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区代表高岗在新政协会议上讲话。（图片来源:公用领域）
高岗是中共建政前后高级领导人之一。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与刘志丹一起在陕甘地区建立中共根据地，并担任政委；后协助北上逃跑的毛泽东部在陕北站稳脚跟，因此深受毛的重用，先后担任西北区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等职务。
中共军队占领东北后，高岗被任命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兼政委等，他是当时六个大区唯一一个身兼党政军四大要职的领导人，因此被称为“东北王”。1949年9月，高岗任中共中央政府副主席，后又兼任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岗成为当时对毛的权威最具挑战力的人之一。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中披露，周恩来根据一封史达林私人特使科瓦廖夫给史达林的信，断言是高岗向苏联透露中共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内幕消息，因此给高岗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
1954年2月15日至2月25日，周恩来领导并号召揭批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高岗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
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即2月25日，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给高岗定了性。周恩来还在发言中无限上纲，称“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曾做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这句诛心之论最终置高岗于死地。
随后，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上纲上线，说“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的地步。”
1954年4月29日，高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周恩来随后向毛、刘汇报，“经过党的半年管教，高岗毫无悔悟，于8月17日自杀死去。”
高岗死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周恩来批示，高岗可以礼葬，墓碑不可以刻字。文革开始时，高岗的墓碑被砸烂半截。
那么高岗究竟有没有向苏联“告密”？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被置于死地的呢？史达林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俄罗斯汉学家、曾在外交部工作的冈恰洛夫在其文章《毛泽东与史达林的对话：通过一个生命的棱镜进行采访的历史》中，通过查阅苏联秘密档案，以及对科瓦廖夫的采访，并参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任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列多夫斯基的专著和中共专家的笔记，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科瓦廖夫，不仅是史达林的特使，也是苏联在东北的首席顾问，苏联著名的铁路运输专家，曾担任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铁道部部长。他1948年至1950年在中国。也因此，他知晓彼时史达林和毛泽东在一些敏感问题接触上的一手信息。
冈察洛夫文中提到给他手稿资料的一个中共专家名叫李海文。她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接触过最高级别的中共秘密档案。此外，她还与担任中苏最高领导人会晤时的中方翻译师哲关系密切，师哲与科瓦廖夫有着密切的接触。
在文章中，冈察洛夫提到在1949年6月，排名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与史达林会晤。随行的有时任东北最高领导人高岗和王稼祥。在会谈中，高岗提议将其管辖的三个省份（黑龙江、辽宁、吉林，即满洲里）并入苏联，成为苏联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有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包括后来废除的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
此外，在会谈中，刘少奇还正式撤回了此前毛提出的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海空支援、以进攻并打败台湾国军的要求。
高岗到底有没有提过这样令人大吃一惊的建议？文章提到中共专家们有不同看法。李海文在其手稿资料中称冈察洛夫曾在1991年第6期《远东问题》中回忆科瓦廖夫的文章中，提到从科瓦廖夫那里得知，高岗亲自向史达林提出关于将中国东北设为苏联第十七加盟共和国的问题。1992年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出版的《东欧中亚局势》披露了本次采访的节选。曾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看完这份材料后，给李海文打电话说，他认为科瓦廖夫的话比较准确。
1992年3月9日，李海文去拜访了师哲，但师哲却否认科瓦廖夫的说法。读过刘少奇在苏联期间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的李海文，也的确未在电报中看到相关事情，所以就相信了师哲的话，并据此写了一篇文章反驳。
这一年的夏天，冈察洛夫被调到俄驻北京大使馆任政治事务顾问。1993年，李海文、冈察洛夫等人再次去拜访师哲，师哲依然否认高岗有过这样的提议。在离开师哲的公寓后，冈察洛夫说科瓦廖夫和师哲“相处的不太好”。
