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坚持（图片来源：庞大卫/看中国）
【看中国2024年10月24日讯】与李永达和单仲楷会面后，拜读了李永达的著作《判刑前的沉思》，这是他自述个人政治生涯、反省香港民主运动的回忆录。
李永达学生时代就参加学生会工作，从那里开始他的政治历炼，后来他参与金禧事件，与司徒华建立长期友谊，再到八九六四与香港人一起声讨中共的历史罪行；从港同盟成立后参与本地政治活动，再到民主党与公民党、社民连等政党的关系，再到占中和反送中运动。书中涉及不少我们熟知的人物，他们各有人生选择，也各有命运因果。
本书陈述的层面很广泛，有不少甚至是我缺乏认识的，比如选举制度先后出现的不同设计版本，我一向都没有基本认识。读完全书，我对两个问题有较大的兴趣，一是民主党当年进入中联办与中共官员谈判，二是占中运动后出现的去中心化思潮。
民主党与中共私下谈判，其是非不在最终达致的方案，而在于谈判这件事本身。首先，民主党六人小组，并没有得到充份的授权，足以代表香港人和香港民主派去和中共谈判，因为香港人对此并未取得共识，所以这个谈判本身是缺乏正当性的。其次，在谈判公开后，民主党也没有适当交代谈判的过程，说明其间的取舍和交涉，因为缺乏交代，以至产生更多隔阂。
当然，中共最会玩这一套分化策略，我曾将这件事形容为“二桃杀三士”，可能不准确，但其结果造成民主派的内部芥蒂，这是事实。李永达提到当时中联办和特区政府催逼民主党及早拿出方案进入谈判，否则中共可能放弃接触，这当然是中共的策略。当时民主党中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仍然对中共抱有某些幻想，这也难怪，但民主党没有得到授权就代表民主派去谈判，这是基本的失着。
民主党一度是香港最有力量的党派，司徒华李柱铭有相当高的民望，这可能是导致民主党自以为可以代表民主派与中共谈判的其中一个原因。谈判本身要求辟室进行，民主党又心切想争取结果，因此一时“失觉”，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比没有谈判更糟。
民主政治应该保持高度透明，保持公众的高度参与，才能以政治策略的高度共识，调动最大多数人的政治热情，从而争取最佳结果。没有共识宁可不谈，因为谈得来即使有结果，其结果也不被承认，与没有结果是同一回事，与不谈也是同一回事。
当时香港民主派与中共正处在合作与破裂的边缘，这是最后一次香港民主派对中共投以信任票，此后谈判的大门就永远关上了。民主党负责人委屈求全的用心令人同情，但策略上的失误也应引以为监。
关于民主派内部的分化，以及占中运动其间的去中心化思潮，我认为这与香港人长久以来受到民主思潮、自由主义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香港人自由惯了，不同思潮随起随落，你不服我我不服你，激进的想占主流，保守的想有一席之地，中间的虽然占多数，但中间又容易分化。
因为骨子里反对独裁，进而反对权威，反对统一领导，喜欢我行我素，不受约束，不喜欢被人指东指西，这些都是造成去中心化的集体心理。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下，的确是不需要“中心”的，甚至有中心就有危害，但在一场漫长的政治运动中，否定中心却是一种灾难性的倾向。反送中运动中提出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可以为去中心化找到辩解，但世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是可以在力量分散、各行其是的状态下取得成功的。
美国黑人运动有马丁路德金，波兰工人运动有华里沙，捷克天鹅绒革命有作家哈维尔，在他们身旁集结一批有意志力与政治能量的助手。即使台湾的党外运动，也有一批先行者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在思想理论和实际行动中带领民众，以至最后取得运动的成果。
中心本身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心如何产生，如何运作，如何与基层互动，如何产生正确的决策，这是一个政治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能从实际运动中解决，不能坐而论道。问题是，不能因为中心难产和失能就主张去中心，人人都我行我素，搞什么运动？各搞各的便罢了。
面对强大的专制统治，任何小股的、分散的抗争，内部自我消耗，对外各行其是，很容易就会被各个击破。相反的，只有内部高度团结，有统一战略规划、战术调整、组织应对、分工合作，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专制统治者较量到底。
反送中运动中，因为三年的分散行动，民主派政党多数被边缘化，年轻勇武派也缺乏组织，因此从头到尾，都只是一种游击式的零散的行动，并不能对政权造成强大的威胁。社会很乱，斗争纠缠，但最终动摇自己阵脚的，不是中共的镇压，而是运动本身产生疲态，以及武汉肺炎的限聚令。
如果有中心，有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在面临疫情和其他困境时，应该有更扎实而长远的布署，更严密的组织，进退有据，以待机会。但因为去中心化，中共利用疫情推出国安法，民主派很快被打散，打散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重新组合。
凡政治运动，都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有局部不代表要否定全局，因为全局本就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更根本更重要的，没有全局，局部便失去意义。我们的对立面只有一个中共，中共的对立面应该是我们全体。我这样说当然有点事后诸葛亮，但所谓反省，都是事后来做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希望以散漫无组织的方式去面对未来的抗争吗？
李永达对多年民主抗争之路有自己深刻的反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他的原著。我想说的是，不论我们今日的处境如何，未来的道路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批可敬的香港民主先行者对香港人作出的贡献。书中提及，因为李柱铭的建议，中共接受了香港终审法院聘请外籍法官的制度，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维持到今日，对香港的法治有不可磨灭的正面作用，我们也不可忘记李先生为香港人做的事情。
当年中共为安抚香港人，在策略上相对包容，随着中共国力恢复，胆气粗壮，中共便不承认自己的承诺。我们回望历史，不可苛责民主派诸君子，因为任何人在当时的处境下，都未必能做得更好，我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只是希望大家共同作出反思。
书中提及，华叔多次提醒民主党人留意三个人，即单仲楷、黄成智和冯炜光。李永达力保单仲楷，证明他有知人之明，也敢为朋友担责，而其余两人果然是民主派的叛徒，也证明华叔看人精准。
今日李永达这一辈已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年纪，民主路虽长且阻，而他们仍初衷不变，矢志不移。未来的历史重任将不可避免地主要落在罗冠聪他们这一辈身上，希望年轻一辈也读读李永达的书，他们容或犯过错误，但明白他们是如何走过来的，也会启发年轻一辈如何走下去。
拜读李永达回忆录，很自然想起何俊仁、李卓人等民主党人，想起黎智英、梁国雄、邹幸彤、黄之锋等知名不知名的民主斗士，他们仍在共产党的苦牢里承受无尽的身心折磨。对于他们的牺牲付出，我们唯一可做的，便是每日每时不忘民主信念，把他们想要做的事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不如此，我们将愧对他们，愧对时代和历史赋予的责任，愧对我们的人生。
1978年我踏过罗湖桥，一个土土的“阿灿”开启他人生新的一页，我两袖清风，懵懵懂懂，战战兢兢寻找我的立足之地，那时李永达已经满怀激情投入社会运动，想及此，便对他们这一些香港民主先驱生出无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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