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曾亲手给荣高棠扣上叛徒帽子。（网络图片）
在中国体育界，提到荣高棠的名字，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曾经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协助贺龙工作，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尤其是乒乓球运动。2006年去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共效力，并获得国际赞誉的体坛名人，却依旧没有躲过文革的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而将“叛徒”的帽子扣在他头上的正是他的孩子称为“大乐爸”的中共前总理周恩来。
透露这一信息的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根据1980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直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简报，张在发言中称对周恩来“不能神化”，“他也作了许多违心的事”，他最熟悉的钱瑛、荣高棠，钱的拘捕是周批示的，荣的叛徒帽子也是周给戴上的。周为何要给荣戴上这顶帽子？
周家与荣家的关系
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荣高棠，1936年加入中共，主要负责向青年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左翼青年反抗国民政府的运动。1941年6月，荣高棠从川康特委调到南方局工作，住在重庆红岩村，而对门住的正是周恩来、邓颖超。
根据荣的回忆文章，当时，荣高棠和妻子管平的第一个儿子还不到一岁，没有孩子的邓颖超“几乎天天过来看他、抱他、逗他玩，十分疼爱”，而孩子也是一逗就乐呵呵地笑。当邓颖超知道孩子还没有起名字，就说就叫“小乐天”吧！而她自称是“大乐天”。除了邓颖超，周恩来闲暇时也常过来抱抱孩子。
曾经有一张邓颖超抱着小乐天的照片，旁边是自称“赛乐天”的周恩来的打油诗：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
1941年底，荣家又添了一个女儿，邓颖超说就叫“乐天妹吧”，后来女孩的名字就叫“乐妹”。因为孩子的缘故，两家来往的更频繁了。1945年底，荣高棠奉调离开了南方局，但仍与邓颖超保持着联系，荣的孩子始终称邓颖超为“大乐妈”，称周恩来为“大乐爸”。其中的往来应该可以想见，而在交往中，周恩来不难知晓荣高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荣高棠被打倒
1949年10月，中共窃取政权后，擅长滑冰、打乒乓球的荣高棠被任命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负责中共对体育界的领导。1952年率团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15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同年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1954年任副主任，实际负责国家体委工作，而跟随毛进行暴力革命的贺龙时任体委主任。
按照中共媒体文革后的报导，荣高棠在任体委副主任期间，“与教练员、运动员打成一片，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训练、比赛中去，在全队树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团结拚搏，奋斗不懈的风范，成为体育队伍的优良传统。”与之相对照且非常讽刺的是，中共在文革期间对其的定性。
1966年，毛旨在清除刘少奇、邓小平等“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文革爆发后，贺龙也遭到了毛的猜忌，原因是其与刘、邓、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而且拒绝批刘、邓。另外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锈蚀，无法使用了。
大概是为打倒贺龙做铺垫，在体委作为其副手的荣高棠率先成为了靶子，被打成了“反革命”。根据1966年12月乒乓班《赤心》战斗小组写的“揭批”文章，荣高棠主抓的乒乓球队有如下罪状：
一、不吃窝窝头，不吃肥肉。二、比赛时吃补药（蜂皇精、人参精等）。三、困难时期走后门神通广大，买电视机、自行车、香烟，应有尽有。四、热衷于结交“社会名流：名演员、歌唱家、作家等”。五、看戏要坐好位，没车送不去。六、看病要名医（有的专门去鞍钢温泉治疗）。七、劳动时，画饼充饥，举行象征性“精神会餐”。八、劳动回来，当天就去吃烤鸭。九、用国家乒乓队头衔，去信上海服装店，特定做衣服。十、在国内、外出比赛坐飞机。十一、出国坐飞机怕死，有的人竟留遗书。十二、出国还有挑地方的，去亚洲怕苦，去非洲怕热，最喜欢去日本、德国等“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十三、不愿下基层表演。
文章称，这些材料只是“乒乓球球队的内幕，才掀起一角。这些材料，和荣高棠十几年来在全国体育界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相比，还只是沧海一粟。”“乒乓球队是荣高棠引以为荣的一面‘红旗’，红旗尚且如此，那末其他的体育单位和运动队，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另有北京体院运动系《红旗公社》乒乓造反大队和中国人民无线电俱乐部《长征》小分队的批判文章，称荣高棠是“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表面是人，暗中是鬼”。
周恩来等人的落井下石
或许已经意识到了毛发动文革的真正意图，为了自保，撇清自己与荣高棠的关系，周恩来、陈毅、贺龙等于1966年12月24日召开的“全国体育界斗争荣高棠大会”上分别发言。
周恩来在讲话中先是称赞大会开得好，然后检讨自己被荣的公开表现蒙蔽了双眼，“不能看得深、看得透”，“不晓得成绩的后头，却潜伏着这样深的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根子”；随后又吹捧了毛和林彪，并将矛头指向荣高棠的问题，说他“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一点共产党员的味儿也没有”，“滑头滑脑”，是“两面派”，“他是彭真型的人！不仅是在表面的形式上，在灵魂深处，而且在历史上，我们现在正在审查彭真入狱经过的那一段历史。同样的，荣高棠也有这样的经过，也值得审查。”云云。
