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据称是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在蒙古东部。（网络图片）
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东部的天空十分平静，半个月亮把白光洒在起伏的大草原上，一缕缕的云在黑夜的天空中飘过。如往常一样，杜卡嘉汶。丹吉德玛（Dugarjavyn Dunjidmaa）守卫着一处炸药库，她凝视着一公里外产荧石矿的小城市贝尔赫（Bekh）的方向。突然，发动机的嗡嗡声使她昂首向天空中望去。在城的另一边，同样的声音也引起了女哨兵纳瓦卢桑吉索若尔（Navaanluvsangivn。Soror）的注意。她回忆说：“我听到有像汽车发动机般的很大的噪音，奇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提起枪跑了出去。”
很快飞机就进入了人们视野。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事，丹吉德玛说：“我看到它坠落时尾部着火。”她现在仍住在贝尔赫她的毛毡帐篷里。索若尔也说她看到飞机上有三处着火，她冲回办公室，打电话报告了上级。丹吉德玛还说：“从我的位置可以追踪到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
这两个女人当时并不知道，她们正好见证了一段历史。那架失事的飞机来自中国，由于迄今为止还不清楚的原因，它坠毁于蒙古境内一百多公里处，机上人员全部罹难。自此以后，全世界的外交官与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探讨机上的乘客到底是何方神圣。
林彪死亡惊人内幕
数月后，北京当局宣布了一个令人奇怪的解释。北京方面说：死者中有林彪元帅，他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且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机的还有叶群，她是林彪的妻子、政治局委员；还有他们的儿子林立果。这三人据说是带着他们的所有机密叛逃苏联——中国当时最大的敌人与蒙古的保护国。
但这一解释是真实的吗？去年5月，我乘军用吉普车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发，去探寻究竟。六个多月之后，我对林彪事件的调查范围远远超出了飞机的失事地点。调查结束于台湾。但这之前我还曲道去了莫斯科、纽约、洛杉矶，然后回国。我尽力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林和他的妻子是否真是这次飞机失事中的罹难者。更吸引人的是，我发现收集到的证据说明冷漠而且谜一般的人物——林彪是个复杂的人物，远不只是简单的毛泽东的激进的代表。他看上去有些像特洛伊木马，假如他继承了毛泽东得地位，他将准备转而效忠共产党的敌人——台湾的国民党。如果这样，无疑会改变中国的历史。
要考察林同国民党人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追溯到1925年。那年他进入了广州附近著名的黄埔军校。这里的许多毕业生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主导了中国的军事阶层。其中许多人追随了黄埔校长——蒋介石，后来的国民党领袖及中华民国总统。另一些人则听命于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后来的中共总理周恩来。即使许多人自始至终都处于对立的阵营中，作为这一精英团体的黄埔毕业生们总有一种特殊的校友关系。台湾一位学者说；“那个时代，黄埔学生以救国为己任，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们是很忠诚的。”
虽然林彪一直跟随着共产党，但他仍对蒋校长保有一种作为学生的尊敬。大陆一位历史学家回忆说：二战结束时，林彪陪同周恩来前往陪都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他们二人被请进一个房间，蒋介石坐在那里等他们。出于对前校长的尊重，那时已是一赫赫战将的林彪在会见中一直站着。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网络图片）
