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原公安部长李震离奇死亡。（网络图片）
1973年10月22日，时任公安部长李震，被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室的热力管道上。他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上衣口袋里有几十片安眠药，地上还撒了若干片。
这非常奇怪：要上吊自杀，至少要找个能伸直腿的地方，李震为什么会跪在地上？而且，他既然有这么多安眠药，为什么不一口气服用求死，还要搞得这么复杂，服用一部分，口袋留一部分，地上撒一部分，再上吊？
除了现场诡异，李震似乎也没有明显的自杀动机。就在两个月前，1973年8月，他在中共十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并继续担任公安部长；就在死的当天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秘书给李震打过电话。据周的秘书讲，李震在电话里谈笑风生。一个谈笑风生的人，一转眼就自杀了？
所以，从常识判断、从现场情况看，这很可能是他杀后伪造的“自杀”场景。
周恩来等认为是“他杀”
周恩来得知李震死亡的消息后说：“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
当时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说：“公安部长李震死了，百分之九十九是被阶级敌人谋杀的。公安部长被杀，古今中外罕见。”
原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妻子、时任卫生部长刘湘屏也认为，李震死于“他人谋杀”。周恩来责成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直接领导查案工作。之后，破案组一直按“他杀”进行调查。
李震死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指示对李震的秘书郑爱萍实行“隔离审查”，并写了关于郑爱萍十几个疑点的字条，指示破案组要发动群众，“至少要动员千人以上来揭发，要放几把火”。
周恩来还指示破案组组织七八十人查、批郑爱萍。在查、批过程中，郑爱萍提出李震是自杀的11点理由。周恩来得知后，又指示破案组，除了查破对他的疑点外，还要批驳他提出的李震自杀的理由、找出他的目的。
1973年10月27日，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李部长被害了。”此后，公安部草木皆兵，关起门来整顿，一路追查到底是谁杀了李震。
毛泽东暗示是“自杀”
1973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李震可能死于他杀的汇报后，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他列举了明朝皇宫发生的三大疑案，拿出《明史通俗演义》送给周恩来，让他转交华国锋等，读第80回到第82回。
其实，毛泽东说的“为什么要杀人呢”是个暗示，实际上意思是：“为什么是他杀呢？”
有了这个“最高指示”，周恩来的态度变了，华国锋的态度变了，公安部核心小组和破案组的态度也变了。破案组立即将办案方向，由“他杀”转向“自杀”。到1974年1月，破案组将“他杀”的证据一一排除，最后得出结论：李震是“自杀”的。
毛发话前，从周恩来到华国锋等，都认为李震是“他杀”，现在改说“自杀”，怎么跟已关门揭、批、查两个月的公安部各级领导交代呢？
公安部核心小组经研究决定：对李震的死因，分两步向下传达，先讲存在他杀和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
“捉”与“放”
关于李震之死，还有两出精彩的戏：一是抓于桑、刘复之；二是放于桑、刘复之。
李震死后，周恩来责成华国锋领导查办案件。最初，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刘复之参与了破案。
于桑等人经过三天的调查，得出结论：李震是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上吊自杀的。
1973年10月26日，周恩来率中共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于桑、刘复之刚一进去，就被中央警卫局的军人抓走，说是对他们进行“保护审查”。
周恩来在会上说，李震“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中共建政）以来是没有的”。
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回忆说：“这次会后，在我思想上有这样的感觉，党中央、周总理已掌握李震被害材料，李部长被害可能是于、刘支持的。”
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后，关在“交通干校”。等毛泽东发话、破案组得出李震死于“自杀”的结论后，这两人就都被放了，官复原职。很明显，李震由“他杀”变“自杀”，关键是毛作出了指示。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害怕被暗杀？
李震之死，与毛泽东有关吗？具体的关系，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很少，这个黑幕还有待进一步揭开。但是，说到毛与公安部长、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长、副局长的关系，可谓重大。
“文革”爆发后，毛因疑心公安部官员、北京市公安局官员可能参与搞政变，担心他们搞暗杀害他的性命，将“文革”前的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几乎是一锅端了。对毛忠心耿耿的公安部第一任部长罗瑞卿，被整到跳楼自杀的地步。
罗摔断了腿没有死成，毛还是不放过他，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的事还没有完。”“罗向中央要挟没有用，（批罗的）会议继续开。”之后，罗瑞卿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受尽肉体和精神折磨。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和一批正、副局长，都被关进监狱。徐子荣被活活折磨致死，公安部许多官员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北京市公安局前局长冯基平；北京市公安局长邢相生，副局长吕展、闵步瀛、阎塘、张烈、李一平、张锋、焦昆；“文革”爆发后从公安部派到北京市公安局任局长的李钊等，全都被逮捕入狱，被整得死去活来。
这些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官员，“文革”结束后都平反了。这说明，毛对他们的疑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但是，毛就疑心他们了，打倒他们了，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以，毛疑心李震对他不忠，存心置李震于死地，也完全有可能。否则，旁人一看就认为李震是他杀的，为什么毛就看不出来呢？
悲剧还将重演
李震在文革中“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最后竟因为毛的一句话，他被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宣布是“畏罪自杀”，实在是可悲、可叹。
其实，回顾百年中共史，中共就是一部在“斗争哲学”支配下的绞肉机。今天，你得势了，可能整别人；明天，别人得势了，又会来整你。就这样，你整我，我整你，内斗不息、恶性循环，怨怨相报走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