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4年6月3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六四见证人、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于六四前夕接受《看中国》专访时披露了她在35年前“六四”血腥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和见证。这次专访中她还首次披露了戒严部队新闻处如何造假、栽赃学生、市民。她也讲述了30年后她决定披露真相的心路历程，以及从香港人的反抗和大陆白纸革命中看到了民众觉醒的希望。
下面是《看中国》对江林的专访第三部分。（为表达清楚，下文有经过编辑。）
戒严部队新闻处造假
江林：戒严部队新闻处都是我们报（指《解放军报》）派出去的记者，那时候整个北京的所有新闻单位，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全部不能发消息，全被军管了。因为这些新闻单位的人，在426以后全部都上街了，记者全都去支持学生了。《人民日报》带头立即开始新闻改革，说要报当天的新闻，反映学生在广场的情况，老百姓怎么给他们送水送药。就因为这些事情，《人民日报》7个编委全部下台。然后总政宣传部部长亲自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军管媒体后，戒严部队新闻处就成立了，取代新华社的功能，之前所有媒体要发新闻都以新华社为主。戒严部队新闻处就是这样的一个职能。戒严部队新闻处成员到中南海李鹏的办公室去办公。发布的消息全部是谣言，为什么是谣言呢？他们也有录像，但是他（通过剪辑）颠倒黑白，比如军队先开枪，然后老百姓再去反抗，他们就把这个录像给倒过来，先放老百姓反抗怎么打军人的，然后军人是自卫，所以，老百姓就说解放军真好，来救我们了，这些暴徒多坏，把军人扒光了点天灯放在立交桥上。全世界看到的都是这个。
包括那些记者都说，这个事哪天要是翻过来，不一样的消息就会出来，因为全部都有照片，其实最珍贵的照片全部都在军事记者的手里，但是他们现在不拿出来，有的应该也销毁了。我觉得不会绝对销毁，这是记者的生命，这辈子你所掌握的这些东西，这是真相啊，谁会把自己的心血给丢掉，太珍贵了！他们也许会以各种方式保存，比如存在云端。
后来我就跟六四纪念馆讲，我们现在看到的和收集到只是一点点，我们没有拿到最核心的东西，因为我们没在现场，谁能跟解放军一起去清场？就是跟着部队的军事记者，这些证据是泯灭不了的，你现在能把那些人抓起来扔监狱里，你敢吗？而且他们那些东西放在哪，你知道吗？就算现场记者已经给没收走了，所有摄影记者的照片不可能只是一个备份。所以我就说，天安门这么大一个战场，不是一个人看到。第二，因为战场太大，就是每一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局部，所以我跟很多人都讲，我们知道的只是凤毛麟角，只是那一个时段、那一个地区。还有北京市被关起来的人成千上万，那些人当时勇敢的行为是因为看到了什么被激怒了？很多市民只是站在旁边看，那些被抓起来的真的有行动，真的救人了，或者他们真的去烧那个车、点了坦克了。
记者：你是中校，张胜是大校，你们都不知道武力清场的消息？
江林：当时我们都不知道那天要发生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会保护自己，我们不会生生的让他们包围我们，把我们打一顿，而且我们四个人都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张胜的太太（头部）伤口化脓一直好不了，只能引流；他孩子小手指断了，三天找不到人，只能动用老爷子（指张爱萍），张胜父亲（张爱萍）就说我们甭管怎么样，就找那戒严部队，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怎么都找不到，最后没办法了，动用军委警卫处，专门就是保护那些领导的，特别是他们家的警卫，因为那些人都认识他那孩子，到那些看守所去扒拉人头，那些士兵认识他的，一个一个扒了脑袋，一个一个看，最后在中山公园旁边一个临时的拘留所里找到了，（六四当天）没死的给抓那去了，第三天才找着。
六四戒严部队的士兵都进城来，怎么安置这些人呢？首先就是军队这些大院。
我住在总政大院，我表弟回来看我，说姐你知道吗？咱们院门口竖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等着瞧！就是老百姓写的。我们院也要接纳一部分士兵。一天晚上，就听着那拨人打着枪就进来了。一个朋友住的是部长楼，一栋楼住才住两户人家的，正好在靠近门口、靠近街道，把他们吓得把那小孩都推到屋子的中间，趴在地上不敢动，就听着枪响。
还有一个人，夏天北京很热，大家都觉得戒严了就应该安全了，出来走走，她在路上散步就被打伤了，然后送到医院。她先生在军队工作，全部都得转业，就因为你太太受伤了，你是见证者。就像我这样，你受伤了，那你就得出局。
记者：过了30年你才决定把这一段历史见证公布于世，在这30年中你是怎么思考的？最后又为什么还是决定站出来把这段历史讲出来？
江林：2019年《纽约时报》的记者反复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父亲是一个军人，我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以后成为主要军报的记者、军官，我一直有一个幻想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自己纠正错误，但是我等了30年也没等到这一天。
这个幻想来源于胡耀邦，因为文革这么大的事情，时间也是这么长，还有反右，三反运动什么的，将近28年这样的历史，最后都得到了平反。我觉得64这么明显的事情，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且受到了整个国际制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可以被平反的。我觉得共产党里面应该有这样的良心吧？我一直觉得他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去公布这件事情，来解决这个事情。他们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其实说实在的，一直到2019年的时候，都没有多少人说要打倒共产党，因为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确实老百姓的生活是明显的提高了，包括一个普通的农民，都是觉得是翻天覆地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纠正自己的错误有什么不好呢？真的是对共产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幻想。