林彪与毛泽东矛盾的种子在较早的时候就种下了。林的第一次名声雀起是带领他的队伍于1937年在平型关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虽然他的胜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阻止了日军的前进，但却鼓舞了全国人民抵抗日寇的士气。毛泽东事后称赞了林彪的这次行动。但苏联一位很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德鲁森（L.P. Delusin）博士却认为，林彪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当林彪1938年去莫斯科治疗战伤与肺结核时，毛把这次远行实际变成了一次政治流放。据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林彪到达苏联时贫病交加，且没有官方证明。德鲁森说：“当他会见共产国际官员时，他甚至没有靴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的靴子借给他。这看上去像是毛泽东在故意贬低林彪。”
在莫斯科时，林彪为苏联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他对毛泽东的政策颇有微辞。”
德鲁森说，他看过这份报告。这有助于解释1940年以林彪之名出版的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它发表在共产国际宣传刊物《共产国际》上。美国的林彪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逊（Tomas W. Robinson）判断说，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内容脱胎于另一作者，而只是借用了林的名字。有趣的是，这一文章称赞蒋介石建立了抗日的全国统一阵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奇怪的是该文全未提及毛泽东。事实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两位将领因蒋不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而绑架了蒋介石之后，蒋才极其勉强地与毛泽东联合。林彪日渐增长的对毛的觉醒导致了他的第一次与国民党人的秘密接触。在1945年末，林彪秘密要求与国民党情报机关接头。国民党人安排他们的情报局副局长郑介民与林会见。根据郑关于他们重庆会谈的报告，林彪表示愿意留在共产党内，并为国民党“在将来起一些作用”。
这一资料来自台北淡江大学政治与军事事务专家李子弋（Li Zi－yi）教授。他说郑林会见数年以后，蒋介石的最亲近的顾问之一陶希圣（陶死于1989年）告诉了他这件事。李说：“我相信陶，因为他看到了第一手资料，而且既然林彪已死，也没有必要编造此事。”
根据李的说法，林彪又一次批评了毛的领导风格，把他描述为几乎是个偏执狂。毛的“左手不相信右手”。林告诉郑：“当毛派某人去前线，他一定要派另一个人在后面监视他。”蒋对林提供的消息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以后，内战开始，林被派往东北。他可能认为他的前校长不信任他——这一观点是高魁元（Kao Kwei－yuan），林的黄埔上下铺室友，后来的国民党国防部长告诉李的。李也从其他黄埔校友处得到这一消息。李子弋接着说：“因此，林要到他可以有所表示时——比如权力，他才会回来的。”
如果林对共产党领袖的指挥产生疑虑，他不会允许他们在战场上干涉他的军事行动。罗宾逊指出林是如何指挥他的军队在东北数个重大战役中打垮了国民党军队，从而得到了几近“战无不胜”的名声。但是1949年以后，林的事业道路却因政治状况与身体多病而受阻。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近十年。但当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反对为工业化而搞的大跃进运动遭毛泽东清洗之后，林接替了彭的工作。
作为国防部长，林对在军队中树立对毛主义的偶像崇拜做了很大贡献。1961年，他教导人民解放军学习毛泽东思想。著名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事实上就是林的发明，并且还有林写的前言。因为这些行动与以后的讲话，林在国内外赢得了激进左派份子的名声。1966年毛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后，林的地位由于他的权力对手被一个一个地排除而日益强固。到1969年时，这位元帅不仅是党的唯一副主席，而且是宪法规定的毛的接班人。他的支持者掌握几乎全部军方要职，占据政治局席位的一半。他所需要的只是等毛死后统治中国。