师哲断然否认的理由是：一、科瓦廖夫没有参加刘少奇与史达林的会面，因此他并不知晓会谈内容。二、高岗“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是政治局委员，决不能公开或以其它方式建议将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为苏联第十七共和国”。
师哲还举例说，苏军在抗战后期攻入中国东北，并将东北工业基地的设备拆除运回苏联，高岗对此很不满意，并想将不满之情告诉史达林，但刘少奇却不同意。一个对苏联攫取东北工业设备都不满的高岗，怎么会提出让东北成为苏维埃第十七共和国的建议呢？
此外，师哲也否认了科瓦廖夫所说的刘少奇在会见史达林期间，正式撤回了毛提出的要求苏联向中共提供海空支援、以进攻并打败台湾国军的要求。
此后，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采访的内容和李海文援引师哲看法的反驳文章，被广泛引用。冈察洛夫遂写了这篇文章，予以进一步佐证自己的看法。本篇重点关注高岗问题。
一、科瓦廖夫是否参加了刘少奇与史达林的会谈
师哲对于自己所言“科瓦廖夫并未参加会谈”的解释如下：刘少奇去苏联的时候，科瓦廖夫也一同前往，并安排行程。经过七、八天后，刘少奇一行抵达了莫斯科。在第一次见史达林时，刘少奇让科瓦廖夫一起前往克林姆林宫，但刘让他等候在办公室外。史达林知道科瓦廖夫在办公室外，就派人叫他进来，询问旅途情况等。科瓦廖夫回答完后，就离开了屋子。因此他对会谈内容一无所知。
但冈察洛夫在通过对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期间与苏联主要高层接触的情况梳理发现，科瓦廖夫全程参与了本轮会见，讨论了所有关键问题。此外，2000年沈志华教授主编的苏联档案文献第20卷出版，这其中就包含有关1949年6月28日与中国代表团谈判的信息。据记载：在苏联的参加者中，科瓦廖夫随中方代表团进入办公室，并与中方代表一起离开办公室。而中方的参与者并没有提到师哲的名字。
1949年7月10日，史达林在其位于Kuntsevo的别墅中接待了中共代表团。次日，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刘少奇的中共官方传记中，科瓦廖夫被提到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之一。
1949年7月27日和8月5日，史达林与刘少奇再次举行会谈。苏联与会者中，史达林提到了科瓦廖夫，中方参与者中提到了卡尔斯基（师哲在苏联的名字）。其他苏联与会者还有贝利亚、布尔加宁、马林科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他们比中国客人早15分钟进入史达林办公室，并在刘少奇一行离开后停留了15分钟。
1949年8月12日，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会议中，科瓦廖夫是参会者之一。苏联人大概是在评估刘少奇访苏的成果。两天后，刘少奇一行离开莫斯科，返回北京。
苏联档案清楚的表明，科瓦廖夫全程参与了会晤，并非常了解会晤内容。
二、高岗是否提出让东北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
师哲提到的苏联在战后将日本打造的所有工业设备拆除并运回苏联，引起了高岗私下的不满，应该是真实的。当时表示不满，指责苏联违反国际法和双边协议义务的除了中华民国政府，还有苏联的“儿子”中共，但因为中共不能公开批评苏联和史达林，因此只能引用某些“民主党派代表”的意见来掩饰自己的观点。
不过，在刘少奇与史达林会晤时，刘提交的报告中却对这些质疑苏联的人进行了批评，他的理由是：“关于苏联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它们是日本人的，苏联把它们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军事战利品，防止它们落入反动派手中，用它们来对付中国人民，这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而高岗也是这份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显然，他也不敢直接批评苏联和史达林。
据科瓦廖夫所说，高岗提议将中国东北的三个省变成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这“将保护满洲免受美国人的攻击，并将其变成一个更可靠的基地，继续向南进攻，最终击败蒋介石”。在他说完这个想法后，“……史达林站了起来，对坐在前排的高岗说：‘张作霖同志！’”显然，在场的所有人都对这样的话感到震惊，因为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依靠日本人成为“东北王”并最终被他们所害。
曾在东北任职，与高岗关系极好的张明全将军在1959年9月军委批评高岗的会议中提到：高岗曾三次前往苏联，其中一次与刘少奇同行。回国后，高岗散步大量言论，称史达林如何重视他，轻视刘少奇，史达林还说他是“东北的张作霖”。这进一步佐证了高岗的确给史达林提过将东三省并入苏联的建议。
三、东北悬挂史达林像，没有毛像
科瓦廖夫还告诉冈察洛夫一件事：“1949年9月，一个由香港百万富翁（其中有程嘉庚）组成的代表团来拜访毛，并请求允许去满洲旅行。毛同意了，旅行结束后，百万富翁们回来报告了他们的感想。他们普遍喜欢满洲，说那里有秩序，不像国民党控制的南方那样混乱。但他们还表示，满洲虽然有秩序，但那里的一切感觉不太像中国，而是像他们的邻居。最让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在东北没有看到毛泽东的肖像，只看到史达林的画像。毛听后勃然大怒，当天就召见高岗参加会议。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唯一的议题就是‘肖像问题’。”
的确，当时在东北所有机关、企业、建筑物外墙都挂着史达林的肖像，而毛的画像很难看到。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在1948年底，一批苏联记录片制片人来到东北奉天（即沈阳），对于中共上台后没有悬挂史达林画像表示失望。因此高岗下令制作肖像画，并在奉天和满洲其它城市的建筑物上悬挂。至于为何没有同时悬挂毛的画像，或许是因为高岗内心对毛有所不满。
