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图片来源: Adobe stock图）
【看中国2024年6月22日讯】英国岑耀信（Lord Sumption）勋爵高调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职，随即惹来北京多个部门密集的人身攻击，指他“失实、失信、失德”、充当外国政府和政客“政治操弄的工具”等等。这些激烈措辞，不知有何事实依据，但充分反映北京怒火中烧，从中亦可见岑耀信勋爵今次辞职，及其后对香港法治的批评，是如何准确刺中北京的政治中枢神经。
单看岑耀信勋爵的背景，便可明白北京何以采取人格谋杀的严重谴责，以对付他的辞职。岑耀信勋爵是公认的法律奇才，出任最高法院法官前，未当过全职法官，在英国史上第一人。他2018年退任英国最高法院法官前后，法律界特别向他致意而出版的学术论文集起码有两本，分别探讨他对私法、公法以至法治的贡献。
同时，他也是著名历史学家，著作等身，其中对英法“百年战争”的四卷历史研究，更被赞誉为巨著，既充分运用多方面的原始记录，对历史也能赋予同情的理解。一位重量级的法官和历史学家，曾经参与终审法院的司法工作，如今论断香港的法治身陷险境，即使不看批评内容，单凭批评者的公信力，就可知岑耀信勋爵今次请辞有多么轰动。北京要找到和他级数接近的人物，为香港《国安法》和法治背书，难乎其难，因此提高嗓门猛力炮轰，看来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岑耀信批47人案裁决站不住脚 香港法治基础疏漏百出
不过，猛烈抨击不能解决三大疑问。首先，北京眼中这个操弄政治的外国势力“坏分子”，竟然可服务终审法院大约五年，谁要为此负责？既然北京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那么除了委任岑耀信勋爵的前任特首林郑月娥之外，其他负责把关的中央机构，如港澳办、中联办等等，又是否失职？北京又如何看待他过往的判案呢？
其次是岑耀信勋爵质疑立法会47人案的裁决，并不符合法治原则。他认为，既然《基本法》写明以普选为终极目标，并容许立法会否决财政预算案，同时又规定两度否决预算案的话，特首便需要下台问责，那么47名被告并无不妥，因为他们通过初选，由选民决定谁来参选，谋求在立法会取得多数议席，再以否决财政预算案为谈判条件，向当局争取落实普选及其他要求，不外以合宪手段争取宪法订明的目标。
法院如今裁定不能以公共财政以外的理由否决财政预算案，更不能以此要胁行政长官改变政策，违者等同阻碍政府运作，罪犯国安须处重罚，在他来看，不啻是将合法手段和目标都变成“非法”。更重要是，裁决代表香港的司法考量出现巨大的变异，跟他对法治的信念有根本的分歧。因此战狼式破口大骂，上纲上线，不能说服也不会吓怕他，只会证明他认为香港走向极权社会的判断，千真万确。
其三是他指出香港法治的基础疏漏百出。首先，立法会可以快速通过《国安法》，可以对殖民地煽动法规全部保留，法官面对压制自由的法律，别无选择，唯有依法判案。其次，香港终审法院的裁决其实不是终审，北京可以按照需要，通过全国人大释法扭转香港法庭的裁决，取得喜欢见到的结果。其三是执政者被迫害妄想症作祟，被授予《国安法》的权力，表面是平服暴乱，其实是取缔和平的政治反对声音，包括反对派政治势力、支持民主的媒体、和平表达意见的民间团体。最后是官员及亲政府媒体对不利政府的法庭判决严厉批判，营造压抑的言论环境，法官需要额外勇气，才敢作出“政治不正确”的裁决。
香港法治的系统性制度 划定人民和政府权力界限
可见，岑耀信勋爵所讲的法治是一个系统的观念，包含法律制订及理念、政府施政取向、香港法院的权威及言论自由环境四方面所决定的权力格局，以及由此划定的人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两者之间的界限。他认为香港的法治身陷险境，亦同时指它慢慢成为极权主义国家，虽然没有解释两者的关系，但意思清楚不过，就是指政府大权在握，足可界定官民之间的权力界限，也代表香港与法治的距离越走越远。
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岑耀信勋爵的正面挑战，北京该先理清问题所在，逐一解答上述三大问题，特别以系统的角度，论述香港法治的制度状况，否则一味破口大骂，或者强调香港司法独立，法官判案不受干扰等等，不要说无法面向国际，讲好香港故事，单是安抚剩下来的七、八位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相信也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