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者一般认为，林更愿意与莫斯科保有亲密的联系，而非是与华盛顿，如果中国不得不选择其一的话。然而，林的迅速崛起带给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层的不是焦虑，而是兴奋。理由是：在文革爆发后不久，林在给国民党领导人的一封密信中表示出对蒋介石的拥护。
在这一交往中的关键人物是张式琦（Chang Shih－chi），台湾1978年至1983年的情报局主任。张时年七十四岁了，已退休，住在洛杉矶。他在1966年掌管国民党军统（或称“J2”）。他说，在1966年11月，一位来自大陆的信使萧正义（Xiao Zhengyi）亲手把一封信交给一个住在香港的国民党前后勤司令周由（Chou You）。萧告诉周这封信是林彪和陶铸写的，陶当时是政治局中的第四号人物，但面临被打倒的危险。周的儿子，一个国民党官员，将此信交给了张式琦。张很满意此信的衷心，便将它交给了蒋介石的儿子——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蒋经国把信交给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信里写了些什么呢？信只有简单的两页，开始是呼吁寻求帮助，然后是微妙地表达政治的忠诚。信中说：“请给我们一些指示。”林彪与陶铸声称他们的地位“危险而不确定”。他们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疑心重而嫉妒心强的主人”，其行为“狡诈”且“难以预料”。结尾处，作者向蒋介石转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我们有机会使我们获得自由，或者我们不必为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而负责，我们愿（向蒋）从心底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以张的理解，这层意思很简单，“他们感到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并不十分有希望。于是他们试图建立某种联系。他们企图站到台湾一边。”信的详细内容于1988年在台湾发表，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试图说服国民党领导者关于此次秘密联络真实性的另一重要方面是，林、陶、萧、周与张本人都是黄埔毕业生。有趣的是，信中，林、陶、周在信中都用了军校中的绰号。J2前头目张式琦说，经过周密讨论，最高统帅决定写封回信。张告诉周要写什么，回信转交给萧，而萧于1967年1月回大陆。萧从上海又送了第二封信，这次不是由人传递。信使说，上次通过人传递国民党回信太危险了，但林已知信的内容了，萧并且说：“林的想法还和以前一样。”
张说他把国民党回复的核心内容总结成三点：“第一，我们向他表示他是受欢迎的。”这个前特务头子回忆说，“第二，我们愿意帮助他保住他的特殊地位。且（最后），我们想逐渐发展这一关系。我们想尽最快的速度给林回信，因那时陶铸已经被打倒了。”事实上，陶1967年1月倒台，据报两年后在医院死于未经治疗的癌症。
就张式琦所知，从大陆来的消息停止了。但国民党仍然相信他们在北京政府最高层里有一个盟友。
“在1966年到1971年间我们确信林已决定反对毛，”张说。“那封信后，所有涉及到林彪的活动都被密切的关注。所有他的（激进）讲话，所有他干的事情都为了一个目的——赢得毛的信任。”
萧正义从上海寄信之后就消失了，周由也于1968年死于香港。另一位确认此信息交往这件事的人是高龙（Kao Long）上校，他是前J2在英国属地的主要负责人，现居住在台北。高说他帮助证实了原信并传送了回信。“我们把此事看得十分重要。”高龙说。这一秘密过程非常复杂，因为“每一部分都紧紧相连。因为保安措施严密，此事不可能轻易传出去。”高说对于台北回复内容，他只知有限的一部分。但他认为信中一定告诉林彪，国民党会原谅他卷入共产党的活动......
但是在1966年，林似乎与毛正在度着蜜月般的时期。为什么他还要冒种种危险写一封可能被暴露的信？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因为权倾一时的陶铸被打倒，陶是中国南方党的负责人，也是林的盟友。这表明了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谁的地位是稳固的。早在1966年初毛写信给他的妻子江青，表达了他对林一篇关于政变的讲话的不满，毛怀疑林的忠诚。虽然那封信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中共官方已经承认此信曾由周恩来转交给陶铸去复印。如果是这样，陶一定会提醒林。
