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0日，阿里巴巴盒马生鲜超市的一名送货司机骑着摩托车在北京的街道上送货。（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8月29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报导）数日前，杭州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外卖员抗议。有至少超过100名骑手到场进行抗议。现场还聚集了大量警察，警察与抗议骑手发生了正面冲突。骑手们在现场组建了各种抗议群，自媒体大V多伦多方脸也通过网友提供的联系方式加进了这些群，了解到他们的实时动态，他分析了中国骑手的困境的根源，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抗议事件的背景：杭州外卖员的愤怒
就在前两天，杭州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外卖员抗议。有至少超过100名骑手，到场进行抗议。现场还聚集了大量的警察，并且警察与当场抗议的骑手产生了正面的冲突。骑手们在现场组建了各种抗议群，而我也通过网友提供的联系方式加进了这些群里，了解了他们的实时动态。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在8月12日，流传了一张图片，图片中一位骑手跪在地上，似乎在祈求着什么。很快，一个关于这张图片的故事就流传了出来。那就是这是一位19岁的勤工俭学的女大学生，她因为不顾阻拦，到杭州西溪世纪中心附近送外卖，之后出来时发现自己的电瓶车钥匙已经被拔了，并且保安要求她下跪，并赔偿200元，才允许她离开。这一下激起了杭州很多骑手的愤怒，因此这些骑手也聚集起来，要求保安还一个公道。
当然，对于这件事情，官方有另一个版本。官方称这位骑手并非是女性，而是男性骑手王某某，保安拦下他也并非是无缘无故，而是因为骑手踩坏了栏杆，更重要的是，再过公告中，也不是公安要求。虽然我们不纠结到底哪个版本是真的，因为即使这件事情是假的，中国骑手待遇差的问题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例如，2023年底，青岛市某小区门口，因骑车进小区，外卖员与保安发生口角，保安持刀刺死了外卖员。2021年1月3日，湖北仙桃一外卖小哥与小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倒地不起，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外卖小哥基本上是中国出车祸概率最高的一个群体，超速、闯红灯、逆行等导致意外事故的新闻，也在中国屡见不鲜。这些悲剧深刻反映了骑手群体面临的严峻现实。
骑手的工作环境：收入与尊严的悖论
在我与外卖小哥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外卖骑手的收入其实不能算低。很多一线城市的外卖骑手，认真工作，做到月入7000-8000元并不困难，甚至努力一点，可以做到1万以上。而在一些三四线城市，收入虽然低一些，但对比城市其他工种，也还算可观。然而，困扰外卖小哥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尊严问题，而非收入问题。
外卖小哥基本上是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他们不仅要被保安欺负，还要承受送餐时间的限制，常常被折磨得高度紧张。工作收入有，但是没有尊严，累，这其实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特点。中国社会的普遍特点中，也反映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背后，根本上是社会结构的缺陷和对劳动者的不公正对待。
外卖骑手们的工作环境是极其苛刻的。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恶劣的天气条件、繁忙的交通状况、严苛的时间限制等。尽管骑手们在经济上可能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但这些补偿无法弥补他们在工作中遭遇的痛苦与不公。很多骑手为了赚取更多的钱，常常不得不冒险违反交通规则，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安全风险，也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此外，骑手们在面对社会对他们的偏见时，也感到极大的困扰。尽管他们的工作对社会运转至关重要，但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和尊重却很有限。骑手们常常被视为低贱的劳动者，他们的辛勤付出和贡献往往被忽视。这种社会对骑手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负担，也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平台剥削 骑手抗议 无序的反抗
骑手们的困境不仅仅源于高压的工作环境，还有来自外卖平台的系统性剥削。平台如美团、饿了么等，通过精细化的AI调度系统，将骑手的配送时间压缩到极限，以追求更高的效率。美团的“超脑”系统和饿了么的“方舟”系统，正是这些剥削机制的核心，它们通过极限方式分配订单，使得骑手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这些平台通过算法操控骑手的工作，剥夺了他们的劳动价值。骑手们的收入直接与接单量和评分挂钩，而这些数据都由平台的AI系统控制。即便骑手们再努力，也难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机制。平台通过对数据的操控，进一步加剧了骑手们的工作压力，使得他们的劳动越来越机械化，越来越无法体现个人价值。
尽管骑手们的抗议频繁，但他们的抗争往往显得无序且无效。杭州的抗议活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骑手们通过网络建群号召集体抗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他们的行动最终演变为混乱的场面。这种无序的抗争不仅未能有效表达诉求，反而使得抗议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缺乏有效组织和策略的情况下，骑手们的抗议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在全国范围内，骑手们的抗争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力量来与资本和政府对抗。尽管个别地区的抗议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汕尾骑手的罢工，但这些成功往往是短暂的，难以撼动整体的结构性问题。骑手们缺乏有效的组织和领导，导致他们的抗争往往显得无力和无序。这种状况不仅暴露了骑手们在面对资本压迫时的无力感，也表明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骑手未来的希望：工会与立法
骑手的困境不仅是工作环境和平台剥削的问题，更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力量和立法保障。中国的骑手们目前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也没有在立法机构中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这种缺失使得骑手们在面对资本压迫时几乎没有反抗的力量。
早在2019年，中国曾出现过一个名为“外送江湖骑手联盟”的民间组织，由骑手陈国江发起，旨在为骑手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帮助。然而，这一组织在政府的打压下最终被取缔，骑手们再次失去了有效的抗争力量。陈国江和他的组织曾尝试通过法律手段和公共宣传为骑手争取权益，但最终面临了严重的压制和打击。
真正解决骑手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工会组织和立法保障。骑手们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帮助他们与资本和政府对话。工会可以为骑手们提供法律援助、谈判支持和集体行动的能力。而立法机构则需要制定相关法律，保护骑手的基本权益，确保他们在工作中的安全和尊严。
然而，中国政府对于民间组织和工会的压制，使得这些解决方案变得非常困难。中共政府对于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持有高度的警惕性，担心这些组织会威胁到其统治地位。骑手们的抗争不仅是对资本的反抗，更是对整个社会不公的挑战。在没有有效组织和立法保障的情况下，这种抗争很难取得持久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