贺龙在讲话中则称拥护周恩来的讲话，说自己并不知道荣高棠的问题，因为他“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粗的”，他随后大赞毛发动的文革，称大家对荣“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罪恶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形势好得很！”并指荣“欺上瞒下，阳奉阴违，投机取巧，把持国内权威，搞宗派活动，大搞物质刺激，锦标主义，贩卖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随后进行了自我检讨。
有周恩来、贺龙等人的紧跟毛意，落井下石，荣高棠文革中的命运可想而知。他不仅被关押8年，还流放4年，备受虐待折磨。而原本对文革有牴触情绪的体育界人士，在周恩来等人的表态后，也被迫“转弯子”，纷纷“幡然悔悟”，决心“站到毛革命路线一边”。
批荣引向批贺龙
1967年初，前世界冠军庄则栋贴出《我造反了》的大字报，检查了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和蒙蔽，“保荣高棠”的错误，决心回到毛的革命路线上来。乒乓球冠军徐寅生也做了同样的表态。
同年6月6日，江苏省体育战线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在南京召开了“控诉斗争荣高棠大会”，前世界冠军林慧卿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控诉”发言。
6月10日，江苏省体育战线联合会主办的《体育战线》报第十期发表了徐寅生在批判荣高棠大会上控诉贺龙、荣高棠这个“贺荣修集团”的长篇发言和沉痛检讨。
9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都体育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号召：不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刘、邓、陶，以及贺龙、荣高棠。这就是大方向。
在毛、周的号召和部署下，体育界造反派迅速行动起来抓“大方向”，批判贺龙、荣高棠等人。
1968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针对一个专业系统发出这样严厉的《命令》，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是少有的。在国际体育史上当然更是史无前例。后来有文章称“五一二命令”的发布使这个月成为“体育系统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
显然，贺龙向毛的表忠并没有让他摆脱厄运，贺龙最终还是被打倒，而且他也被所信任的周恩来所出卖。1968年2月起，贺龙成为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被打倒的第五个人物。1969年1月，贺龙在被监视居住中惨死。
荣高棠的痛苦与中国体育界的灾难
在荣高棠被关押和被折磨期间，其最大的悲哀是他的长子荣乐天的离世。据其书中回忆，1972年，荣乐天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口中吐血，危在旦夕。自觉时日不多的他急切地想见父亲一面。因荣高棠还在被关押，其妻子管平就讬人找到了邓颖超，最终荣高棠被特批见儿子一面。
当荣高棠来到病床前，儿子已处于弥留之际，见到父亲，几乎已说不出话，只是泪流满面，艰难而急促地喘息。最终父子阴阳两隔。儿子刚一咽气，荣高棠又被送回了关押地，他“久久地沉浸在悲哀中”。而他在文革被“平反”后却依然表明相信中共，只能说是另一种悲哀。
在荣高棠、贺龙被打倒后，中国体育界先后有多人自杀。中国乒乓球第一个全国冠军、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北京乒乓球队总教练姜永宁，中国乒乓球第一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女队教练容国团，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傅其芳等，均不堪迫害自杀。
周冷酷无情并非个案
如果有人以为周恩来在荣高棠、贺龙被打倒之事上只是不得已，只是个案，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真实的周恩来为了自保，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卖任何人”，无论是他的战友、同事，还是他的“干女儿”、警卫，乃至至亲，这其中有刘少奇、彭真、朱德、孙维世、自己的弟弟周同宇、贴身警卫长成元功等。
曾是胡耀邦助手的阮铭在1994年发表的《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就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而这正是周为人究竟如何的明证。至于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护的，并非周有什么善心。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也透露，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实际掌握中央专案组工作的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高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口气极严厉的批语。
高文谦表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本人又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与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关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
还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不少人的假面目。说到底，周恩来也不过是毛手中的一根打人的棍子，决定其的不是人性而是党性。