红卫兵制造的无情破坏以及遍及全国的混乱也许已震惊了林。作为一个强烈的爱国者，他带着使中国统一与强大的梦想参加革命，毛的倒行逆施使他感到愤怒。林此时也许已决定取毛而代之的时机已经到了。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蒋总统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 World Journal）出现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
在台湾，我找到熊要求他确认其真实性。他立刻回答说：“我否认。我从未说过此话。我不认为总统会为任何共产党人流泪。”但熊告诉我《世界日报》记者张嘉驰（Chang Jia－chi）采访过他，此人是他儿子的朋友。我给他们打电话，打到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张的家中，张对此进行了激烈辩护，说她绝非编造：“这仍然是一个敏感的题目。”她还说自己曾给熊寄去了文章复印件，并收到了熊的致谢信，熊承认他确实收到了文章，但说他“并未非常仔细地阅读”。
未提及我在美国方面的调查，我问李子弋有关蒋流泪这件事，他立刻回答说：“他绝对流泪了”。“陶希圣告诉我（蒋）哭了，因为他深感遗憾。那就是在1971年。这给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的老将无疑会对他们身经百战的勇士为一个人而哭泣感到不满，更不要说是为一个共产党的元帅了。但是蒋可能是意识到他返回大陆的最后一点希望随着林彪之死而消失了。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北京官方解释林彪在试图叛逃苏联途中死亡从来就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怀疑因有关的事实而得到加强：蒙古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且从未提及林是否在这架坠毁于其领土内的飞机上。中国人自己只是提供零星的尸体照片以此证明林在死者之中。
多年以来，对此事件的悬疑导致了各种各样关于制造阴谋的传闻。在飞机坠毁后的几个月内，美国与欧洲情报机关陆续收到报告，言及机上人员中无人超过五十岁——这远低于林当时六十四岁的年龄。这一判断似乎被我所接触到的不少蒙古人所证实。调查人员还在九个死者中唯一一个女性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包避孕药。林的妻子叶群那时已五十岁，应该已经过了生育孩子的年龄。更奇怪的是，表明莫斯科官方对世界看法的《大苏维埃百科全书》（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的1973年版对林彪只列了出生日期，并且注明了他于1973年被中国共产党驱逐。然而，试图填补这一事实空缺的最吸引人的尝试是在1983年。《阴谋与毛的继承人的谋杀》（The Conspiracy and Murder of Mao's Heir）一书作者是姚明乐（Yao Ming－le），这是作者的假名，且出版者也只说他是个“中国公民”。书中说毛通过林的盟友发现林的企图，于是他设了一个圈套，在1971年9月12日他的北京郊外别墅邀请林彪及夫人赴宴。有周恩来陪同的盛宴上，有用四百八十二年前的明朝酒泡过的美味的东北虎虎腱。但当这对夫妇驱车离开时，毛的警卫部队用导弹炸毁了汽车，当时就杀死了林彪和叶群。是他们的儿子乘机逃离并摔死在蒙古。事实上，林立果的空军身份证是大火中仅剩下的证明文件，他在死者之中从未遭到怀疑。
我的调查解决了核心的秘密：林彪和叶群事实上死于飞机之上。三叉戟飞机上的确凿证据是很难获得的。蒙古曾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飞机失事，但是该国的保密法规定此报告到2008年才可公布。但是读过或帮助整理过那份文件的人说它只会使研究者们失望，文件中未提及林彪。尽管收集到的蒙古目击者们的陈述是很肤浅的。蒙古调查组和来自乌兰巴托中国大使馆的四名代表，在将尸体分别放入棺材埋进坟墓之前，只是做了外部检查。但是我从两个渠道得知一个苏联专家组曾经飞来蒙古掘出过尸体。我明白确切的答案一定藏在莫斯科。
去年8月，我到了俄罗斯首都。凭着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我寻找到在1971年底被派往蒙古的主要的苏联病理学家托米林（Vitali Vasilievich Tomilin）教授，他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前莫斯科第三医学研究所的头头，现在在一家地方太平间作顾问。他短小壮实，长着白发和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奇怪，但还是同意会见。是的，他曾经受雇于克格勃去过蒙古，他负责飞机上尸体的验尸工作。结果是什么呢？这还需要有克格勃的同意。他曾签了一份恪守秘密的证书，并保证正式公布这一结果之前不会泄露秘密。
