，而大多数人却只能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
这样的经济结构意味着中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开始浮现。当富裕阶层享有巨大的社会资源，而大多数普通人则无法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这种“两极分化”最终只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中国当局提倡“共同富裕”，但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口号，实际上并未解决贫富差距的根本问题。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现实中的贫困和不平等，让他们感到社会制度并非为自己而设。
体制、文化与教育：仇恨的根源与扭曲的价值观
在中国，经济困境与社会压力的加剧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源于教育和文化的深层次扭曲。中国的教育体系长期灌输着斗争与敌对思想，使得人们在面对困境时，更加习惯于将矛头指向他人，缺乏对现实的自我反思能力。从小受到“敌我矛盾”教育的人们，在困难面前往往选择激进的方式进行反击，最终形成了一种充满仇恨的社会氛围。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注重培养公民的包容心和同理心，而中国的教育文化更偏向于强化民族主义和斗争精神，这种教育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扭曲了民众的心理结构。当社会中广泛存在这种敌对情绪时，民众对生活的不满很容易演变成社会性的仇恨行为。长期的仇恨教育和斗争文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同情心和包容度大大降低，导致反社会情绪的持续高涨。
这种价值观的扭曲不仅让中国人难以和平地解决社会矛盾，更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民众因为经济困境和社会不公，逐渐对体制失去信心，当生活变得无法忍受时，他们很可能选择激烈手段来表达抗议。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体制的教育导向和文化扭曲，使得中国社会在面对困难时，不再具备修复和恢复的能力。随着经济困境的不断扩大，这样的情绪会愈加膨胀，使得中国治理结构的危机变得更加严峻。
“远洋捕捞”的本质：地方财政困境与司法失信
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困境中，地方财政的困顿尤为明显。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各省的财政收入不足，地方政府的生存压力巨大，进而引发了一种新现象：“远洋捕捞”。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远洋渔业，而是一种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即跨省追捕企业家，以罚款和没收财产等方式来填补地方财政的亏空。这种“远洋捕捞”行为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走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掠夺式的执法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种生存手段。
“远洋捕捞”所影响的并非个别企业，而是整个经济环境的运行逻辑。企业家们无法确保自己的产业安全，因为在中国的某些省份，经营与否似乎已不再是企业自主决定的事，而变成一场避开地方政府打压的生存博弈。例如，广东省在2023年中，就已有近一万家企业因为“逐利性执法”受到了巨大的财务损失。这一现象的高发，表明地方政府之间已不再存在传统的“合作关系”，相反地，它们已开始为争夺资源进行内部的“竞争”。
在这种局面下，中央政府的管理威信面临着挑战，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掠夺行为正逐渐打破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当地政府对司法权力的滥用，使得企业对经济环境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跨省执法已经成为民间和企业界担忧的现实问题。而这样的现象，正是国家司法公信力不断下滑的具体表现。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逐利性执法”行为不仅影响企业，还摧毁了中国法治的基本框架，使得司法体系的崩溃危机变得更加明显。
中国社会治理的崩溃征兆与未来挑战
明居正认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司法信任、社会结构、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地方政府逐渐无法依靠正当税收来维持运转，掠夺性的“远洋捕捞”行为使得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深，中央政府的威信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削弱。而无差别攻击、仇恨教育所带来的反社会情绪，让人们在困难面前不再选择妥协，而是诉诸暴力与极端行为。
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无不显示出治理体制的全面崩溃征兆。当地方政府在财政困境中被迫变成掠夺者，司法体系失去公信力，社会的安全网不再具备稳定功能，中国的治理系统正处于一场无法逆转的危机之中。若中国政府不正视这些深层问题，仅依赖短期的经济刺激或掩盖危机的政策，最终可能将自己推向更深的混乱之中。
明居正指出，这是一个需要深刻反思的时刻，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唯有摒弃当前的斗争文化，重建司法信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稳定，避免更严重的崩溃。然而，若现行体制无法面对这一现实，中国的崩溃将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现实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