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程度不高，却十分讨厌知识份子。（网络图片）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特别是大知识份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份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份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对知识份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份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泽东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
毛泽东对记者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毛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份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对知识份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毛泽东利用反右迫害知识份子与文化精英。（网络图片）
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 ，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份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