当时，我已经得到了必要的许可。托米林突然变得谨慎起来了。很快我就明白了真正的障碍是：扎格沃斯丁（Zagvozdin）将军，一个退休了的克格勃调查者，也是去蒙古调查组的成员之一。但最后，扎格沃斯丁终于开恩。这个克格勃侦探说他和托米林的发现只有四个人知道，另两个人是克格勃主席尤里
安德罗波夫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调查结果从未对外公布。
扎格沃斯丁说，为确认他们的资料完全正确，调查组曾两次挖出尸体。在抵达蒙古之时，他们对三叉戟飞机上的成员是何人并无成见。理由是：苏联分析家们说在那个飞机失事期间有三十八个主要中国官员消失。调查者们的第一次调查推迟到10月中旬，因为他们搜集了四大皮箱的有关失踪领导人的资料。
“死人不会说话，”扎格沃斯丁说：“死者的头盖骨上并没有写着死者的名字与身份，你必须有他们活着时的照片，然后把微笑的人与腐烂的尸体做比较。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一重大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我很幸运，因为我认出了他们：林彪和他的妻子”，托米林说：“我变得非常熟悉他们，两人嘴里有不少金牙。我们量了尸体的长度，与他们活着的身高和年龄正好吻合。”
俄国人是如何确认出他们所挖出的尸体的呢？托米林从办公室保险柜里拿出一叠纸，每张纸上都有莫斯科最高机密实验室中工作的各方位的照片。他骄傲地说：“我只从耳垂的形状就可以判断出（林彪的身份），或只比较牙齿记录，或只用其生前照片比照其头盖骨。但是这三点检验的结论是一致的，再加上其身高、年龄与战时的伤痕。不可能再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俄国人把两个看上去年龄最大的尸体的头颅带回莫斯科检验。托米林说头盖骨可能还存在克格勃的地下室里。
当然，使辨认工作能进展得较为顺利一点，是因为林彪曾有三年时间（1938～1941年）在苏联治疗战伤。林的全面的医疗记录使他们两人很快就确认了他们确实是面对着林彪的遗骨。托米林递给我一张他拍的林彪的头盖骨顶部的原始照片以及这位元帅在世时的稀有的免冠照片。林彪头上的伤处与所发现的头盖骨凹陷几乎完全重合。
在叶群这一方面，因为她在苏联待的时间较短，俄国人只有很少的医疗记录。即使如此，尸体的耳垂形状与苏联牙科记录也与调查者的求证相符合。“我们很幸运，收集到了所有的牙齿，”扎格沃斯说，“我们在棺材里寻找并且全部找到了它们。”
为了完成他们的调查，俄国人在11月初又去了一次蒙古。这次主要目的是检查林彪肺里是否有肺结核的标记。苏联人找到了此病的证据：肺上一块硬化成石头一样的东西——与苏联医疗记录里的一张X光片完全相符。此时，林彪的棺材里仅装着第一次开棺时余留的尸骨。但是托米林还是找到了肺结核的证据。他说“我们找到了它，就在右肺的同一处。”对尸体没有什么好再探索的了。苏联人走后，蒙古当局决定将遗体归还中国。但是中国人要两具无头、而且已经被肢解的尸体有什么用呢？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蒙古病理学家桑加德日（chinkhorloogiyn Sanjaadorj）告诉我腐烂的遗体被卡车运到托尔戈特（Tolgoit），一个离乌兰巴托不远的地方秘密火化了。骨灰被放入小袋中交给中国大使馆，现在应该是在中国了。
回到莫斯科后，托米林和扎格沃斯丁很努力地研究他们所找到的骨头。当一年后他们结束这项调查时，他们以自己发现而捍卫他们的名誉。扎格沃斯丁说：“通常，调查人员不在自己的报告上签名，但是我太激动了，以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托米林也一起签了名。”
正如许多人所猜测的，林彪会不会是先被刺杀，而后他的尸体被放到飞机上当成叛徒再来个自杀飞行而烧毁？扎格沃斯丁和托米林否定了林彪和叶群死于飞机坠毁前的可能性。托米林说他检查了尸体有无子弹或刺伤以表明死者事先遇害。“在一开始就排除了（死者事先遇害），尸体上所有伤痕都是来自飞机坠毁。”
蒙古弹道学专家莫尤（Turiyn Moyu）与病理学家祖奈（Gendensambuugiyn Zuunai）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任何子弹的痕迹。但是祖奈在确认尸体身份上进展不顺。他目前是国会的议员，他可能是罹难者尸体太显年轻以致不可能是林彪的传闻的主要来源。“那九人的尸体已经辨认不出了”，祖奈回忆说，“不可能说出哪一个人究竟是谁。”然而，他说：“大致的判断，我们无法证实任何一个人的年龄超过五十岁。”
祖奈的错误可能由于他缺乏经验。他一年前刚刚毕业，并未检查过多少飞机失事罹难者的遗体。而且，他只对尸体做了外部检查。中国大使许文益在飞机坠毁两天后造访了失事地点。他在1988年写的回忆录里说，牙齿记录表明尸体是林彪和叶群。事实上，蒙古人说，直到五周后苏联克格勃调查组抵达前，没有人做过任何牙齿记录的对比。