但是等了30年都没有等来，因为我跟张先玲的这种密切关系，她跟我讲了很多，就是天安门母亲好多人都去世了，都没有盼到她们的孩子被平反的那一天，这对她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前几天，张先玲还问我，说正义会不会永远都是占上风的啊？她说现在看来怎么这么渺茫啊，这个世界真的很乱，在战争不断的世界里，真的是群魔乱舞。
我那时候身体很差，如果我不说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就永远就不知道了，就会带到坟墓里没有人知道。我觉得我不说就是一种犯罪，因为我是记者、我知道真相，我的责任就是要把真相告诉大众。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对这些死去的人，只要这个事实存在，他们就有希望。我觉得如果这个事实大家都不讲的话，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
所以那个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来找我们，那时候是六四30周年。他说你看你现在的环境也挺好，你做好了这个准备了没有？因为你要说这一切，就意味着你要把你现在所拥有的这些，全部都放弃了。第一你有可能你就回不来了，第二你有可能就被他们抓走了。你自己想好了没有？他说如果是你没想好的话，没关系我们留一个记录，我们不把它公布出来，作为一个记录，这样也是可以的。
他反反复复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要讲出来，我如果不讲出来真的死不瞑目，那样的话我活的就像一个蛆虫一样，真的都不是人，我不能这么没有尊严。我觉得哪怕我失去自己的这些所得、这些待遇，现有的生活，我也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记者：在2019年正好是六四30周年前夕，时任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出席各国防长会议时评价六四事件，他说当时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说没有镇压就没有改革开放30年。
江林：正好那天，当时我在美国之音，我就专门说到这个事，我说这就是胡说八道，这根本就是颠倒黑白，如果没有这个六四镇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会更好，而比现在更好，因为那个改革开放，就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是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合的一个改革开放；而不是说是权贵们的赋予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开放，一个瘸腿的改革开放。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没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是一个全面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全是为他们一小撮人谋私利，一个权贵集团谋得私利，而广大群众没有受到真正益处的一个改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记者：六四过了30年后，2019年香港爆发全世界瞩目的反送中运动，我们看到港警是怎么样用催泪弹、用各种暴力手段对付非常和平的手无寸铁的香港市民。香港人只是要自由要和平，但是受到这样的待遇，很多人就感觉像六四在香港重演？2020年冬天，经过三年的疫情，面对非常极端的封控政策，中国老百姓举起白纸抗议，并且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你认为经过30年，中国人是不是有一种变化，精神上有一种觉醒？
江林：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的明显。
我那个时候每天都关注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进展，而且能实时的看到现场情况，我非常佩服香港的年轻人，他们真的跟六四学生是一样的，他们知道用自己的行动跟极权抗争，这个自由不是白来的，是要靠抗争、靠流血争取来的。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我真的特别感动，好几次都流眼泪。尤其有几张照片都印在我脑子里，一个女孩子盘腿坐在军警前面，然后好多被带走，那些女学生非常坦然的被抓走，有的被摁在地上脸被警察脚踩着。我觉得就像六四的那个情景浮现在我面前，就跟被子弹打伤的那些青年学生是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了民众的这种觉醒。
因为我后来在香港工作了10年，我对香港特别有感情，也特别理解香港人的这种心情，他们本来生活在那个社会，非常幸福也很富足，但是这个环境被所谓的‘一国两制’破坏了，被香港回归破坏了。
那10年我不断的看到对香港社会的侵蚀，我最后离开香港的原因也是因为中资大量收购香港媒体做舆论渗透。我的朋友跟我说，江林你这样的人要再待下去，你一定会跟他们发生冲突的，我劝你离开算了。我想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2007年，我离开了香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说假话，一个记者说假话就是犯罪，就是一个谣言制造者。
所以对于反送中、白纸运动，国内封锁是非常厉害的，就让我们看不到、不知道那些人究竟是谁。
我也看到，每年的六四纪念越来越多参加，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就预示着年轻一代的觉醒。就像2019年我要出国的时候是带着对这个政府的绝望，好多年轻人就和我一样。
另外，我觉得长时间以来，六四在中国的历史上完全被抹去了，甭管你去检索什么，这一天象不存在一样，连6月4号这个日期都没有了。
