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一个酒吧和餐馆区的入口处，可以看到安全摄像头。（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3月9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中国现在拥有7亿个闭路电视摄像头，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国家监视系统。这些电子眼不仅可以识别远处的面孔，而且在面部特征被隐藏或模糊时，还能够识别步态，这种能力可以并且很快将被增强到这样的程度：由智能摄像头监控的眼睛本身的运动足以识别任何人。
那些疯狂而天真的工程师，如此热情地帮助构建这个系统，它被称为“天网”，灵感来自科幻小说《终结者》系列中的流氓和全视技术。这个名字还借用了中国一句著名的短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生动地描述了新国家监控机器的广泛能力。
与之结合的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该体系为非自愿参与者分配分数，反映了他们对党的指示的遵守程度，从而实现了对个人在电子领域的全面掌控，包括最敏感的领域，如储蓄和出行。
对中国人来说，甚至对游客来说，如果社会信用评分超过某个阈值，他们接触世界的机会可能会减少到零。这意味着被排除在几乎所有可以虚拟化的活动之外，包括开车、购物、工作、用餐、寻找住所，甚至与朋友和家人交往（因为与社会信用评分较低的人在一起可能导致自己的评分下降）。
这种体系为政府提供了向公民榨取奴隶般劳动力的机会。通过向国家无偿提供劳动来提高分数成为一种手段，对那些犯错误的男女公民来说，这是维持社会一部分的一种方式。这不是契约安排中自由公民应享有的“为我工作并从中受益”，而是“为我工作，我将解除我所施加的剥夺”，这正是奴隶贩子梦寐以求的支付制度。
这种“反乌托邦”的世界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因为中共采用的技术是西方技术的延伸。在西方，我们也面临类似的趋势，受到假设的危机所驱使，我们逐渐向着相似的方向前进。这包括假设的广泛性和自动化身份识别的“便利”，以及我们所面临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被用来证明不断扩大的影响范围是合理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安全而照顾的国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中，购买和电子媒介通信模式使我们的自我简化到“数据”的程度，这成为我们身份的现代版本，同样构成了我们足迹的形象。这种身份不仅可以被企业经纪人买卖，用于向我们销售所需之物，而且还可用于跟踪、监控和惩罚我们的行为和言论。
行为科学家通过在幕后操纵无形的激励措施，将人们引导向特定意识形态的决策方向，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企业通过跟踪购买决策和开发算法，预测我们最有可能感兴趣的事物，不仅是为了提供我们所需之物，还是为了塑造我们需要的东西。
政府与这些企业代理人勾结，描绘我们的行为、思想和言论，以便对偏离预期目标的行为进行映射、奖励和惩罚。数字身份和货币的发展可能最终导致这种趋势的结果，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促进像乔治·奥威尔描述的那样的范围，这是乌托邦思想家几乎无法想象的。
随着新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迅速涌现，监视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范围超越了未经增强的人类的想象。这些系统确保我们的态度、行为和个性可以被操纵到我们无法看到的超级国家所构建的现实之外。这标志着一个法西斯主义的终极勾结，即自利企业与偏执的国家之间的合谋，迷恋于反人类的统治。
我们已经出卖了我们的灵魂，以追求眼前的满足和便利，同时受到恐惧理论家的诱惑，他们向我们保证追求我们如此渴望的安全是正义之举。这不是一个党派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每个关心维护个人安全、隐私和自主权的人的问题。
在加拿大，国家的过度越权行为发生在工人阶级抗议中，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这显示出国家和企业代理人越来越有能力和意愿，同时行动上也更加协调。他们不仅可以监控我们的行为，而且可以精确地描绘我们的思想和言论，以便对偏离权力核心的行为进行映射、奖励和惩罚。
尽管一些法律判定这种做法违宪，但并没有阻止国家过度介入。新的立法要求建立一个官僚机构，以法外方式监督和惩罚所谓的“仇恨犯罪”，这一术语很快被定义为官僚机构和企业发表的任何言论或行为。这引发了对行为前的可能犯罪的担忧，因为法庭代理人现在有权判断一个人是否可能在未来犯下所谓的“仇恨犯罪”，并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对其进行限制。
随着监控公民的能力不断增强，对潜在犯罪的迫害变得越来越可能。 “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你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成为那些最有可能转向监视以保护和控制的人的座右铭。
前苏联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曾说过一句苏联时代的笑话：“让我看一下那个人，我就能告诉你他是个罪犯。”在约瑟夫·斯大林的恐怖时代，这些话是足够正确的——而且当时的警察也足够秘密。但与我们现在能够并且可能会产生的东西相比根本不算什么：警察如此秘密，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发现他们全面而细微的活动，监控如此普遍的犯罪，以至于每个在体制支配下的人都会有一些隐藏的事情，这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本文译自加拿大心理学教授乔丹·彼得森发表在《电讯报》的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