另一个重要的难解之谜是——飞机为什么会坠毁——这并不容易解决。据许（文益）说，中国专家认为缺少燃油是“飞机突然降落的主要原因”。扎格沃斯丁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苏联专家确认飞机可能已经飞到了据乌兰巴托西北五百多公里西伯利亚的城市伊尔库茨克。
中国分析家们用飞机的高度与飞行时间计算出三叉戟坠落时飞机上只有2.5吨燃油——足够再飞行二十分钟。飞机在最后的U形转弯向回飞之前，他们把飞行路线描述为飞机一直向北飞，从中国到贝尔赫（Bekh）。正如高度计算一样，这只是一种猜测。这种推断显然是错误的。
9月13日凌晨1点多，蒙古东部肯特省（Khentiy）保安司令奥特贡加（Osoriyn Otgonjargal）离开达代尔（Dadal）假日营地舞厅。这个小城处于小山地带，在苏蒙边境南五十公里，据说是这一国家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当奥特贡加和他兄弟去卫生间时，他们突然听见头上有像摩托车的声音。“我对我兄弟说：‘多奇怪，飞机的声音这么大。’”虽然云层使他们看不清飞机，这位保安司令确认飞机是向北飞。第二天早晨，他的假期突然中止，他被派往西南200公里外飞机坠毁地点。
扎格沃斯丁证实了飞机转向南飞之前，飞到了距苏蒙边境几公里处。“它为何转弯，对任何人都是个谜，“他说。援引苏联航空观察员的报告，这位前克格勃将军说没有证据表明那架三叉戟曾试图与苏联、蒙古机场联系。”我们只在飞机坠毁后才听说那架飞机，那时已经没有危险了。“即使这样，他指出这架三叉戟有可能飞向空军战略基地赤塔——而不是伊尔库茨克，就像一般估计的那样，甚至中国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一架大型的，且相对较慢的飞机怎么可能避开雷达的侦测而如此接近苏联具有最敏感设备的军事基地呢？
莫罗扎姆茨（Demshigiyn Molomjamts）已经任蒙古政治局成员三十年之久，反驳了扎格沃斯丁的说法。在那时，乌兰巴托的第二号人物是国家代理元首，而总统泽登巴尔在莫斯科与黑海过他的每年两个月的假期。莫罗扎姆茨在蒙古首都告诉我：“我们最先发现飞机时并非是其正穿越我们的国境，而是它已经飞越了我国领土，它向苏联人表示：“让我们进入。但是苏联人拒绝了。我们得知如果此飞机继续飞行，它将被击落。这就是飞机当时为什么会掉头转弯。”莫罗扎姆茨说，飞机坠毁几个月后，在一次与一位资深苏联军官的偶然的聊天中得知了这个资讯。
飞机有可能是被导弹击中吗？这可以解释丹吉德玛和索若尔看到三叉戟坠落时机上的火焰。三国的官员皆否认了这种可能。另一解释是发动机可能出了故障。那架三叉戟上三台发动机都在飞机尾部。
飞行员是否曾试图使飞机着陆？扎格沃斯丁与许文益都说可能并非如此。许写道：“减速板与其他减速装置在飞机减速降落时并未使用。”许写到：扎格沃斯丁说苏联飞行专家估计三叉戟撞地的时候，接近其巡航速度每小时五百五十公里。最终真相可能要到相关档案材料解密，特别是赤塔空防部队的档案公布后，才有可能揭开。如果飞行员当时减低飞机速度，安全着陆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大一些，因为该处大部分是宽阔平坦的盆地。
为什么林彪会登上这架在劫难逃的飞机呢？中共当局仍坚持其政治性的指控，即林彪被指犯有多项罪行，最严重的是林曾三次试图杀害毛泽东——这是在林彪死后才公布的。林彪元帅是如何渡过他关键的最后一天仍然是个谜。张宁与另一个见证人提供了重要的证言。
众所周知，1970年中期后，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关系不断恶化，毛怀疑他的第二号人物在他自己的职位上图谋不轨。然而当毛剪除林彪的权力基础时，这位生病的元帅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北戴河，“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张宁回忆说，“他经常枯坐在那里，或者查查医书和字典，为他自己开药方。”因为怕痢疾，他只吃素食，如煮熟的卷心菜和用热水泡过的馒头。
9月13日前一天下午，一丝欢乐打破了抑郁的气氛，当时林的全家聚在一起知悉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和张清霖订婚的消息。林立果为此出人意料地在晚上9点从北京飞回北戴河，他送给姐姐一些花作为礼物。但是，快乐很快就消散了，林立果也从首都带回了坏消息：叶群在政治局中的地位下降，预示着林彪将会是下一个。