人们对这个事情的淡漠和遗忘是非常残酷的，对这些亲身经历的人，特别是六四死难者太残酷了。他们献出了生命，最后这个事情像没发生一样，这个真的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要站出来。
我觉得白纸运动也好，还有反送中运动也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年轻一代的觉醒。
记者：像你所说，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你要问他六四是什么？他真的不知道，头脑里一片空白。这等于说这一天在中国就被完全抹杀了。你认为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责任，去铭记这段历史和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江林：我觉得我们有几个责任，第一个就是记录这段历史，不管是通过什么手段，把它记录下来。
我2019年以后，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所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我原来就有记录，我曾经为了这个记录这件事情，我两次失去自由，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我记录了这个事情，他们得到了，被警察抓起来，被军队抓起来关起来让你交代这些问题。这等于向所有的人宣布你是一个罪人，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这是一个侮辱，而且是一个天大的侮辱。
我把这个东西整理下来以后，还附录了一些说明，因为时间很长了，尤其是后来的这些记录，只是作为我个人的一种记录，只想给我的孩子留一个记录，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妈妈在那个阶段经历过什么，就包括我把孩子送到国外，都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不想让她在中国重复我的经历。所以我砸锅卖铁都要把她送到国外。作为一个母亲，我要对她有一个交代。
我的孩子是目睹这些事情的，我记得六四那天早晨，我从医院被送回到家里，她躲在门后看着一个满脸满身都是血，脏兮兮的这样的一个妈妈回来了，给她吓得躲在门后都不敢看我。晚上睡觉时，我做梦在那喊，她在旁边摇我，说妈妈你怎么了？因为疼，我不停的做噩梦，而且又是趴在床上睡，她摇我我才知道在做梦。我那两次被抓起来，都是在她的面前把我抓走。所以我要给她一个交代。一开始是写给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做新闻了嘛，我就非常痛苦，所以我的那个副标题是：献给我钟爱已久的情人。因为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都像跟新闻结缘一样，新闻就是我的生命。
我非常热爱记者这份职业，我采访了很多人，他们给了我很多力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他们向你敞开心扉讲述他们的生命。每一个记者都会得到一些营养的。我觉得这个事业最适合我，突然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就像一个情人跟你越走越远，很痛心的一种心情。
我从1990年开始记录，包括我两次入狱，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记录，但记得真的特别痛苦，我都写不下去，太痛了，等于你重新回忆一遍，人家怎么侮辱你、栽赃你、逼迫你，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真的不堪回首。后来我的朋友把这些记录拿给我，我都不敢看，一看我就哭。简直就像揭你的伤疤一样，本来这个伤疤慢慢好了，你揭起来的时候很痛的，连肉带血一起揭起来。
我的那些稿子是我朋友帮助我打字出来，我做不了这个事，太痛了。我朋友告诉我这是历史，应该记录下来。
后来我向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无偿捐献了这些记录。因为我觉得在中美的对抗当中，很多美国的决策人物对中国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我们作为中国人，向他们贡献一点我们所知道的。同时，这个研究所是全世界开放，可以让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政府，以及了解中国的反抗人士和异见人士的悲惨境遇。
另外，我把我的血衣（洗了无数遍都洗不掉血迹）和一部分手稿捐献给纽约六四纪念馆。我觉得我们要收集这些历史的证据，留给历史，留给未来，留给我们的后代。
第二，我们不能忘了还在狱中（的政治犯），有一些虽然被释放，但生活非常艰难的难友们，尤其是六四难友。
在帮他们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他们的一些境遇，这些六四抗争者虽然被放出来了，但他们没有医保、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有一个人给我印象特别深，他出狱后父母都死了，他们家房子被霸占，唯一给他留的是一个小厨房，只能放下一张床，这个厨房还被一个盲流给占了。他自己已经精神失常，就靠一些有良心的市民帮助。盛雪（指民阵）他们筹集的捐款不能直接汇给他，因为跟他住在一起的盲流会抢他的钱，所以这些人就是每次给他买一点东西送去。
我很敬佩30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国内良心犯的这些组织和这些人，他们坚持不懈的援助，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是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盛雪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她30多年来一直给一所小学的学生讲六四的故事，最早听这些故事的孩子已经30多岁了。她认为这是她的一个成就，我认为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应该有更多的人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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