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对宁汉两个政府持截然相反的态度。（网络图片）
阎锡山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极表赞同，而对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则极为鄙夷，他认为，“武汉不倒，南京必失败，时期愈延长，愈危险，武汉倒后，中国之军阀，必不足以为国民党之敌手也，应排除一切，专对武汉。”
阎锡山所以对宁汉两个政府持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这从他对武汉政府派来的代表孔庚于6月17日抵达太原后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说明其原因，阎锡山对孔庚说：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府，蒋总司令是总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汉是共产党的政府。山西人已害怕，已决定约蒋总司令动员北伐，拒受汉口政府之命令”。
“武汉有一个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来的，武汉政府完全为他所把持，一切事情非得他的许可，不能有所作为。武汉商人的资本，以及丰裕之人的产业，都一概被没收，已经完全实行共产。”“汉口方面将孔子塑像抬上游街，横加侮辱，显然是毁灭中国文化。我即不与汉口往来，只与南京合作。”
这也是阎锡山何以不接受武汉政府于3月11日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一职的原因。而在此期间，由于奉军在津浦一线作战失利后，准备向南京政府妥协，其中奉方只提出两个条件，即“一、废除共党。二、与俄脱离关系，如宁方能行二条件，津浦战事立即停止。”
在阎锡山看来，既然南京政府是坚决的，蒋介石是“革命”的，而奉方又把废除共党作为了与宁方合作的条件，那么，与蒋介石合作既可遂其志，又不会招致奉方的报复，于是，他不久便通令全省易帜，并毅然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与蒋介石携手合作。
从阎锡山这种选择上，可以清楚，他的易帜和后来讨奉北伐的目的之一，是想要通过经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消灭、扑灭共产党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北洋军阀等地方势力。“4･12”清党后，阎锡山曾多次向蒋介石提议“联奉讨共”，并劝促奉方与南京政府合作，“组织讨共大同盟”。
中共在山西的第一个组织——太原支部，是高君宇受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委派，于1924年5月成立的。由张叔平、傅懋恭、纪廷梓组成支部干事会，张叔平任书记。阎锡山对于党派活动虽然一直限制较严，“4･12”清党后，阎锡山也在山西“清党”。
在“清党”中，阎锡山提出了“清其法”重于“清其人”的做法。他说：“惟自本党容共以来，共产党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党者不少。喊叫的口号，实施的行为，多陷于共产化。划分阶级，挑拨争斗，诚认为招兵良法。本党党员不知不觉中，亦仿效之。此实本党之大危险。亦民族残杀之弊端。今日清党，实为本党之紧要工作。”
对于今日台湾国会人大化举手通过表决的荒诞，有多起自发的公民运动，图为524下午三时青岛东路旁的济南路。（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网络）
对于马克思“按需分配”的理论，阎锡山也大加否定。他认为“就事实言，劳动者对其所生之产，无享有权，只能享受，劳动与享有分离，‘分配既不公道’，即‘不合乎人情’。生产的劳动为痛苦的，若成为强迫之被动的劳动，人必怠于劳动，则不‘适于生产’，其弊一”；“人之智，愚、巧、拙各不相同，乃使其获得同等的享受，不足以激励劳动创造，其弊二”；“亲人之父母，不若亲己父母，爱人之儿女，不若爱己之儿女，终老长幼之责，不能付之直系亲属，而付之政治，有老困于终，幼困于长之虑，其弊三”。因此，阎锡山认为“按需分配”不合乎“公道”，不合乎“人情”。
看清了红魔，阎锡山晚年安顿在台湾台北的阳明山上。（图片来源：手绘插画 Winnie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