这天正是周日晚上，为消除紧张感，随从人员与一些林家成员聚在一起看电影。林彪宁愿在他自己的屋里休息。看电影的人并不轻松。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放映间。叶群看来像是紧张情绪的催化剂。她告诉家庭成员准备第二天早上7点南飞广州。晚10点左右，她和丈夫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谈话，内容被林豆豆布置的警卫员听到了。叶群告诉林彪必须离开北戴河，要不就去广州，要不就去香港。林彪几乎流泪地对她说：“即使我不得不死，我也不会跑。这样，我至少还是个爱国者。”
林豆豆得知这些谈话的内容后，冲到驻在别墅外的8341警卫部队。这一部队是专门负责高层领导的安全。她告诉警卫们说她的母亲可能要绑架她的父亲。据张宁说，林豆豆试图打电话给北京的周恩来，但只找到8341部队的副头头，她要求对她父亲加以保护。
大约晚11点，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讲了长达半小时。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还不清楚，虽然北京说周恩来已经知道叶群叛逃的计划，并且试图阻止林彪的座机起飞，当时那架飞机就停留在附近的山海关机场待命。事实上，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林彪别墅外的8341部队几乎没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林的离开——随后有的只是林的妻子与儿子的匆忙部署。
打完电话后，叶群要求全家收拾东西立刻离开。根据张宁和其他消息来源说，林彪对此没有任何表示。他早已按时吃了安眠药入睡。叶群和林立果直冲进他的房间把他叫醒，他们对林彪说：“快点，有人要来抓你！”他当时昏睡无力，需要有人帮助穿好衣服。叶群去到张宁处。张宁回忆说：“叶群进来时外衣是披着的，她的帽子也没戴正。”林立果此时要求停止放电影，说：“所有人必须离开。”这时已过午夜。
当林立果得知机场已经关闭时，他马上怀疑到他的姐姐，神情大怒。他拿着枪，脸上的表情“凶残”。然而，叶群想要带上林豆豆和她的未婚夫一起走。“如果（林彪）问起来，我们没法向首长交代。”
在张宁收拾完之前，林豆豆走进她的房间让她吃了安眠药。“你先睡觉吧，我会来告诉你何时出发。”林豆豆等张宁吃完药后才离开。当张宁开始入睡时，林立果拿着枪走进屋里，张宁回忆说，“我看到月光下他的影子，他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转身，跑了出去。”此后，张宁再未参与任何行动，只是后来从别的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了详情。
外面，一场追逐正在进行。从别墅出来只有一条狭窄的下坡路，林豆豆又一次试图让部队堵住路阻止林彪被带去机场。她的未婚夫也参与了行动，但是他被告知部队正在等北京的命令。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组成一层薄薄的人墙。一位工作人员事后告诉张宁，他看到林彪被胡乱地架出他的房间。“林彪看上去昏睡未醒，神志不清，由叶群和林立果扶着。”张宁说，“他当时并非神志清醒。”
林彪被架上他的防弹红旗轿车。当车子驶向山海关机场时，负责阻挡的队伍散开了。一人向车轮开枪没有打中。当车子抵达机场时，第二拨战士受命围住三叉戟飞机，当他们看到林彪从车中出来时同样也让开了路。
叶群的司机穆忠文（Mo Zhongwen）对张宁描述了追赶现场的情景，“没有时间安放汽车登机舷梯，所以机上人员抛下软（绳）梯，他们从飞机前面登机。林彪还是身软无力，大杨（他的私人司机）用肩膀扛起他，叶群把他拉上去。”穆还看到了很重要的情况：“加油车还在跑道前，但是飞机已经加满了油。”
他说，“似乎不像（周恩来传达的）文件上说的。飞机已经被妥善地加好了油。”穆的说法如果是真的，就会支持克格勃的判断：缺少燃料并非是飞机最终坠毁的主要原因。这位司机从未怀疑过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都在飞机上。他说“我看到他们全登机了”。
飞机起飞后，先向东南飞——那是台湾的方向。一些工作人员看到了飞机的飞行路线，这些警卫人员被留在林彪的别墅里。但是二十分钟内，它飞回了。“飞机在山海关机场上空绕了几个圈子，但是未着陆。”张宁回忆说这是一些工作人员告诉她的，“无人知道周恩来已经下命令关闭中国所有的机场，没有飞机可以起飞或降落。飞机起飞后，山海关机场所有灯光全部关闭，机场上黑洞洞一片。”最后，三叉戟飞机在天上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离去，“然后，它飞向北方，再也没有回来。”张宁说。
林彪的离去不太像是要叛逃苏联的样子。事实上，这些保卫元帅的警卫部队受到的约束的和无效反应似乎指向了另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北京高层的某个人看着林彪出走丝毫都不感到遗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