科瓦廖夫说，中共政治局会议开到凌晨4点左右，随后高岗就来找他，并告诉他会议上发生的事情。在会议上，刘少奇第一个发言，严厉批评了高岗，并将高岗在莫斯科提出的让满洲成为第十七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与不悬挂毛像关联在一起。
随后，周恩来也批评高岗将满洲交给苏联的所为是“背叛”，他还建议将高岗从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中一并开除。自认为与周恩来是好朋友的高岗似乎很难过，因为他没想到周恩来会如此落井下石。而毛没有发表个人意见，只是投票赞成谴责“高岗路线”并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拆除史达林肖像的决议。
高岗离开后，科瓦廖夫无法再继续入睡，心情也很糟糕，遂紧急向莫斯科汇报。
不过，第二天，刘少奇等人专程来找科瓦廖夫，向他解释了肖像问题，称是因为质量不佳，所以才准备将史达林的画像移除，但苏联军事机构、苏中混合机构、中共党委和共青团委员会中的史达林肖像不会被移除。
让科瓦廖夫惊讶的是，第二天史达林在回电中，表示支持毛、刘，并谴责高岗。科瓦廖夫明白，这是史达林抛弃忠于自己的高岗了，因为在史达林看来，人只是政治游戏中的手段，他与毛的良好关系对自己来说更为重要。
科瓦廖夫拿着电报去找毛时，只读了电文的前半部分，没有读后边史达林谴责高岗的部分。但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史达林来电询问，科瓦廖夫只得再次将全文给毛看，毛感到非常高兴。
另据苏联解密档案记述：“1949年10月11日，史达林通知科瓦廖夫：在陈列列宁、史达林肖像的问题上，高岗同志是错误的，而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则无疑是正确的。……关于中国的民主党派问题和需要考虑领导人的问题，高岗同志也是错误的，而周恩来、刘少奇同志无疑是正确的。……史达林强调，总的来说，我必须说，中国的列宁和史达林的肖像越少越好。”
苏联解密档案中也有科瓦廖夫就上述问题致史达林的电报内容，其中提到毛说“现在还不是广泛悬挂列宁、史达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它们的广泛使用是反动分子用来对付我们的”。但档案中没有提到政治局会议，也没有提到威胁要把高岗赶出中共中央的内容。
冈察洛夫个人认为东北确实出现了肖像悬挂问题，但他很难想像一个苏联代表为何敢不完全执行史达林的指示，而且他觉得科瓦廖夫在采访中夸大了中共对高岗的批评，或许这是他受到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宣传影响，试图将高岗描绘成由于与苏联关系密切而被“毛派”摧毁的“健康力量”的领导人之一。
毛访苏史达林出卖高岗
1949年12月，掌握政权后的毛第一次访问苏联。科瓦廖夫在采访中告诉冈察洛夫：“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给了高岗最后的致命打击。在访问的前一天，我为史达林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并在火车上完成。在报告中，我比较了毛等人在内外政策上的行动与史达林的建议。我对中共领导人（注：指刘少奇、薄一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1950年2月，在毛从莫斯科回北京之前，科瓦廖夫得知史达林将自己写的报告和其它密件交给了毛，其中也包括对中共中央的批评内容。此外，史达林还亲自将有关高岗的文件交给了毛。后来苏共另外一个领导人米高扬也证实确有其事。
科瓦廖夫在1967年7月接受冈察洛夫采访时，依然无法理解为何史达林要如此出卖高岗，而这也是高岗后来遭到迫害的原因之一。而据师哲的回忆，史达林将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毛，是为了加强相互的信任，因为毛对身为铁路专家的科瓦廖夫并不满意。而毛对该报告持否定态度，并怀疑该文件的材料是中共领导层“某人”提供的，而这个“某人”大概率是高岗。
冈察洛夫认为，高岗是科瓦廖夫的消息来源，毛也知道高岗至少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访问莫斯科以来一直在向苏联方面提供机密材料，毛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公开支持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的批评，任命高岗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务。只是当高岗危及自己的地位时，毛才决定对高岗出手。
1952年，高岗对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势力十分不满，因此决意“拉拢”一些人与之对抗，高岗企图“拉拢”的人中就有邓小平。而邓选择向毛告密。1953年12月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指名的提出党内存在小组织活动的警告，次年2月7日在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由刘少奇做了“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报告，不点名批评了高、饶。此时的高、饶已然失去自由，连列席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了。
1954年高岗被批后，两度自杀并最终结束了生命。
另据2015年出版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作者、俄罗斯历史学者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透露，刘少奇和高岗生前曾向史达林递送情报，其后高岗被史达林出卖给了毛。而毛本人也曾向史达林传送过重要情报，并因此得到了100万美元的拨款。在潘佐夫看来，毛是20世纪“最血腥的专制者之一”。
中共篡政初期又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被揭开，正如潘佐夫所言：“只要共产国际受莫斯科控制，他们都是莫斯科的特务，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莫斯科在中国的代理人。”的确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