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五一”，毛泽东与江青、康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公有领域）
毛泽东发动文革，整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给被整对象扣上“叛徒”的罪名。比如，毛在文革中打倒的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扣上“叛徒”的罪名。刘少奇的老部下薄一波等61人，被扣上“叛徒集团”的罪名。
但是，毛依靠的“文革派”中，也有一些人被说成是“叛徒”，包括毛的妻子江青、毛的“御用文人”张春桥、毛整人最重要的帮凶康生。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1974年12月，中共总理周恩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前，已病入膏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曾向周恩来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1975年秋，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康生，找毛泽东的“特别交通员”——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到他家，请她们转告毛：“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曾经给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
康生还讲：“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过，叛变自首。”“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
《康生年谱》写道：康生临终前，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大骂江青是叛徒、王八蛋。
周恩来说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有历史问题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
“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卢坦福说康生是“叛徒”
卢坦福是中共早期的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后“叛变”，此后，在国民党中统局工作18年。
1968年，台湾情报机构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传到北京，被当时的红卫兵头目蒯大富获悉。
蒯大富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康生看到后，第一次得知卢福坦交代康生被捕叛变之事。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后，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江青是叛徒。（网络图片/看中国合成）
江青是不是叛徒？
1933年2月，江青在青岛时经俞启威介绍，加入中共。7月，俞启威被抓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江青到上海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活动，并于1934年被抓捕过。
江青是在与地下党员阿乐接头时被抓捕的。
阿乐名叫乐于泓，当年在青岛和俞启威、江青一起参加革命活动。俞启威被捕后，是阿乐帮助江青坐船逃离青岛的。
后来，阿乐也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的交通员，公开身份是一家邮局的出纳员。一天，江青在大街上与阿乐意外相逢。此后，他们有较多往来。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与阿乐约好在兆丰公园见面。阿乐见到江青后，发觉有人跟踪，当即与江青分开，迅速从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跑掉了。
江青从另一个大门出去，在门口被抓捕，关进上海市警局看守所。1934年冬，江青被关两个多月后被保释出狱。
据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交代：江青出狱的自首手续，是由训练股的阎松年和赵耀珊经办的，江青的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他审查过，其中写了反对共产主义、拥护三民主义等内容。自首登记表和保证书，由他报送南京特工总部。
1976年10月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抓捕后，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江青是叛徒。
张春桥是不是叛徒？
1976年10月6日，张春桥作为“四人帮”成员被抓捕。中共中央审查后认定，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是叛徒、日本特务。
文静1943年12月在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
张春桥长期包庇当过“叛徒”的妻子文静，是不是“叛徒”的共犯？是不是也是“叛徒”？
中共中央审查后还认定，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
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1932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
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7年9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中共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康生（右）在文革期间与江青的合影。（网络图片）
康生是不是叛徒？
1930年2月18日，山东诸城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张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学运、工运、地下党积极分子。他们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暗杀王乐平。
结果，牟宜之、张三洗都被警察拘捕。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牟宜之出狱后，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请上海政商界名人虞洽卿出面作保。康生被关押10天后，获释出狱。
按当时通行的做法，康生被保释出狱前，应履行一个自首手续。这类材料可能保存在上海市警察局或特工总部的档案中。
1933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叛变”、成为中统局特工后，在中统系统工作18年，可能看到过康生被捕后的自首材料。
1949年中共建政后，卢福坦没有去台湾，而是躲藏在西南地区。1951年5月24日，卢福坦在昆明被逮捕，后被押解到上海，秘密关押。
文革中，当红卫兵头目蒯大富将“卢福坦交代康生叛变”的材料上报江青、康生后，康生矢口否认他被捕过。之后，康生找到公安部长谢富治，问为什么卢福坦这样的叛徒，关了十几年还不杀？
谢富治说，想杀可以，你签字，我就办。康生签字同意。于是，在康、谢的操作下，1969年11月，卢福坦被秘密处死。
康生说他从未被捕过，这是假话。康生为什么编造这样的假话？他想隐瞒什么？康生签字杀卢福坦，是不是为了杀人灭口？很可疑。
因为当时卢福坦已被关押18年，已经79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公安部派到上海执行任务的官员却特别提出，对卢福坦执行死刑时，为防止他信口胡说，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据当过康生的秘书、后来任国家安全部长的凌云讲：“康生的整人与他和曹轶欧这家‘夫妻店’的利害紧密关联。在他们俩看来，周围的人都不可信，总有人想整他们，不是‘坏人’，就是‘特务’；而他们自己总像是在紧张地保护着什么隐私，生怕被人发现或抓住他们见不得人的什么秘密。”
康生是不是在刻意保护他被捕当过叛徒的“隐私”呢？
虽然中共中央没有认定康生是叛徒，但不能排除康生当过叛徒。
毛泽东是怎么对待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的？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
“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
关于“康生是叛徒”的问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看了卢福坦的交代后，专门向毛泽东作过汇报。毛听完汇报后，没有答复。
1960年代，公安部长谢富治到上海市警局调阅过卢福坦的交代，并做了记录。谢可能是奉毛之命去的上海，回北京后也向毛作了汇报，但毛听完汇报后，没有作指示。
因为毛发动文革整人，需要康生这样的政治打手；康生的“叛徒”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不仅如此，被反映有“叛徒”问题的江青、张春桥、康生，在毛的庇护下，步步高升。江青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康生官至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中共的流氓逻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为什么毛泽东千方百计把刘少奇等人打成“叛徒”而对江青、张春桥、康生的“叛徒”问题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毛搞的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的极权专制。不绝对服从毛者，毛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顺从毛、能为毛所利用者，“叛徒”也好，“特务”也好，都不是问题。
此正所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不服不行。这就是中共的流氓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